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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如此巧合!蘇聯的悲劇在大陸重演了

前蘇聯歷史上發生的大饑荒同中國的大饑荒一樣,完全是由統治者製造的人禍。中共自建政以來,把前蘇聯已經經歷過的種種災難又從頭至尾地演習了一遍:人身安全沒有法律保障,官僚體系黑箱作業,自上而下的官場腐敗,視自由言論為彌天大罪,為掩蓋罪惡而歌功頌德,為剷除異己搞跟蹤、逮捕和暗殺,直至製造大量冤獄、大屠殺和大饑荒。

1933年卡爾可夫的路人從餓殍前經過。(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打開前蘇聯塵封的歷史,你會驚奇地發現,自1949年中共奪得政權以來,中國公民所受過的一切苦難,前蘇聯公民蓋莫能外地也一一都承受過了。歷史竟會是如此地巧合,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共自建政以來,把前蘇聯已經經歷過的種種災難又從頭至尾地演習了一遍:人身安全沒有法律保障,官僚體系黑箱作業,自上而下的官場腐敗,視自由言論為彌天大罪,為掩蓋罪惡而歌功頌德,為剷除異己搞跟蹤、逮捕和暗殺,直至製造大量冤獄、大屠殺和大饑荒。

根據近些年來解密的前蘇聯檔案我們知道,前蘇聯歷史上發生的大饑荒同中國的大饑荒一樣,完全是由統治者製造的人禍,如果不是由於統治者的殘暴、冷酷、權欲、自私和愚蠢,大饑荒是不會發生的,就是發生,也會將餓死的人數減少到最低限度。

前蘇聯的大饑荒發生在1932年至1933年間,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在前蘇聯的“一五”期間,斯大林強制推行農村集體化運動,“將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斯大林語)。當時被當作集體化的敵人消滅的不僅是富農,還有那些反對集體化的農民,甚至貧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禮拜的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對那些不願意搞集體化的農民戶主實行大逮捕,後來這些都被槍決了。到了1930年初,國家強行把幾千戶“富農家庭”裝上運送牲口的平台火車,拉到荒無人煙的西伯利亞地帶,任憑他們死活。為完成這次一千多萬人的大遷移,國家專門招募了兩萬五千多名年輕的黨員,經過兩周的培訓,組成“二萬五千人大隊”。這支大隊專門負責遷移“富農”和組建集體農莊。大隊的成員殘忍、冷酷而又幹勁十足,把被他們管理的農民當成“製造反革命陰謀、意在阻撓社會主義勝利的階級敵人”,他們毫不懷疑自己工作的正義性,“用機槍圍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群農民開槍”,認為自己“是看不見的戰線上的戰士……是在同富農和破壞分子戰鬥”。

1930年的3月初,“二萬五千人大隊”把一半以上的農民趕進了集體農莊,他們把村子搞得一片混亂,民不聊生,民憤越積越大,四處潛伏著反抗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只好下令停止集體化行動,他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假惺惺地指責工作人員沒有實行“自願”的原則。在此之後,集體農莊減少了一多半,但是在莊家順利收割之後,集體化運動就又一刻不停地開始了。

集體化的低效率、急劇擴大的餘糧收集、乾旱以及1932年的欠收,造成了前蘇聯可怕的大饑荒。這次饑荒就是在整個歐洲史上也是空前的,1932年至1933年間,有七百萬人死於饑荒,按人口的比例算,這已經相當於中國大饑荒的規模了。一位前蘇聯的官員後來對饑荒的慘景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們在飢餓中死去。我看到婦女和孩子們肚子浮腫,皮膚髮青,儘管目光已失神無彩,但他們還沒有咽氣。到處是屍體、屍體,裹著破羊皮的死屍,腳上是骯髒的毯子,農舍里的死屍,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屍……”。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中,斯大林政權對空前的災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33年饑荒時期,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執行了兩項重要任務。首先他們將飢餓中的烏克蘭人同外界隔絕起來,不讓往災區運送糧食,而烏克蘭人也不準離開住地。所有的火車被克格勃佔據著,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被趕下火車,甚至一些烏克蘭的國家幹部也未能倖免。人吃人的現象到處發生著,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於刑法中沒有人吃人的懲罰條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與此同時,克格勃還在執行著第二個任務,嚴密封鎖有關饑荒的消息,讓饑荒中的人們在密不透風的環境中死去。

嚴格說來,如此驚天動地的大饑荒要想把它掩飾起來,使外界一無所知,幾乎是不可能的。透過層層鐵幕,人們還是隱隱約約地知道了一點大饑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現了關於蘇聯發生大饑荒的報導。斯大林政權為了掩蓋罪惡,就精心安排外國政要和一些記者參觀訪問。消費品官方接待,宴會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一些“波將金的村莊”在外國人還沒到之前就已經安排的非常妥貼了,被欺騙的西方人就出來為斯大林政權說話。

曾兩任法國總理的愛德華・赫里歐在烏克蘭度過了五天後,駁斥了“資產階級刊物關於蘇聯發生了饑荒,提高工作時間的謊言”。另一個西方人貝爾納爾・索伊說:“我在俄羅斯沒有看到一個吃不飽的人,不管是老是少。”他故作幽默,歪著脖子不住地發出質問“莫非他們是被什麼填起來的?莫非他們圓滾的臉頰是用橡膠從裡面給填起來的?”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約爾特・杜蘭金還因為“對俄羅斯公正、坦誠的報導”而得到了“普利策”獎金。他甚至下結論說:“如今所有關於俄羅斯饑荒的報告若非誇張就是惡意宣傳。”英國阿特里斯・悉德尼・維伯在1932年至1933年訪問了蘇聯之後,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個別地區“從事破壞的居民”造成了農作物的“欠收”,他還責備農民把穀子從穗上搓下來,或把整個谷穗佔為已有。

斯大林是個極為殘暴的統治者,他正像毛澤東說的“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刀上沾滿著蘇聯公民的鮮血,而那些西方的政客和記者們卻去擦他刀頭上的血跡,幫他掩飾罪惡。

斯大林政權掩飾罪惡的另一個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災難的責任全部推給“垂死階級殘餘分子”和國外的反蘇勢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餓死的日子裡,克格勃夜以繼日地揭露“階級敵人”和“反革命陰謀分子”的破壞事件。被他們揭露出來的階級敵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獸醫;有被指控集體謊報氣象預報的工作人員;有被懷疑破壞了拖拉機並往種子里摻草籽的人員;還有沒完成任務的集體農莊主席。烏共中央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科肖爾甚至宣布說,在國家許多機關部門“發現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克格勃接二連三地揭露出農村的破壞陰謀,為斯大林所認定的“陰謀無所不在”的理論提供了肥料,使其越發肆虐的瘋長氾濫。一個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官員堅持說,那些沒被驅逐凈的富農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組織了“對糧食供應和播種工作的破壞活動”。作家米哈伊爾・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抱怨說,頓河地區“集體農莊經濟遭受了巨大損失。”斯大林則回答說:“親愛的肖洛霍夫先生,貴區那些尊敬的農民企圖破壞對城市和紅軍的糧食供應。這種破壞行動是暗中的,表面上並不顯著,但它並不能改變如下事實:尊敬的農民們實際上在進行一場反蘇維埃政權的飢餓戰爭……”把農民的飢餓說成是反蘇維埃的戰爭,這樣的話也只有殘暴和冷酷的斯大林才能說得出來。

斯大林政權就是這樣為開脫自己的罪行不擇手段地尋找替罪羊。但是,不管怎麼說,斯大林畢竟不能以一言而掩天下人之耳目,在斯大林政權內部,從上到下都有一些良知尚存的官員和工作人員對他的倒行逆施提出置疑和批評。1932年秋季,出現一封有十七個人簽名的信在中央委員中傳閱。這個名為“留金行動綱領”的信的內容,直到前蘇聯解體後才公諸於世。信里對斯大林以及當時的一些不法行為進行了毫不掩飾的抨擊。信中說斯大林是“在復仇心理和權欲驅使下將革命引到崖邊的喪門星。”“繼續容忍斯大林的桎梏、他的專橫、他對黨和勞動群體的鄙視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恥辱。”

在1933年1月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鑒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斯大林強調階級鬥爭:“我們應該記住,隨著蘇維埃國家的強大,來自那些垂死階級殘餘分子的反抗也在增大。”他把所有的經濟問題和由他一手造成的大饑荒一股腦地都推給“垂死階級”的代表,並危言聳聽地說他們“甚至鑽入了黨內”組織破壞。他的話立刻遭到了反對,中央委員會書記波留舍夫憤怒地說:“我們總是喊叫富農、敵對分子、舊官史、彼得留拉(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和其它諸如此類的傢伙,在破壞莊家收割,或是在徵收糧食中搗鬼,這樣是改變不了現狀的。”

在一片反對聲中,斯大林不得不作了敷皮潦草的自我批評,他說:“我們錯了。”把由於他的獨裁造成的罪行推給了“我們”去承擔。就是這樣的自我批評,還被作為“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的範例,登在了黨報雜誌上。

縱觀發生在前蘇聯歷史上的這次大饑荒,前後經歷了由強行推行集體化而造成大饑荒,人為地阻隔災區人與外界聯繫而加重災難,製造假象欺騙世人掩蓋罪惡,把一切罪行都推到“階級敵人”和“反蘇勢力”頭上,最後作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這樣一個過程。事過將近三十年,在中國歷史上也暴發了比這次饑荒規模更大的饑荒,其發生、發展的整個過程同前蘇聯的那次驚人相似,如出一轍。這真是應了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上個世紀60年代發生在中國的大饑荒到現在又過去了四十多年,中國也早已由“河西”變成了“河東”。據說,上個世紀90年代北朝鮮也發生了大饑荒,從九五年開春一直到九九年,餓死了三百萬。他們成了現在的“河西”。看來,大饑荒成了共產主義治下的人們擺脫不掉的宿命。

極權統治下的弱勢群體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們唯一指望的是統治者能從歷史中接受教訓,所以不斷地向當政者重複著“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但遺憾的是,一百多年來,共產主義的統治者似乎沒有一個從歷史中吸取管理國家的經驗教訓,他們對歷史的學習正像黑格爾說的:“我們從歷史學到的只是:人類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據傳胡錦濤在內部的一個講話中說,在意識形態方面要向朝鮮和古巴學習,聽了叫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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