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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追殺托派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二部分 革命、內戰和恐怖(14)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儘管斯大林此時除掉了他最重要的對手,但對托派的追捕仍繼續進行。法國的例子反映出激進的共產黨人對小型托派組織的反射式反應(reflexive response)。在法國被佔領期間,一些托派成員很可能被共產黨人告發給法國和德國警方。

在維希的監獄和集中營里,托派成員被系統性地與其餘人分開。在多爾多涅省(Dordogne)的農特龍(Nontron),傑拉德.布洛赫(Gérard Bloch)被作家讓—理查德‧布洛赫(Jean-Richard Bloch)之子米歇爾‧布洛赫(Michel Bloch)領導的共產黨人集團排斥。後來被監禁在愛麗舍(Elysee)監獄時,傑拉德‧布洛赫被一位天主教教師警告說,監獄的共產黨人集團已決定夜間以勒死的方式處決他。

在這種盲目仇恨的背景下,包括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彼得羅.特萊索(Pietro Tresso)在內的4名托派成員,從上盧瓦爾省(Haute-Loire)法蘭西自由射手游擊隊(Franc-Tireurs et Partisans, FTP)的“沃德利”(Wodli)馬基(maquis,譯者註:二戰時法國反納粹游擊隊)中消失,更凸顯其重要。FTP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組織,共產黨人主導的民族陣線就通過它來運作。1943年10月1日與共產黨同事們逃離勒皮昂韋萊(Puy-en-Velay)的監獄後,5名托派激進分子被共產黨的馬基所“俘虜”。其中一人──阿爾伯特.德梅齊埃(Albert Demazière),不知何故設法脫離他的同伴。他是唯一的倖存者:在一場荒唐的審判後,特萊索、皮埃爾‧薩利尼(Pierre Salini)、讓.勒布爾(Jean Reboul)和亞伯拉罕‧薩德克(Abraham Sadek)於10月底遭處決。證人和涉案人(仍活著的)報告稱,這些激進分子當時一直在密謀給集中營的供水下毒。這種近乎粗鄙的辯解有點反猶主義意味,針對的是托洛茨基和其中至少一名囚犯亞伯拉罕.薩德克。在蘇聯,也曾針對托洛茨基的兒子謝爾蓋提出類似指控。共產主義運動表明,它也有能力實施最赤裸裸的反猶主義。在被殺之前,這4名托派成員被拍了照,可能是為了事後法國共產黨總部能夠確認其身份。他們也被迫寫下自己生活的總結。

即使在集中營里,共產黨人也企圖利用那裡存在的等級制度,來消滅他們最強勁的對手。國際主義工人黨(Internationalist Workers’Party)布列塔尼(Breton,譯者註:位於法國)地區分部的領導人馬塞爾‧博弗雷爾(Marcel Beaufrère)於1943年10月被捕,1944年1月被驅逐到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譯者註:集中營名,位於德國)。監區長(他本人就是共產黨員)懷疑他是一名托派成員。在博弗雷爾到達10天後,一位朋友告訴他,39監區(他的監區)的共產黨基層組織已判他死刑,正把他當作實驗對象送去注射斑疹傷寒。憑藉德國激進分子的介入,博弗雷爾在最後一刻獲救。共產黨人經常使用集中營系統來除掉他們的政治敵人,故意將其送到最苛刻的區域,儘管他們自己也是同樣的蓋世太保官員、同樣的黨衛軍部門的受害者。據魯道夫.普拉格(Rodolphe Prager)說,被驅逐到布痕瓦爾德的馬塞爾.希克(Marcel Hic)和羅蘭.菲利亞特(Roland Filiâtre),“經營地內擁有高級行政職權的德共幹部同意”,被送到可怕的朵拉(Dora)集中營。希剋死在那裡;菲利亞特1948年在又一次謀殺企圖中倖存了下來。

1944年9月11日,來自“階級戰爭”(Class War)組織的巴黎年輕工人馬蒂厄‧布赫霍爾茨(Mathieu Buchholz)失蹤了。1947年5月,他的組織聲稱這是斯大林主義者所為。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希臘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希臘共產黨(KKE)的一名書記彭迪利斯.波里歐波洛斯(Pandelis Poliopolos)就在戰前加入了這場運動。他後來遭義大利人射殺。在戰爭期間,托派成員共同支持民族解放陣線(EAM)的事業。EAM於1941年6月由共產黨人創立。希臘人民解放軍(ELAS)領導人阿瑞斯.韋洛契奧特斯(Ares Velouchiotes)下令殺死約20名托派領導人。解放之後,對托派的迫害繼續進行,許多人受到嚴刑拷打,被逼供出其同事的名字。1946年,在提交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瓦西里斯‧巴爾齊奧塔斯(Vasilis Bartziotas)指出,有600名托派成員被OPLA(保護人民鬥爭組織)處決。該數字可能還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見的社會主義者。太古馬克思主義者(Archeo-Marxists),即1924年與KKE決裂的激進分子,也遭到迫害和暗殺。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人也不例外。1941年統一後,團結在阿納斯塔斯特‧盧拉(Anastaste Lula)周圍的左翼團體中出現了分歧,主要是在托派與由南斯拉夫人推出的正統黨派領導人(恩維爾.霍查﹝Enver Hoxha﹞、穆罕默德.謝胡﹝Mehmet Shehu﹞)之間。1943年,盧拉被就地處決。另一位受歡迎的托派領導人薩迪克.普雷姆塔伊(Sadik Premtaj)在逃過多起暗殺企圖後,成功抵達法國。但1951年5月,他成為另一次暗殺圖謀的犧牲品。這次是由前國際縱隊成員、在巴黎的阿爾巴尼亞特工傑馬爾‧沙米(Djemal Chami)所實施。

在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最早領導人之一陳獨秀(Chen Duxiu)的領導下,一場處於萌芽期的運動在1928年已然成形。1935年,它依然只有幾百名成員。在抗日戰爭中,其中一些人設法滲透到共產黨武裝部隊人民解放軍的第8軍。毛澤東將他們處死,並肅清了他們的營。內戰結束時,他們被系統地追捕並殺害。其中許多人的命運仍然未知。

有一段時間,印度支那(Indochina)的情況則大為不同。從1933年起,“戰鬥”(Tranh Dau)組織的托派成員與共產黨人建立了共同陣線。托派在該半島南部影響力最大。1937年,雅克‧杜克洛下了一道指令,禁止印度支那共產黨與“戰鬥”組織的激進分子合作。在與日本人衝突後的幾個月里,另一個托派分支──國際共產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佔了上風,令共產黨領導人不安。1945年9月,當英國軍隊到達時,國際共產主義聯盟令越盟(Viet Minh,譯者註:全稱越南獨立同盟會)為他們預備的和平歡迎泡湯。9月14日,越盟對托派幹部發起了大規模行動。他們中多數人在被捉住後不久即被處決。在稻田中與英法軍隊作戰後,他們被越盟軍隊擊潰。在這次行動的第二部分,越盟轉而反對“戰鬥”組織。他們被囚禁在邊水(Ben Sue),隨著法軍的逼近也遭處決。1946年2月,該運動的領導人謝秋收(Ta Tu Thau)被處決。胡志明自己寫道,所有的托派分子都是“最低級的叛徒和特務”。

在捷克斯洛伐克,扎維斯.卡蘭德拉(Zavis Kalandra)的命運典型地代表了他所有同伴的命運。1936年,由於寫了一份譴責莫斯科審判的傳單,卡蘭德拉被開除出捷克共產黨。後來他參加了抵抗運動,被德國人驅逐到奧拉寧堡(Oranienburg)。他於1949年11月被捕,被指控陰謀反對該共和國,並遭受酷刑。對他的審判始於1950年6月;他作了“徹底坦白”,並於6月8日被判死刑。在6月14日的《戰鬥》(Combat)雜誌中,安德烈.布勒東(AndréBreton,譯者註:1896年—1966年,法國作家及詩人)要求保爾.艾呂雅(Paul Eluard,譯者註:1895年—1952年,法國詩人)為卡蘭德拉出面。兩人自戰前就認識他。艾呂雅回答說:“我忙於為申辯自己無辜的無辜者擔憂,顧不上為已經認罪的有罪者擔憂。”6月27日,卡蘭德拉與3名同伴一起被處決。#(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礪真、言純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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