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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凱文:文革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政治運動?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論述十年文革中發生的三次最主要的高層權力鬥爭,即毛澤東針對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的鬥爭的過程,闡述了毛式文革的實質。十年文革中惟有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鬥爭是毛髮動文革運動的最主要的目的,即清除毛心目中的所謂“右派”、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毛澤東對林彪和鄧小平的鬥爭僅僅是文革發展到一定階段所產生的“副產品”,是毛澤東最初始料未及的。毛澤東為了維護其極左路線,必須不斷清洗黨內的異議力量,確保毛的生前和死後中共能繼續其極左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毛氏文革不過就是打著反修防修的幌子,以烏托邦理想為號召,實行的一系列清洗黨內異議同僚的政治鬥爭,文革運動實為毛澤東發動的一場反人性反人類的政治內亂。

關鍵詞:

文革、毛澤東、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四人幫”

按照一般性對文革過程的分析,所謂十年文革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表現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鬥爭,大致從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播發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徹底打倒劉少奇。第二階段則表現為毛澤東對林彪的鬥爭,大致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以及日後連帶的批林整風運動。第三階段則為毛澤東扶植“四人幫”以及毛對鄧小平的鬥爭,大致從中共十大到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及隨後不久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粉碎。每個階段的情況都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論。然而,對每個階段的黨內鬥爭做具體分析,則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毛澤東的文革運動,從而對文革的性質有比較準確的把握。

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五一六通知》和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中共發動文革的兩個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在論及文革運動所要達到的目的如是說:“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中共中央發出的這兩份文件最核心的含義是:中共黨內高層存在著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或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文革的目的就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如果世人認為中共官方的說辭不過就是中共在歷次政治鬥爭中所慣用的手段,是毛澤東為了鬥倒自己的對手給對方戴的一頂政治大帽子,那麼我們不妨再看一下毛澤東私下裡給自己的夫人江青的信是如何解釋這場政治鬥爭的。就在中共中央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前的一個月,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給江青寫了封“私信”,在這封信中毛披露了他發動文革的心機。毛澤東說:“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在毛澤東眼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名副其實的右派,是毛澤東要堅決打倒的對象,惟一次鬥爭很可能未盡全功,所以每隔七八年就要重複一次,不斷清除黨內外形形色色的右派,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在輿論宣傳方面,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鬥爭當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清除黨內右派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要上綱上線到理論的高度。林彪在1966年9月5日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的講話中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將這一鬥爭概括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1967年第2期《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則更進一步闡述了毛澤東的奪權理念:“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為了持續加深毛澤東的這種階級鬥爭論斷,1967年5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這個社論實際上重複了毛澤東給江青信里所闡述的觀點,即文革這類形式的革命在將來還要進行很多次。

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時間進程,毛澤東最初的想法是三年左右。毛澤東在1967年7月13日召集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和蕭華、楊成武開會,毛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1968年10月中共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宣布劉少奇的罪狀是“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如果文革從其前哨戰的1965年11月姚文元拋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算起,到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召開,文革確實經過了三年左右的時間,也意味著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初目的已經達到,標誌著文革的這一階段告一段落。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宣告文革勝利結束的打算。為何在劉少奇已經被打倒,文革階段性“勝利”的目標已然達到,而毛卻不願偃旗息鼓鳴金收兵呢?由張春橋負責起草的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實際上已經透露了端倪。中共九大政治報告如是說:“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須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決不因為我們奪了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消失了。我們必須繼續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批判各種違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右的或極‘左’的錯誤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批判‘多中心即無中心論’。我們要繼續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搞的那一套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牢固地確立起來,保證我們的事業繼續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進。”毛澤東自己在九屆一中全會的上的講話則說:“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斗、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顯然,毛澤東並不認為打倒了一個劉少奇,文革就大獲全勝了,還有很多實際問題需要著手解決。因此,毛不會宣布結束文革,而是讓文革進入到新的階段。但是隨之而來的卻是毛澤東和文革極左派們陷入了對林彪的鬥爭。

這一階段文革的表現形式是,毛澤東以所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以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鬥爭為理論依據,在黨內開展了一場大清洗,將劉少奇稱之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清除了以劉少奇為首的一批在經濟政策上持較為溫和立場的代表人物。其實,劉少奇與毛澤東在中共各項重大政治議題上並無本質區別,惟毛澤東在經濟建設方面持更加偏激的極左方針,與劉少奇較為溫和的中庸之道有較大差異,故而不為毛所容。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場鬥爭就是毛口中的“清除右派”的權力鬥爭,與所謂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無涉。

毛澤東發起的對林彪的鬥爭,原本並不在毛的文革計劃之內。文革第一階段里林彪是毛澤東最主要的盟友和支持者,不是毛澤東要討伐的對象。林彪在歷史上就是毛澤東的忠實追隨者,為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力的形成有重大貢獻。中共建國後林彪長期養病,遠離政治和權力中心,但是仍然被毛澤東選中,在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在總書記鄧小平之前,成為中共第六號人物。此後林彪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開始走到中共官場的前台。由於林彪在黨內軍內積極製造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連帶著林彪自己也水漲船高,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並被譽為中共的副統帥、毛澤東的接班人。不僅如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更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被寫入中共黨章,步上了其個人生涯的頂峰。

但是,林彪在參與文革的五年中總體表現是消極的,甚至是不作為的。除了文革初到1966年底這段時間裡林彪陪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發表一些按照官方定調的講話,以及配合毛澤東在北京地區調兵遣將,維護毛澤東的安全等,其他許多重大事項林彪都置身事外。參與文革碰頭會的王力就說;“毛主席不到會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會他不主持。······林彪雖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劉少奇不一樣,劉少奇做第二把手時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時毛主席退居二線。林彪不是這樣,因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線。······毛主席自己是一線,所以林彪什麼事都往後退。”紀登奎也有類似的回憶。紀登奎說:“中央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面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這位副統帥,中央討論工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農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財貿,還是沒有他的意見,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也沒有他的意見······我想,也許林副統帥在考慮什麼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吧。可是,後來我到軍隊工作以後,發現還是這樣:中央和軍委無論討論戰備、訓練、科研、軍工,還是討論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沒有這位副統帥的指示,聽不到他的任何意見。”

林彪為何在文革中持如此消極的態度?筆者認為首先與林彪性格有關。林彪性格孤僻,個人生活極為簡單,基本上不與他人過從甚密。同僚或部下來談事情時,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從不拖泥帶水婆婆媽媽。再加上林彪身體確實不佳,不願拋頭露面。所以很多事能躲則躲,基本上不出席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或者中央政治局會議,僅僅由葉群代勞,自己在家聽傳達。其次,由於與毛澤東長期近身的交往和觀察,林彪對毛的為人有極為深刻的認識。林彪在自己的讀書內頁中有如下一些眉批:“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的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著。”伴君如伴虎,林彪應該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所以,林彪在文革中秉持“主席畫圈我畫圈”,一切惟毛澤東馬首是瞻,這也是林彪自保的一貫之道。

文革初期,毛澤東對林彪是很信任的,但是隨著奪權鬥爭的深入展開,毛澤東對林彪的保守態度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尤其是在解放軍“支左”問題上尤為明顯。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給林彪下令:“林彪同志: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這是毛對林文革以來軍隊對文革造反奪權持保守態度極為嚴厲的批評。軍隊由此更加深入廣泛地卷進文革鬥爭。軍隊系統通過“三支兩軍”以及參與地方政府的“三結合”“大聯合”等活動,軍隊領導幹部成為各省、自治區黨的一元化領導的主要組成部分,林彪陣營的軍委辦事組成員們也在九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形成軍隊幹部尾大不掉的局面。

毛澤東雖然對林彪有所不滿,但是如果林彪能夠一直保持這種低調和不作為,也許就可以躲過“九一三事件”一劫。中共九大到九屆二中全會這一年多時間裡,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尚未形成對林彪地位的直接或真正的威脅。為何林彪會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對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發起批評?這與江青、張春橋等人九大後一年多以來在政治局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和林彪發起的挑釁有關。林彪不能對江青明著批評,只能將批評矛頭對準張春橋。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林彪站上了鬥爭的第一線,猶如1967年“二月逆流”時的中共元老們對張春橋等人批評一樣。此時的林彪顯然低估了江青、張春橋們的政治能量,忘記了他們這夥人身後的靠山實際是毛澤東,儘管林彪的批評沒有點名,語言含蓄,但是星火燎原,引發了大多數中央委員們的共鳴,一面倒的批判幾乎置張春橋於死地。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對張春橋的發難使得毛異常警覺。林彪平時不表態,不顯山不露水,從未提出過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線或方針政策,而是唯毛是從,實行的是“主席畫圈我畫圈”。可是在關鍵時刻林彪卻顯示出極大的政治能量。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中堅力量,是毛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與實踐的衣缽傳人,在沒有毛澤東授權允許之前,林彪就敢於出手收拾張春橋,一旦毛撒手歸天,文革極左派們很可能會被林彪收拾,以致全軍覆沒,死無葬身之地,毛傾全力打造的文革大業也必將徹底消亡。毛認為老幹部群體對文革不滿的情緒的根子在林彪這裡,林彪觸動了毛澤東的文革底線。中共原來的一批元老勢力已經被毛澤東打散,手中沒有了權力,掀不起什麼風浪,惟林彪此時卻大權在握,又有副統帥和接班人的名分,所以毛在有生之年必須解決林彪問題。林彪的在政治上的不慎和毛澤東的警惕構成了毛林鬥爭的最主要的元素,這與毛澤東與中共後來宣稱的“設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無涉,那些不過就是毛澤東用來打擊自己對手的一根棍子而已。“九一三事件”終於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發生了。

林彪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的鬥爭實質上是文革中中共老幹部們與文革極左派們鬥爭的繼續。林彪在當時有著時代的局限性,林彪不可能提出一套新的理論取代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只能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對付張春橋,從左的一面批評文革極左派。然而,江青、張春橋們是不能輕易觸碰的,他們才是毛澤東文革大業的嫡系傳人,如果林彪像華國鋒、葉劍英等人那樣將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拖到毛澤東身後再辦,則事半功倍,區區一個警衛班即可解決之。可惜的是,林彪沒有沉住氣,在毛生前動手批張引發了毛澤東的強烈反彈,最終林彪與毛和平分手,以身死蒙古的代價換得毛氏文革的破產。

這一階段文革的表現形式是軍隊幹部們聚集在林彪麾下與文革極左派們進行了一場隱形的較量,這實際是黨內相對穩健的政治力量與文革極左派的又一次對抗,是繼中共元老們“二月逆流”抗爭後在新的政治環境下的延續,但是這場鬥爭以林彪陣營慘敗的形式收場。毛澤東此時也意識到文革極左派們不僅需要取得黨內的地位,他們更需要取得軍隊的權力,方能保證文革大業在其身後仍然得以延續下去。為此目的,毛澤東開始大力扶植“四人幫”在黨內軍內全面掌權,中共十大則大致完成了這方面的布局。

打倒林彪並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林彪也不是毛澤東口中所言的文革每七八年要搞一次所針對的右派。可以說,林彪事件的發生及其結果完全出乎了毛澤東的預料,以往毛澤東最信任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居然與毛和平分手自我放逐並身死國外,這對毛澤東的神話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文革大業到了此時已是強弩之末,實已日暮途窮。但是毛澤東並未因此改弦易轍,更不會宣告文革勝利結束,而是變本加厲大力扶植“四人幫”,極力維護並推行其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1973年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上,周恩來宣讀了毛澤東認可的政治報告。這篇報告開宗明義講到:“九大以來的革命實踐,主要是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實踐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中共當前的首要任務成為“批林整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進行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教育,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進一步認識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特點和規律,提高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然而形勢比人強,毛澤東除了自欺欺人地宣布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政變陰謀是文化大革命又一偉大勝利外,不得不有限度地做了一點文過飾非的“自我批評”,解放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收攏人心,化解黨內的深刻矛盾。而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有意開釋則充分體現了其權謀詭詐的一面。

毛澤東一方面扶植“四人幫”在中共十大上急速上位並染指軍權,另一方面卻發現“四人幫”並無治國之才,中看不中用。王洪文乃底層造反派出身不學無術,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卻根本駕馭不了全局;張春橋和姚文元乃一屆文人,舞文弄墨尚可,但中央高層內部樹敵甚多,且對國民經濟一竅不通;而毛自己的老婆江青更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無法承擔主持中央工作的重任。毛澤東只能再次把目光轉向了鄧小平。一來毛澤東從未考慮過周恩來的接班資格,且周病入膏肓來日無多,二來毛澤東再次啟用鄧小平可以使鄧感恩戴德願意為毛效命犬馬,同時也可用鄧制約周恩來。所以,毛澤東的如意算盤是左派負責“抓革命”,右派負責“促生產”,共同維護毛澤東的文革大業。這個局面的出現亦不是毛澤東文革初起時所能預料的,毛澤東實際上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隨時調整手段和策略,惟此時的文革早已脫離了毛澤東文革初期的最初設想,步上了衰亡的軌道。

毛澤東既然啟用鄧小賓士國,就必須賦予他相當的權力。鄧小平先在1973年3月被恢復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並列席政治局會議,然後在1975年1月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同時在1月份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上台後開始著手大力整頓各項工作,包括工業、交通、軍隊、文藝、科技、教育、農業等。鄧小平的整頓顯然有利於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但卻觸及了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的利益,引發了極左派的反撲。江青等人以所謂反經驗主義為幌子,將鬥爭矛頭對準鄧小平,毛澤東雖然在1975年4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對江青等人小有微詞,批評他們不要搞“四人幫”,但也告誡鄧小平“不要小題大做”。表面上毛澤東批評了江青,實則對江青等人恨鐵不成鋼,採取的是偏袒、縱容的態度。

此時的鄧小平卻誤以為有了毛澤東支持這把尚方寶劍,開始了對“四人幫”的反擊。1975年5月和6月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做了尖銳的批評,直指他們的宗派活動有害黨的團結,甚至會走到分裂黨的地步。鄧小平顯然沒有接受“二月逆流”老帥們和林彪的教訓,以為毛澤東將黨政軍大權賦予自己就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場。鄧小平忘了江青、張春橋等人在前台的表演背後實際有毛澤東的影子,批評江青等人必然會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和反彈,尤其是鄧小平的整頓具有否定文革的明顯傾向和意圖,這個毛澤東的禁臠是任何人都不能觸碰的。毛澤東由此認為,按照鄧小平的搞法,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遲早要被徹底否定。因此毛認定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於是毛在1975年11月下旬在黨內打招呼,向全國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月初鄧小平被停止中央工作,4月份更因天安門事件的影響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只保留了黨籍。至此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1975年的鄧小平犯了當年林彪同樣的錯誤,鄧以為自己有了毛澤東賦予的尚方寶劍,就可以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不將江青等人放在眼裡。鄧誤以為毛澤東批評了江青,別人也可對江青等人實行同樣的批評,忽視了江青等人的政治能量,也低估了毛澤東與江青政治夫妻店的共存共榮的關係,低估了毛澤東對文革路線病態的頑固與執著。鄧小平與林彪的相同之處在於,林、鄧與江青文革極左派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雙方並無可能“捐棄前嫌,攜手合作”。在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下,要麼與其同流合污,要麼消極對待乃至分道揚鑣。林彪被逼出走,鄧小平則第三次下台。鄧小平與林彪的不同之處在於,鄧深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道理,為了政治前途和自己的性命什麼樣的檢討都可以做,什麼樣的誓言都可以發,而林彪卻做不到這點,所以性格決定命運,林鄧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由於有了毛澤東這座碩大無比的靠山,文革開始以來在黨內各種政治鬥爭中所向披靡,戰無不勝。但是毛氏文革的極左路線早已人心喪盡,難以為繼。隨著毛澤東的死去,“四人幫”的末日也就到了,“四人幫”的被粉碎是中國政局的必然結果。同樣,毛氏文革也不得不落下了帷幕。

以上筆者論述了毛澤東十年文革的大致框架,毛劉、毛林以及毛鄧三者的關係是文革過程中的主要線索或脈絡。文革中當然還有其他不少內容,如“三支兩軍”、“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事件,但是這些事件都不構成毛氏文革的主線,僅僅是文革發展過程中的插曲。然而,無論是毛劉、毛林還是毛鄧的鬥爭,其實都貫穿了一個最主要的線索,即毛澤東為了維護其極左路線,必須不斷清洗黨內的異議力量,一次清洗不完就搞第二次第三次,清除劉少奇之後再清除林彪、鄧小平,以確保毛氏極左路線永續永年。

筆者認為,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時不可能料到在清除劉少奇之後會發生林彪事件,毛也不可能料到林彪事件會給毛和中共在政治上造成如此巨大的衝擊,而請出鄧小平協助毛收拾殘局也只是毛澤東彼時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因此,清除劉少奇才是毛澤東處心積慮發動文革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目的,而打倒林彪和鄧小平僅僅是文革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所出現的“副產品”,雖然這個“副產品”與“正品”息息相關。所以,根據這一歷史事實,筆者認為,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以反修防修理論旗號為幌子,以烏托邦理想為號召,實行了一系列清洗黨內異議同僚的政治鬥爭,使全國人民被動地捲入各種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文革的實質就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反人性反人類的巨大的政治內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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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天問聯合學會:《文化大革命定性學術研討會專輯》2018年9月20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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