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無不知道毛澤東有一首著名的「悼亡妻」詞「蝶戀花－－答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
楊柳輕颺，直上重宵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
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
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
淚飛頓作傾盆雨。
這首詞毛寫於1957年5月11日，其時全中國「上層建築」中的廣大知識分子階層和「經濟基礎」中的民族資產階級正在被毛用信誓旦旦的「陽謀」誘騙出來「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可是與此同時，一個極其惡毒的「引蛇出洞一網打盡」的陰謀早己在毛心中反覆蘊讓並即將付諸行動(不到一個月後的6月6日毛親筆掇寫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正式宣告「全國反擊右派分子猖狂進攻」，即「反右運動」開始。至同年11月，「反右鬥爭」大局己定，數百萬「右派分子」連同他們的家屬瞬間淪為賤民，從此偌大國家萬馬齊瘖、鴉雀無聲；中華大地一片泠雨陰風，暗無天日，毛同意該詞「內部發表」。1958年1月1日，毛指示「公開發表」該詞，此時，另一闖禍苗頭「大躍進」也己在毛心中竄起。
故而海外現今有研究文章分析說、毛在此時寫下這首詞和選擇發表的時機，是為了表現他溫情的一面，以掩飾他不顧個人及政黨的誠信，用「陰謀」、「陽謀」」的欺騙手段發動「反右鬥爭」的猙獰面目。
筆者同意這種分折，但亦有新觀點欲補充如下：據迄今揭露的史實表明毛是一個十足的政治流氓，他借寫詩填詞公開發表以達其政治目的不足為怪；但從另一方面說，以毛當年黨 大陸位如日中天之勢，若為政治目的，他有多種更直接更有效的政治手段可供選擇和利用，不一定非要選擇寫詞發表這種較為隱晦的方式。筆者認為，古謂「詩言志」極之有理。毛這首「悼亡妻」詞和他其他的「毛澤東詩詞十八首」甚至和他在其他時間精心抄錄書寫別人的詩詞一樣，都是他在特定的時間、在特定的環境下心情和內心感觸的一種自然流露和反映。舉例說，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71歲生日後三天，毛澤東突然寫條子給祕書田家英，索要「三垂崗」詩。
田家英為他找出了這首《三垂崗》詩，毛隨即用他「氣勢磅礡」(龍飛鳳舞)的毛體字將它恭恭敬敬地抄寫下來：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
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瑟三垂崗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這首詩為清代嚴遂成所作，是歌頌後唐李克用父子的戰爭詠史詩。三垂崗，位於今山西省長治市，據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載：「初，(李)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今河北邢台)，還軍上黨(今長治市)，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西晉詩人陸機寫的組詩，共十首，每十句為一首，歌唱人的一生從幼到老的悲歡變幻)，至於(唱到)衰老之際，聲甚悲，座上皆悽愴。時(李)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須，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
二十年後，公元908年，李存勗果然帶孝出戰，在山西潞州境內三垂崗大敗朱溫父子，其後滅掉後梁，在洛陽重建後唐，完成了父親的遺願，奠定了霸業，三垂崗亦由是載入史冊。
中國古代詩歌浩如煙海，其中詠史詩所占比例不大，而描述戰爭的詠史詩更少；嚴遂成在清代詩人中不算出名，其《三垂崗》一詩被收集傳誦不多。但是，為什麼毛澤東在他71歲生日後突然想到這首詩，不惜令秘書翻尋，其後更恭恭正正地抄寫下來？原因有二：
其一，這首詩不但描寫戰爭，而且寫出了父子兩代英雄。唐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李克用從代北沙陀少數民族中崛起，一生征戰，創立了「連城猶擁晉山河」的基業。他死後，兒子李存勗父死子繼，又是南征北戰，消滅後梁政權，統一中原，建立後唐，被歷代史家視為父子英雄。「風雲帳下奇兒在」，毛澤東顯然從這首詩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想起了毛岸英。
其二，為什麼會在這個特定的時候想起毛岸英？因為這時候毛澤東心情極為煩惱，在黨內的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他親手選定的接班人劉少奇背叛了他，令他十分生氣。專制國家特有的「接班人」問題和激烈的黨內鬥爭令他寢食不安，一時感觸，竟寫條子令祕書查找古詩《三垂崗》，並且居然罕見地稱晚輩田家英為「同導」，可見他當時心情十分紊亂。「鼓角燈前老淚多」，正是他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回說此前之1956年，值毛得天下登上金鑒殿後不久，本來其威其勢正是如日中天之時，但是畢竟毛澤東本身只不過是一個草莾梟雄，遠非治國之材，不久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就在黨內遭到挑戰，共黨八次全國大會否定了他「階級鬥爭」路線，通過了「以經濟建設為主」的路線，並且從黨章和大會決議中刪去了所有「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支持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批判；非但如此，前方吃緊之際，後院卻起了火。毛此時還要面對家庭不和所引起的煩惱和麻煩：據毛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錄透露，1956年江青在廣州與毛己鬧得很不愉快、關係很僵，毛在內外交困的窘境下，憶起曾對他無限忠誠的亡妻，情難自禁之際，揮筆寫下這首悼亡詞就是自然不過的事了。
問題是在當年一切「政治掛帥」，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的中國大陸，一眾政治吹鼓手和無恥文人抬轎者把「偉大領袖」一首普通的悼亡詞吹捧上了天，強加了許多政治意義。本來「蝶戀花」這一詞牌就是古人專用於懷舊悲秋，思念故友親人的，其中許多名作都表現了這種意境。可是，曾被蔣宋美齡罵作「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6〕的投機文人郭沫若(時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卻肉麻地吹捧說：「不用說這裡絲毫也沒有舊式詞人的那種靡靡之音，而使蘇東坡、辛棄疾的豪氣也望塵卻步。這裡使用著浪漫主義的極誇大手法把現實主義的主題襯托得非常自然生動、深刻動人。這真可以說是古今的絕唱。我們如果要在文藝創作上追求怎樣才能使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泿漫主義結合，毛澤東同志的詩詞就是我們絕好的典範。」說到藝術價價值，毛死後倒是有學者囁囁指出毛詞下闋後三句韻腳與上闋不同韻，破壞了「蝶戀花」一仄到底的韻律。而當日正當號稱「大文豪」的郭沫若和「大詩人」臧克家曲意奉迎極極盡吹捧能事之際，避居台灣的胡適之和趙元任己毫不留情指出毛詞的破韻，毛澤東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上下兩韻」的毛病。
毛共初得天下萬幫來朝的淫威加上郭沫若之流無恥文人的肉麻吹捧，使該首詩詞得到鋪天蓋地的宣傳。被譜成歌曲及改編成地方曲目在電台日夜播放；被拍成電影強制組織民眾觀看；被選入中小學生語文課教材，千百萬學生必須隨時背誦默寫，若有差錯，就不再是語文學科的差錯了，隨時會被上升為「政治錯誤」(對「偉大領袖」不熱愛？不忠誠？)弄得許多稚童學子和家長們提心弔膽；這首詞還被翻譯成多種文字推出國外「輸出革命」……
胡適先生在《實驗主義》一文中說過「『歷史』原來是人造的…….原不過是人的一種工具…..這個實在裡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她凃抹起來……。」
在極權專制的共產黨手裡，歷史早己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至今時今日許許多多成年大陸人仍以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共產黨的功勞，國民黨「消極抗戰」，蔣介石「下山摘桃子」……更不知道在毛澤東共產黨管治下曾經活活餓死數千萬同胞……。
那麽，被精心裝扮粉飾的「偉大領袖的偉大愛情」到底真相如何呢？下面是筆者所搜集得到的歷史真相資料，在此與廣大讀者分享：
毛澤東的第一次婚姻
毛澤東的第一次婚姻，是歷史事實，無可否定的。個人的婚姻，本屬個人隱私。祗因毛澤東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領袖，而且他後來的幾次婚姻，都充滿是是非非，糾葛不清。於是，多年來，人們對他的第一次婚姻，便生出了一種神秘感。有的人諱莫如深，有的人卻是言不及義。更有一干好事者和別有用心之徒，胡編亂造，飛短流長。但細究其源，攪了這趟渾水的，卻又是毛澤東自己和那個大名鼎鼎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1949年共產黨掌政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的老百姓對於「大救星」和「偉大領袖」的家庭、婚姻狀況是一無所知的，在老百姓眼裡仿佛屬於「國家機密」。以筆者這樣的六十年代大學生而言，雖在廣州、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讀中學、大學，除了如前所述從語文課本中的毛澤東詩詞「蝶戀花－－答李淑一」知道他的夫人楊開慧死於三十年代的國民黨手中；其餘諸如毛的婚姻史、現夫人、下一代都一無所知。直至六十年代席捲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才從瘋狂的毛澤東神化運動鋪天蓋地的宣傳中認知了毛夫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毛主席的好學生江青同志」以及「偉大領袖為中國革命勝利犧牲了六位親人」其中當然包括「蝶戀花」詞所悼念的「元配夫人、革命伴侶」楊開慧。
其實早在上世紀初的一、二十年代，毛澤東參與組建共產黨，在湖南農村糾眾鬧事大搞「痞子運動」，燒殺搶掠，舉行武裝暴動，率殘部上井崗山，占山為王、打家刼舍，被國民政府懸賞通緝，早己名聞全國。可是當年的中國老百姓除了知道毛澤東是「共產黨」、「朱毛紅軍」之外，對其個人的其他信息均一無所知。直到30年代末，毛共在延安站穩了腳跟，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出版之後，人們才知道一點訊息。也正是《西行漫記》這本書，通過斯諾的記述首次向世人透露了毛澤東的第一次婚姻，毛稱：「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後來也沒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
數十年後，經原湖南省「毛澤東詩詞研究員」、廣播電視廳退休幹部彭明道先生多次親赴韶山村調查訪問，才得出事實真相和結論：
毛澤東的原配夫人叫羅一秀，羅的娘家羅氏家族這一支，世居韶山楊林橋（其他兩支居麂子灘、鵝公垻）爐門前，與南岸毛家相隔不過六里之遙。毛、羅兩家不但都是當地的殷實人家，而且是有些世親關係的。翻閱《羅氏族譜》，遠的不說，光是祖、澤、貽、芳、遠（一秀之父鶴樓，即「遠」字輩，派名「遠雄」）五輩中，「配毛氏」者屢見不鮮。而毛澤東的伯祖父毛德臣（派名恩農）的妻子，即為「羅氏」。羅鶴樓的元配，一秀的生母，就是「毛氏」（《譜》載：詠堂公女。彭明道按：毛詠堂是毛澤東的遠房叔曾祖）。羅鶴樓有田產、通文墨，在家族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而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又名毛貽昌)，家有二十多畝良田，又兼作穀米生意，在銀田寺還有商號，再加上這種遠親關係，兩人是熟識的。這就是兩家結親的背景。〔1〕
羅鶴樓與毛氏，生有五子五女，不幸五個兒子和次三兩女均早夭，祗剩下三個女兒（羅鶴樓與繼室尹氏也生過一子，亦夭亡）。而毛貽昌（即毛順生）有三個兒子。這正是羅鶴樓選中毛家結親的一個原因。一秀過門後，每當農忙時，毛澤東都去爐門前岳家幫助干農活，以盡半子之勞。這使得鶴樓老人對女婿非常器重。〔1〕
事後毛澤東本人極力隱瞞歪曲歷史，抬轎者鼓舌唱和，合力把毛裝扮成一個「包辦婚姻受害者」和「封建禮教叛逆者、反抗者」。有的人用現代的眼光去觀察和衡量歷史，說毛、羅的婚姻是「父母包辦」、「收童養媳」。試問，在清末光緒年間誰的婚姻不是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毛、羅兩家在互相了解的基礎上，由兩方長輩訂下、且當事人並不反對的這樁婚事，在當時已可算是開明的了。
還有人說，一秀比毛澤東大了四歲，這不是他父親作的孽嗎？這同樣是一種無知妄說。女大於男的現象，在當時是很普遍的。東北民謠不是說「女大三，抱金磚」嗎？在韶山一帶，女大於男的親事多得很。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就比他父親大了三歲。再說毛澤東出身農家，自幼隨父下田勞作，雖年方十四，己長得高大粗壯，個子己高過十八歲的新娘子，一秀長得豐滿端莊，因而外表也甚匹配。毛貽昌為了這門親事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他當時為了做穀米生意，經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體不好，家裡還請了長工和短工。一家的大小事，全憑妻子應付。所以他必須早早地找一個成年了的、能幹賢德的大兒媳，幫助妻子操持家務。選來選去，他選中了勤儉賢惠的羅一秀。作為當時一個在鄉里頗稱精明的當家人，他確實沒有選錯。
在當時當地，這確實是一樁美滿的婚姻。羅一秀是明媒正娶嫁入毛家的，對此，兩家《族譜》均記載無誤：
《韶山毛氏族譜•世系表（竹溪支）》載：廿派，貽昌子三，長，澤東……元配，羅氏……（可惜「一秀」這個名字始終沒有被承認）；
《羅氏三修支譜》載：遠雄，字鶴樓……，元配，毛氏，……生女，長歸毛……。〔1〕
這裡必需說明一點，現存《韶山毛氏族譜》是「民國三十年四修本」（公元1941年）；而《羅氏三修族譜》是民國十一年（公元1922年）的版本，續修則是「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兩譜續修的時間，都在毛澤東和斯諾談話和《西行漫記》及《毛澤東傳》出版之後。因為遠在北地，毛澤東當時大約都未見到。〔1〕
兩譜所載，足可証明：毛、羅兩家對這樁婚姻，都是嚴肅而鄭重的。
事實上，當年的毛澤東自己對這樁婚姻也是嚴肅而鄭重的。據韶山的老人們傳說，毛澤東除上述常去岳家幫工，以盡半子之勞外，1911年春去長沙求學時，正是插秧的季節，毛澤東還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話，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的。1925年他帶著開慧和孩子回韶山從事革命活動的那段時間裡，還曾經去爐門前岳家拜望過。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過一晚，而且次日離開韶山，就是從爐門前走的。〔1〕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時，曾受父親的囑託，去爐門前看望過堂舅父羅石泉。（據《羅氏族譜》載：因羅鶴樓五子皆夭，曾將其兄竹樓的次子迪泉過繼為子。迪泉於1921年正月病逝。）羅石泉即一秀的堂兄，長毛澤東五歲，早年在毛澤東影響下參加過地下黨組織，任過湘潭（韶山）特別區農協執行委員。大革命時期韶山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羅石泉受到迫害，遠走他鄉，輾轉在洞庭湖濱的華容、南縣、安鄉等地謀生，直至日寇犯湘，湖區淪陷後，方遷回楊林避難。毛澤東並未忘記這位妻舅，他叫岸英送給舅父一些錢（一說是舊幣500萬元，一說200萬元，也有說70萬元、20萬元的。送錢屬實，數目存疑。——彭明道注），一筒好茶葉，還邀他去北京小住。但羅石泉患有嚴重的哮喘病，他答應次年立夏後天氣轉暖時，再去北京看看「姑爹」，一併治治病。不幸次年春節後他的哮喘病發作，引發肺炎辭世。此外，毛澤東1959年回韶山時，還曾請他的連襟毛華村吃過飯。(按：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族譜》載：「五歸毛」。即這個老五，也嫁給了韶山毛家，即東茅塘的毛華村——毛澤東近支的一個兄弟。〔1〕
毛澤東對斯諾說他「不承認」這次婚姻，那麽
他的這一系列行為又如何解釋？
回過頭來再看斯諾寫的那段話，不難發現有兩處錯誤：
一，「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不對。一秀嫁到毛家時，才18歲。毛澤東其時14歲。毛和斯諾談話時，是憑記憶隨口說的。不是毛澤東有意無意地誇大了一秀的年齡，就是斯諾記錯了。直到現在，竟然還有論者以訛傳訛，說「羅氏」比毛澤東「大五六歲」。是不是羅氏年齡越大，毛澤東「不承認」這次婚姻就顯得越有理呢？
二，「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也不對。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澤東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麼「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這裡，同樣不是毛澤東誇大其辭，便是斯諾錯記。後來更有無聊文人，大概是為了給毛澤東此話作注，竟然說毛「拒絕和新娘住在一起，並發誓決不碰她一指頭。」〔1〕
彭明道先生說：指出這兩處錯誤，並沒有指責當年兩位當事人的意思。實事求是地說，斯諾當年的那場採訪，真是難矣乎哉！因為，毛澤東對英語可謂一竅不通，而斯諾雖然在北大任教時學過漢語，但用於採訪對話，祗怕也是勉為其難，當面對毛澤東的鄉音湖南話時，更是如聽天籟。那時為他們擔任翻譯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宣傳部長吳亮平。斯諾是用英文記錄的，當然避免不了英語的句式文法和詞彙的影響。斯諾自己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舉了毛澤東說「雞」、「湖南」和「一碗茶」的「奇怪的變音」作例子，來說明他們這場採訪的困難。而且，他後來也是用英文寫作的，再後來才由英文本翻譯成中文。這採訪的困難加上翻譯的準確程度，其間出現一些差錯和謬誤，原是可以理解的。正因為如此，三聯書店在1979年10月重版《西行漫記》的《出版說明》中，還鄭重指出：「斯諾的這本書，是一部新聞報導性的作品，不是一本歷史著作。作者根據採訪所得寫成本書，有些是輾轉傳聞，有些敘述者當時就記得不甚確切，因此難免有失實之處。」這個版本還收錄了斯諾早在1938年為中文譯本作的序言，他說：「這一本書絕對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統的文獻」。遺憾的是，在新近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重版的《毛澤東自傳》中，這些重要的交代都看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