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法治國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是立國之本
本文討論這麼一個問題：1998年長江洪水時，不分洪的決定有多大歷史意義？
首先要給出一個的明確回答。
依法治國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是立國之本，任何時候不能違背這個個基本原則。
如何防禦長江特大洪水？國務院1985年第79號文件批轉的《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已經做出過具體規定：「當沙市達到44.67米（爭取45米），預計將繼續上漲時，即開啟荊江分洪區北閘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
1998年沙市的水位達到了44.67米，甚至超過了45米，沒有按照《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開啟荊江分洪區進行分洪，就是不依法治國，就是失職，就是犯罪，就要追究責任人的責任，不管他的職務多高，也不管1998年長江抗洪的最後結果是如何「偉大」。
對於「1998年長江洪水時，不分洪的決定有多大歷史意義？」一位網友有如下的看法：「荊州市區沒有分洪的說法，因為地勢比武漢城區高，但是荊州下屬的一些地勢較低縣、鄉、鎮是有這個說法的，而且以前也幹過。分洪其實就是棄卒保軍。」另一位網友認為：「談不上很大歷史意義，主要是保住了公安縣城，不過星空的決策能力確實在這體現出來，當然他也拿政治生命賭了一把。」星空是指遙望星空的溫家寶，這位網友認為不分洪的決策者是當年的副總理、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
看來不少人是把溫家寶當作不分洪的決策者，這只是從中國新聞報導表象所得到的結果，這是完全錯誤的。如果說溫家寶是1998年長江抗洪時不分洪的決策者，他又調動幾十萬正規軍上長江大堤嚴防死守，自己坐著飛機一會兒飛沙市、一會兒飛九江，權力似乎很大。怎麼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中，身為總理的溫家寶僅能調動近幾千武警官兵，調動不動一個正規軍官兵，調動不動一架飛機或者直升飛機，導致救災決策出現重大錯誤，救災行動遲緩？
象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一樣，科學界有一位資深的兩院院士張光鬥，幾十年來他一直保持向黨寫思想匯報的習慣，一直支持黨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毫無保留。但是他對1998年長江洪水時不分洪的決定，也頗有微詞。張光鬥於2009年11月20日在《水問題論壇》發表《對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情況的認識》的文章，關於不分洪的決定張光鬥寫道：
「要防禦長江大洪水，分洪和分蓄是必要的。所以必須準備好荊江等分洪區。洞庭湖、鄱陽湖等建圩垸圍墾，必須有計劃、有限制、有控制。建了圩垸，減少了湖的蓄洪庫容，必然增加長江洪峰流量，抬高長江水位，使護堤困難，可能發生大堤決口，造成很大損失。所以有些圩垸要還湖，保留的圩垸遇到大洪水時，必須破垸還湖蓄洪，不能死守垸堤。實際上圩垸是另一種分洪區。對分洪區和圩垸必須設置避洪台及其他安全地帶，以便居民及時轉移，必須做好準備，使分洪區能夠分洪，圩垸能夠還湖蓄洪。這需要大量投資，而是必需的。」
二、不分洪的決策對不同的組群和個人有不同的意義
在南京大學學習城鄉規劃時，也聽老師講授過一項政策、一個措施對人民的意義，好像決策者永遠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場上來制定政策或者措施的，決策者的利益好像永遠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解釋不通的地方，便拿「有國才有家」、「舍小家為國家」這一套理論來打圓場。
到了德國重上國土規劃的大學課程，有專門教授規劃與決策的課程，講的內容與中國大學不同。一項政策、一個措施對於不同的組群和個人有著不同的意義，有的組群或個人得利多；有的組群或個人得利少；有的組群或個人沒有得到利益；有的組群或個人甚至是利益的損害，要仔細分析。
籠統地討論「1998年長江洪水時，不分洪的決定有多大歷史意義？」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但是對於決策者來說，1998年長江洪水時不按照國務院1985年第79號文件批轉的《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規定啟動荊江分洪區北閘分洪，對其一生具有最重大的意義，影響至今。江澤民是1998年不分洪的最大利益獲得者。通過調兵，通過一百多位將軍和幾十萬解放軍官兵在長江大堤上對江澤民表示的效忠，江澤民獲得了對軍隊的絕對指揮權，從而也獲得了對黨的絕對指揮權。對於江澤民來說，1998年長江洪水時不分洪的決定，其歷史意義超過1989年他被意外地選中接替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從這一刻起，江澤民成為真正的說一不二的皇帝，而不再是一位兒皇帝。
而另外一個族群的人，他們不執行依法治國的規矩，極力幫助和堅決支持江澤民實施這個決策，他們也獲得了很大的利益。比如說徐才厚，1998年他是剛在兩年前得到提拔任濟南軍區政委。徐才厚在1998年8月6日晚（不是在所謂的8月7日夜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接到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傅全有的命令，立即帶領濟南軍區的部隊趕到長江抗洪第一線，可謂行動迅速，執行命令得力。
幾十萬解放軍的正規軍來到長江大堤。來對付一場不大的洪水，實際上是小題大做。據說在江西九江市，解放軍官兵之多，達到了2位戰士守衛1米江堤的密度。這麼多的解放軍官兵，在長江大堤上也擠不下。江澤民和中央軍委就在長江沿線調兵遣將，一會兒把一支部隊調到荊江，接著又把這支部隊調到岳陽，再把已經在岳陽的另外一支部隊調到荊江。再就是打亂部隊的指揮權，把廣州部隊的所屬部隊劃歸南京部隊指揮，反之亦然。任務就是一個，考驗解放軍指戰員的忠誠度，特別是將軍們的忠誠度。
根據鍾青、劉武、盧躍剛撰寫、灕江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世紀洪水》一書，1998年8月16日，在「完成」抗洪任務之後，徐才厚率領部隊從武漢乘坐514次客車回濟南，12時30分火車剛過河南許昌，便在火車上接到軍區作戰副部長高國風上校的電話，傳達江澤民主席和中央軍委領導指示。高國風上校傳達道：「江主席命令：『長江抗洪部隊全部上堤，軍民團結，死守決戰，爭取全勝。要搞好通訊聯絡，保障指揮。』軍委首長指示：『告訴濟南軍區，立即傳達江主席命令，長江中下游抗洪部隊的行動，聽從廣州軍區、南京軍區統一調度指揮。部隊全部上堤後，要立即向軍委報告。』」徐才厚將軍當即決定：返回湖北。19時他們一行人在鄭州下車，換乘21時40分15次特快回湖北。17日4時20分到武昌。6時10分趕到嘉魚前線部隊。徐才厚服從江澤民的命令，將自己的部隊交由廣州軍區、南京軍區指揮。
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一共出現了八次洪峰，分別是：
第一個洪峰：7月2日17時，宜昌站洪峰流量53500立方米/秒；
第二個洪峰：7月18日，宜昌站洪峰流量54800立方米/秒；
第三個洪峰：7月25日，宜昌站洪峰流量52000立方米/秒；
第四個洪峰：8月7日22時，宜昌站洪峰流量61500立方米/秒；
第五個洪峰：8月12日14時，宜昌站洪峰流量62600立方米/秒；
第六個洪峰：8月16日14時，宜昌站洪峰流量63600立方米/秒；
第七個洪峰：8月25日12時，宜昌站洪峰流量58000立方米/秒；
第八個洪峰：8月31日2時，宜昌站洪峰流量57400立方米/秒。
1998年的最大洪峰流量為8月16日14時在宜昌水文站測得的63600立方米/秒，尚不足十年一遇的洪峰流量66600立方米/秒。第六個洪峰的到來是一件預先已知的事件，為什麼江澤民和中央軍委在此時讓徐才厚率領濟南部隊從武漢坐火車回濟南，然後又從火車上把徐才厚和他的部隊攔截回來，並要徐才厚交出部隊的指揮權。如果當年徐才厚的反應略有一點偏差，或者思想上有一點牴觸，那麼今天中國就少了一位巨貪的中央軍委副主席。這個事情也佐證了筆者1998年提出的觀點：1998年大規模地調兵，不是為了長江抗洪，而是為了建立江澤民在軍中的絕對權威。
2007年徐才厚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吳鵬（現財新傳媒副總編）撰寫過一篇報導介紹這位解放軍的政治新星。吳鵬對徐才厚在1998年長江抗洪時的表現有如下的評論：
「此舉後來受到中央軍委高度讚揚，被稱讚是『講政治』的範例。1999年9月，徐才厚『二進』總政，擔任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常務副主任、總政治部黨委副書記。中央十六大後，徐才厚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之間發揮『橋樑和紐帶』作用，而作為政治幹部出身的徐才厚，進入國家和中央軍委領導層，顯示出中共中央加強軍隊革命化和政治思想工作，鞏固『黨指揮槍』的治軍原則的要求。」
可見，1998年長江洪水，不分洪的決定，徐才厚獲利頗大。江澤民召之，徐才厚即來；江澤民揮之，徐才厚即去；江澤民再召，徐才厚再來，甚至不在乎交出部隊的指揮權。站在徐才厚的立場上，其在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的表現，是向江澤民遞交了投名狀。
三、「不要輕言分洪」
比徐才厚獲利更多的是溫家寶，但是，溫家寶所擔的風險也要比徐才厚大許多。1998年溫家寶是幾位副總理中排名最後的一位，同時擔任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本是胡耀邦提拔起來的。胡耀邦倒台後，被趙紫陽招納繼續使用，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1989年學生運動中，溫家寶在部隊鎮壓之前陪同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和同學們告別。根據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一書，趙紫陽曾經找過中辦主任溫家寶，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當時溫家寶一方面以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為由，另一方面告誡趙紫陽開會後果將會很不好。也有報導說，此時溫家寶背叛了趙紫陽，為鄧小平、李鵬所用。香港大公報任高級記者馬玲她撰寫的《溫家寶傳》中提到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不分洪的決定：「溫家寶後來跟孫大光說，當時他已做好準備，如果大堤決垻了，他會承擔一切責任，從那兒跳到江里去。」
為什麼長江大堤潰決，要跳江自盡的是溫家寶？而不是決策者江澤民呢？為什麼長江九江大堤已經潰決了，而溫家寶卻又不需要跳江自盡呢？
按照國務院1985年第79號文件批轉的《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規定：「當沙市達到44.67米（爭取45米），預計將繼續上漲時，即開啟荊江分洪區北閘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8月6日上午，沙市水位達到44.68米，預計會繼續上升到44.95米。8月6日中午12時湖北省省委書記賈志傑書記和湖北省省長蔣祝平共同國家防總、向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去緊急報告，準備啟動荊江分蓄洪區的緊急報告。
據中國媒體報導，1998年8月6日，黨中央和國務院在接到湖北省委和湖北省政府的請求報告後，決定派溫家寶前往現場指揮。朱鎔基告訴溫家寶：中央原則同意湖北省委、省政府「分洪」報告。只是分洪的批准權限在中央、國務院，是否分洪必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黨中央和國務院派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到湖北沙市現場指揮，就是事實上否定了湖北省委、省政府依法提交的「分洪」報告。
8月6日晚溫家寶乘飛機前往沙市，登機之前，溫家寶專門與江澤民通了電話，江澤民說：「一定要確保長江大堤的安全。分洪問題要慎之又慎，一旦分洪，幾十萬人要轉移，一百多億的財產要付之東流。」江澤民不分洪的意志十分明確。
溫家寶飛抵沙市，江澤民給張萬年電話，命令增派部隊到長江大堤抗洪搶險，因為江澤民堅信溫家寶會支持他的決策，不會再提分洪的事宜。午夜，江澤民又給溫家寶打電話，詢問情況。下面是陳昌本在《水患中國》一書中的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