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寧、乃至整個廣西，在文革運動初始階段的1966年5月至1967年的11月間，基本情況與全國其它地方相比是大致相似的，並無什麼特殊之處。如由開始時的批《海瑞罷官》、「三家村」、「四家店」，都是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的；其後中共文革運動《十六條》的公布，北京紅衛兵的出現，影響到全國，學校停課，破「四舊」，學生打校長和老師、游鬥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大串連，無政府主義空前泛濫。緊接著是兩派的出現，內鬥，再到上海爆發所謂的「一月革命」，毛澤東號召「從走資派手裡奪權」，解放軍「支左」——等等，直到此時，機關幹部、工人、市民、農民都被捲入到運動中，緊接而來的是兩派武鬥的出現，使一些工廠停工，交通時有中斷，到處都處在一遍混亂不堪的局面中。在這樣的形勢下，南寧及廣西各地形勢雖是昆亂，經濟受到影響，個別地方武鬥中有極少數人被打死，對此百姓們當然是苦不堪言，怨聲載道；但此時的廣西並未見有隨意亂殺人的事件發生。
到了1967年的11月，廣西「422」和「聯指」兩派代表在北京達成「停止武鬥，實現大聯合協議」，中央同時下達了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廣西區革委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也正式成立。此時的廣西人民（特別是受壓的「422」派）是高興的，他們以為廣西形勢從此會變好了。然而後來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人們之所料，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愈來愈糟，終至出現大武鬥、大屠殺，使十多萬鮮活的生命慘遭殺害，這是善良的人們怎麼樣也不會想到的，更是無法理解的。
關於廣西各地從1967年冬至1968年8月（不少地方乃至9月、10月）的大武鬥、大屠殺情況，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作者本人的《廣西文革痛史鉤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兩書，以及其它文革的親歷者、研究者們有關廣西文革的許多文章，廣西各縣的縣誌——等等，對此都有詳盡的記述、論述，在此不必贅述，關心此事的朋友們可以去參閱這些有關的史料，對廣西1968年大屠殺的問題定會是一目了然，觸目驚心的。
在這裡筆者僅就近年來在南寧結識的原「422」派部分倖存者，從他們口述的當年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的一切，這都是歷史的真實見證，現把他們的回憶和反思整理成文，以享讀者，定會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文革期間筆者生活在桂林，是一個單位「老多」（造反）派的負責人之一，親歷了這裡文革運動的一切。那時在桂林就久聞南寧「422」派的負責人龍智銘、曾春生、曹東風、石懷宇、黃達升、熊一軍，以及朱仁等人的大名，可惜從未曾有機會與他們結識交往。
文革結束後，轉眼數十年過去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筆者退休後得以在南寧生活，從2000年起開始了對廣西文革問題的回憶、反思與寫作，但始終未曾結交南寧「422」派的相關人員。直到2016年初始之時，一次偶然的機會使筆者有幸結識了盛國福先生，從交談中得知他在文革中是南寧」422」派的骨幹成員，他向我講述了不少當年文革的辛酸往事；其後他又介紹我與張紹佺、熊一軍、朱仁、史妙甫、曾春生、張俊秋、秦尚群、高麗霞、高興學、唐莉娜、李曜增、王雲高、黃振仕、鄭紹興、黃可釗、賀曉晴——等等一批當年「422」派的倖存者結識，令我十分高興。這些倖存者可以說都是那個荒唐時代下湧現的風雲人物，文革開始後，那時他們非常崇拜毛澤東思想，忠實於毛的革命路線，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勇敢地站出來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造走資派的反，成立造反派組織，這些風雲人物都成了大大小小的造反派頭目，或者是骨幹成員。那時毛澤東支持學生們起來造反，因而「造反派」這一名稱在那時是很吃香的。但好景不長，到了1968年開始之時，毛澤東打倒政治對手劉少奇等一批人的目的達到，就把「造反派」拋棄了。在南寧，這批風雲一時的「造反派」大小頭目及骨幹成員，隨之飽受磨難，有的人険些喪命。但他們卻僥倖活下來了，也是不幸中的萬幸。經過與這些人的接觸交談，其中與一些人還有過多次的交往，從他們的口述中，使我進一步得知了在文革中南寧大武鬥和大屠殺的更多真實史料。
現將這些風雲人物的辛酸往事簡述如下：
1、盛國福：是我在南寧第一個結識的「422」派倖存者。他1942年出生於東北黑龍江省一個農民家庭，漢族，初中文化，1961年入伍當兵，1965年復員後被安排在廣西南寧橋樑建設部門工作。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之時，作為生產建設部門的職工，他只是在單位黨委領導之下參加運動，寫大字報，參加批判會、聲討會之類的，其後雖是參加了南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也只是一般的投入到運動中而已。但到了1967年「1月革命」之後，特別是當廣西軍區砸了南寧「工總」總部，並逮捕了總部宣傳委員熊一軍，這激起了盛先生的極度不滿，認為這是公然的侵犯人權，是極其錯誤的，從此使他全力投入到了文革運動之中。
1967年「一月革命」後，廣西軍區受廣州軍區的指示，在群眾中做「讓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由於此時韋國清尚未檢查錯誤，必然會遭到許多人的反對，但也有不少人聽軍區的話，支持韋國清。到了4月，南寧就出現了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與打倒韋國清的「422「派。從此，兩派圍繞韋國清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終至出現武鬥。
盛先生當時是「422」派「工總」的負責人之一，也是「422」派的赴京代表，1967年6至11月周總理曾八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盛先生參加了前面的4次接見。
在1968年6月開始的南寧大武鬥中，盛先生受命駐守解放路據點，成了該據點負責人之一。在「聯指」派及部隊多次的聯合進攻中，「422」派負責人及部分人員戰死，最終解放路據點在8月5日被攻破，「422」派全軍覆沒，據點內全部人員被抓，許多人被當場打死，相當多的人因到下水道中躲藏逃生，不幸被水淹死。
盛先生說，當據點被攻破後，他與少數人仍在據點內的民房中躲藏，直到8月6日中午因飢餓他們才手舉白旗走出來，但「聯指」派武裝人員仍向他們開槍，走在前面的一人（屬南寧航運公司的職工）被當場打死，一人受傷。此時走在後面的盛先生高喊「不要開槍，我們是徒手岀來投降的」；當他們幾個人扶著這個傷患走出來後，看見有解放軍，盛先生就向解放軍呼救：「解放軍同志，救救這個傷患吧」，誰知這個軍人卻說「你自己不死就算你命大了，管他幹什麼」。聽了這話，盛先生心裡一陣悲傷難過。
據點被攻破，盛先生算是逃過了一劫，保住了性命；但其後他被押送到公安廳的看守所關押，不久又把他送到茅橋監獄，直到1974年才把他釋放。在被非法關押期間，他曾多次被嚴刑拷打，逼迫他承認是「反共救國團成員」，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嚴重的摧殘，是他一生中經受的最大磨難。
釋放後，盛先生雖恢復了工作，但並未獲得平反，非法關押期間的工資也未補發，直到1983年文革「處遺」開始時才獲得平反。90年代後期盛先生退休後，除了與朋友辦公司做生意而外，他經常邀請當年「422」派人員相聚會歺，回顧文革中的辛酸往事。不幸的是在2018年6月他因病去世了，使「422」派的倖存者們失去了一位可親可敬的團聚組織者，使大家十分悲痛。
2、張紹佺：是我在南寧第二個結識的「422」派倖存者，是經盛國福先生介紹的。他本是南寧郊區亭子公社的幹部，1967年一月革命後，他也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其後成了南寧「422」派「農民造反總部」的負責人之一。1968年南寧局勢緊張時，他也駐守在解放路據點，是據點的聯絡員。當據點被攻破後，他被「聯指」派抓回鄉里，受盡折磨，幾乎九死一生。在解放路和被抓回農村後，他親眼看到地上擺滿了許多屍體，許多「422」派人員及「地、富、反、壞、右」人員被槍殺，或者被棍棒打死，刀捅死，慘不忍睹。他自己曾多次被鬥、被打，萬幸的是保住了一條性命。直到1973年他才被釋放回家，其後恢復工作，80年代初「文革處遺」時才被平反。
90年代中期他退休後，有幸隨子女移民到了美國，生活在美國這個民主、自由的世界裡，他感到十分幸福。他每年都要回廣西兩次，住上幾個月，與朋友們相聚。自我與他結識後，每當他回到南寧時，常帶我去拜訪「422」派的倖存者，看當年武鬥及殺人的現場,這些常常都會引起他對辛酸往事的痛苦回憶，為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史料。不幸的是他在2018年初回南寧時，3月初時我與他和幾個朋友還一起聚歺，不曾想到4月中旬他到北旅遊返回南寧時中途遇車禍身亡，使「422」派的朋友們萬分悲痛。
除這二人外，另外結識的十多名倖存者，都是近三年來由盛國福先生和張紹佺先生二人多次邀集的早茶會、聚餐會，大家會聚一起喝早茶、中午聚餐相識的。
3、史妙甫：他的祖藉是上海人，上世紀40年代中出生於上海，父親是商務印書館員工，1950年到南寧印刷廠工作，史先生隨夊親移居到南寧，是在南寧上學、成長的。文革開始時他是南寧一中高三年級的學生，運動初期他參加盾牌紅衛兵這個保守組織，其後很快就反戈一擊參加造反派組織，後來成了一中「指點江山」的負責人之一，成了文革造反派的領軍人物。1967年6月開始，廣西兩派代表赴京學習和談判期間，他是「422」派代表之一，曾參加過周總理的四次接見會。
1968年韋國清和「聯指」派的幕後操縱者們挑起武鬥時，他是南寧「422」派指揮部的副總指揮，解放路一片據點的總指揮，領導這一片據點內「422」派人員多次擊退「聯指」派的進攻。從7月下旬開始，在部隊和「聯指」武裝的強攻下，8月初解放路據點終被攻破，8月6日他在樓上被抓，幸好抓他的是解放軍，不是「聯指」暴徒，因而沒有被打。後以「現行反革命」、指揮「殺人放火」、「壞頭頭」等罪名把他押送到公安廳看守所關押，其後又送到監獄關押。開始時把他和另外21名被抓捕的「422」派負責人和骨幹成員五花大綁押到展覽館搞「活人展覽」，組織全廣西各地的「聯指」派人員分批來參觀。史先生說他心裡一直不服，曾嚴正的對展覽組織者們聲言：「你們想用這種手法來羞辱我，實際上是羞辱你們自己」。在關押期間曾幾次把他押回學校進行批鬥，在關押中沒有被打，但在學校被批鬥時曾幾次被暴打。
他的所謂「罪名」都是胡說八道強加的，在監獄他被非法關押了九年多，從沒有經過司法正式判刑，直到1977年才從監獄中放出來，1984年廣西文革「處遺」時才被正式宣布平反。
由於他一直沒有機會找到合適工作，1980年他結婚成家了，只能靠打零工維持生計。80年代改革開放後，他開始做些小本生意，後代理廣西的水菓批發生意，銷售到北京等地。經過艱苦地創業，逐步地掙了錢，不但改善了生活，還建了一座八層樓的房子。步入老年生活後，常與朋友們聚會用歺，回顧和反思文革中的辛酸往事。2016年春接受過香港電台電視部紀者的採訪，製成「1968——廣西故事」在電台播放。不幸的是2018年春節前夕史先生因病去世了，使「422」派中的眾多倖存者朋友們無比悲痛。
4、高麗霞女士：她的祖藉是江蘇徐州，父親是廣西田陽糖廠員工，1941年他出生于田陽，是在這裡長大上學的。高中畢業後，她到南寧工作，先到西廂塘一所小學任代課教師，文革開始時是新陽小學的教師，1967年「一月革命」後參加造反派組織，成了一名骨幹成員。1968年南寧大武鬥時她駐守「422」派的解放路據點，是據點內的廣播員。
當8月初解放路據點被攻破後，她被「聯指」派武裝人員抓埔，先在水牢裡被關了三天，沒有任何吃的，飢餓難耐，險遭餓死。後被送到茅橋監獄關押，期間曾與另外被抓埔的21名「422」派人員被押送到展覽館作為「現行反革命」、「壞人」展覽了三個月，供「聯指」派人員參觀。想不到韋國清這個廣西土皇帝、獨裁者、迫害狂也來參觀這個「活人展覽」，當他和一批廣西的高官及「聯指」派頭目走到高女士身邊，看到高女士被捆著綁坐在那裡被展覽，竟無恥的說：「高麗霞，你這麼年青漂亮也來參加反動組織，當反革命，早知道我把你送到越南打美帝去了」。那幫隨行者聽後則發出了卑鄙的奸笑聲。
在監獄中她受盡了磨難與羞辱，直到1972年才被放出來，仍被送到街道工廠管制監督勞動。「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後才恢復工作，直到1984年文革「處遺」時才被宣布徹底平反。80年代改革開放後，她辭去工作，走上了經商之道，而今已成了一個擁有三個門麵攤位的老闆，經營幹雜品生意。業餘生活喜歡唱歌，由她牽頭組織了一個合唱隊，常有聯歡表演等活動。除此而外，也常會參加「422」派倖存者朋友們的聚歺會，回顧和反思文革往事。
5、熊一軍，南寧人，生於1937年12月，文革前就是南寧橡膠廠的員工。文革開始後，他回應毛主席「關心國家大事」的號召，積極支持學生的造反運動，自己也和一幫人組織工人的造反派隊伍，成立「工人造反派總部」，是負責人之一，擔任宣傳工作。1967年「一月革命」後，是南寧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的領導者之一。不久軍區和南寧警司以「工總」中成員不純而砸了「工總」，並逮捕了「工總」宣傳委員熊一軍，使他蒙受了半年多牢獄之災，直到1967年11月才在周總理的過問下得以平反出獄。
1968年南寧武鬥時他是「422」派解放路據點的負責人之一，當韋國清組織部隊和「聯指」派武裝頻頻向解放路等多條街道進攻時，街道房屋常被炮彈和燃燒彈擊中著火燃燒，多處房屋被燒毀。為保護銀行資金不受損失，在熊一軍親自組織領導下燒毀了解放路銀行儲蓄所中的50多萬元現金。當解放路據點被攻破後，他被逼無奈帶領一批武鬥中未死的人員打著白旗走出據點投降，全被抓捕關押，有的被當場殺害。他因是「422」派的領導成員，早就是知名的造反派，當局為了得到他的口供，因而未被殺害。他先被關押在公安廳的看守所，後轉至茅橋監獄關押，為了獲得他的口供，多次對他刑訊逼供，多次遭受毒打和非人的折磨，險些喪命。在70年代初期曾被法院以搞「反革命暴亂」、「搶劫銀行」、「殺人放火」等莫須有的罪名判處死刑，是在公判大會上宣判的，只是後來沒有執行而已。妻子也因他而受連累，被單位管制多年，兒子在80年代初考上大學時不不允許去上學，使家屬子女苦不堪言。
1983年廣西開始文革「處遺」時，熊一軍於8月5日才被釋放回家，但並不是平反，法院的人對他說「是假釋，放你回家就不錯了」。其後不久雖然恢復了工作，但被非法關押期間的工資分文不補發。到1984年文革「處遺」結束才獲得正式平反。
而今熊一軍重病在身，2016年夏季的一天張紹佺先生帶我去拜訪他時，他臥病在床不能起身，見我們的到來，他熱淚盈眶，只能細聲的與我們作了簡要的交談，更多的是由他的夫人代他說的。見到此情此景，我們也不忍心過多的打擾他，與他夫人了解一些情況後，我們就告辭了。臨別時我與張先生和他緊緊地握手告別，祝福他好好治病，早日恢復健康，一切多保重。他則叫他的夫人拿了一本書送給我，這是一本明鏡出版社出版、旅美文革史研究學者宋永毅作序的《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一本十分珍貴的史料，令我非常感動。
去年底我曾給他的夫人打電話，詢問熊一軍的病況，他夫人回答說已經可以下床走動了，但仍不能出門下樓，他只希望靜心地調養，對過往之事不願再回首了，不希望有人去打擾他。我們本想再度去拜訪他的，也只好作罷。在此，只能祝願他早日康健了。
6、朱仁：廣西柳城縣人，出生於1930年，解放初期就參加地方工作，後到東北師笵大學讀書，畢業後分配回廣西，到區黨校任教。文革前參加過「四清」工作隊到農村搞過「四清」運動；文革開始後被調到「區黨委文革接待站」搞接待工作。因支持學生的造反運動，「一月革命」後開始參加造反派組織。當1967年4、5月間廣西因韋國清問題分裂成「422」和「聯指」兩大派後，他是「422」派的一員，雖然他不是「422」派的負責人，但卻是一個比「422」派負責人名聲更大的「422」派成員。1967年廣西兩派代表赴京學習、談判時，他長期在北京活動，為「422」派效力。
1968年初廣西柳州鐵道學校四名學生寫出《今曰哥達綱領批判》一文，影響很大，此文被康生定為反動文章，康生並指出學生是寫不出這樣文章的，是背後的黑教師爺寫的，當時朱仁就曾被懷疑是這樣的」黑教師爺」。其後廣西南寧、柳州、桂林發生大武鬥時，朱仁也在北京活動，為「422」派奔走效力。當中央領導人在7月25日接見廣西兩派時，一味的指責「422」派，並不許「422」派代表申辮，特別是康生、溫玉成這樣的領導人，在會上公然叫罵：「南寧主要是朱仁、曹東風，柳州主要是白監平、王反修，桂林主要是劉振林、劉天賞」，把韋國清和「聯指」派挑起的武鬥、殺人、放火——等等罪責全部推到「422」派和桂林「老多」派的頭上。此次接見會後，朱仁等一批人在北京即被抓捕，後押送回南寧關押。
朱仁是作為要犯押回南寧的，以「反革命罪」長期關押在公安廳的看守所，受盡折磨。直到1982年才被釋放出獄，文革「處遺」時才獲得平反並恢復在區黨校的工作。其後調到廣西大學任教，被評為經濟學科的教授，出版了《簡明發展經濟學》等多部著作，為培養人材和經濟建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而今他雖已是88歲高齡的老人，但仍是身體健康，精神飽滿，能常參與「422」派倖存者們的聚歺活動。我曾多次與他接觸交往過，他與我談過許多文革時的史料，他說他掌握的許多資料在被關押期間都被搜去了，十分可惜。我對他說，我們都年老了，要認真地回顧一下往事，趁身體尚好的時候多寫點東西，多留點文字在人間，為總結和反思文革，給後人多留下寶貴的史料。朱先生回答說，他一定會寫的。但願能早日能看到他的大作問世。
7、高興學：1939年出生於廣西賀州，家庭出身貧農，漢族，初中文化。1958年到南寧電業安裝隊工作，1961年應徵入伍當兵，在部隊入黨，1965年從部隊轉業回到南寧，仍在電業部門工作。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後，他回應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積極支援學生們的造反舉動。1966年11月，當南寧也出現工人的造反隊伍時，他是第一批工人造反隊員。由於他是共產黨員，出身好，被大家推舉為工人造反隊伍的負責人之一。
1967年6月南寧兩派出現武鬥時，他是成了「422」派的負責人之一，曾在武鬥中負傷。在1968年的兩派武鬥中，他負責駐守「422」派的展覽館據點，是該據點的總指揮。中央「7·3布告」下達後，他和一些「422」派負責人被中央指名接到北京學習，為此他參加了7月25日周總理等中央領導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的會議。在接見中，中央領導嚴厲地斥責「422」派，把武鬥、殺人放火、搶劫——等等罪名都算到「422」派頭上，並不允許「422」派代表發言申辯。此次接見後，「422」派在北京的負責人全被公安抓埔。高興學先生是8月底被從北京押回南寧的，關押在公安廳看守所，後被轉到茅橋監獄關押。在看守所、或者在監獄關押的初期，都經受過「逼供信」和嚴行毒打，逼迫他承認「422」派的所為是「反黨、亂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部」、是「反革命」、「反共救國團」等等莫須有的罪名。這是他人生中最悲慘的一段苦難歲月。
在關押期間，他被開除了黨籍、公職，沒有經過任何司法程式的審判，被非法關押了9年多，直到1977年12月才被釋放回家，恢復在電力部門的工作，1983年廣西開始文革「處遺」時才獲得平反恢復名譽。
8、曾春生：文革運動開始時是廣西醫學院（現在的廣西醫科大學）的學生，文革造反運動在南寧興起時，他與一幫學生率先站出來造反，成立名曰「闖」的造反派組織，他是該組織的主要負責人.。1967年4月開始，廣西出現」422」和「聯指」兩派嚴重對立時,他是「422」派的負責人之一，與另一名「422」派負責人龍智銘(廣西水電廳的年青干郚)成了廣西造反派中的領軍人物，名聲威震廣西。後作為「422」派代表赴北京學習、談判。1967年11月廣西「區革籌」成立時，他作為「422」派代表成了「區革籌」的成員一之一。
1968年初，在韋國清和「聯指」派幕後指揮者的挑動下，廣西形勢巨變，「聯指」派四處挑動武鬥，打壓「422」派，抓人、打人、甚至殺人，使廣西出現了嚴俊的形勢。在此種形勢下，曾春生、龍智銘等一批「422」派人員失去了反抗的鬥志，被韋國清拉過去了。而「422」派的另一些頭目黃達升、曹東風、石懷宇、史妙甫、熊一軍——等一批人則堅決站出來與韋國清和「聯指」派鬥爭，為維護「422」派廣大成員的人權、民主和自由而英勇奮鬥。由此「422」派的隊伍被分裂成了曾春生、龍智銘領導下的老「422」和黃達升、曹東風、熊一軍等領導下的新「422」兩部分。那時新「422」派的宣傳曾指責曾春生、龍智銘等人是「叛徒」、「右傾投降派」。後來廣西的「422」派被韋國清和「聯指」派殲滅後，「422」派人員不是被殺就是被抓埔關押，而曾春生和龍智銘兩人卻在1968年8月26日廣西區「革委會」成立時成了副主任，走上了領導崗位。
不幸的是，1971年廣西開展清查「5·16」運動時，曾春生和龍智銘兩人都被作為「5·16」的清查對象而被審查。那時筆者在桂林，因文革初期是一個單位「老多」派的負責人之一，也被作為作為「5·16」份子而被審查，廣西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5`16」,但當時廣西卻大張旗鼓開展清查所謂清查「5·16」運動，是把當年「422」派和桂林「老多」派在文革初期造反運動中所作的一切都翻出來，作為「5·16」的「罪狀」進行清查，實在是可笑至極。在此過程中龍智銘想不通而臥軌自殺身亡，喪失了年輕的寶貴生命。而曾春生在清查中也受到了極大的冤屈,直到1971年「9·13」林彪事件後得以解脫，恢復職務，此後任廣西衛生廳的廳長，直至90年代後期退休。
我與曾春生先生的結識,，是在2017年4月，盛國福先生組織的一次「紀念『422』派成立50周年」聚歺會，邀請了南寧的十多名「422」派倖存者參加，桂林「老多」派的風雲人物楊福庭、李日明等人也被請來聚會，大家回顧歷史，交流謾談，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曾先生不願過多的談論什麼，只是聽其他人的說話。之前我曾寫了一篇《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暨『422』派興亡紀亊——值得回顧與反思的歷史》的文章，分發給曾先生及其它與會者們參閱，從未見曾先生有任何反應。
人各有志，不同的看法和觀點，是客觀存在的，不必強求一致，大家能互相交流探討就可以了。筆者以為，原「422」派的人們今天也不必罵曾春生先生之類的人是什麼「叛徒」了，那時的形勢複雜多變，在那種形勢下，各人有不同的選擇，只要自己不做過傷天害理之事，就不必計較太多。當年南寧被非法殺害了數千人，這是一場反人類的大屠殺，要把仇恨記在韋國清及「聯指」派壞頭頭、眾多殺人兇手們的頭上，要切底清算他們的罪行，這是文革經歷者們的歷史責任。而今大家都已是古稀之老年人了，大家能很好地安度晩年，有時能聚會交流一下，回顧過往，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能給後人留下一點歷史資料，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很了。
其它我所結識的「422」派倖存者，如賀曉睛女士、王雲髙先生、黃振仕先生等，關於他們在文革中飽經磨難的歷程，我已專們寫過拜訪他們的文章在《議報》丄刊出過，在此就不必再重述了。
作於2018年11月上旬
－－原載《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