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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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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北京是灰茫茫一片陰沉敗落的景象,完全失去了我兒時記憶中的光彩。歷經八年抗戰和四年國共內戰後,北京殘敗不堪,城牆傾塌多處。北京市民似乎也染上北京的陰沉,凡是共產黨幹部都是一身快洗成白色的土黃或灰色的幹部服,一律穿土布鞋,老百姓則是藍布大褂,髮型全是一個樣式——男人全是極短的平頭,女人則是削直的短髮。象我這樣西服革履,真是絕無僅有,我的長頭髮也很顯眼。慎嫻燙過的頭髮,西服套裝,半高跟皮鞋,在短髮列寧服的女幹部和布旗袍的女市民間,更是惹人注目。

我急忙向我大哥要了兩套他的舊軍服,慎嫻趕做了兩套布列寧服,都買了布鞋,剪短了頭髮。分別了十三年的老母親頭髮全白了,人瘦得大約不足八十磅,見到我就說:「你不走了吧?」我說:「回來了,自然不走了。」

但北京的氣氛卻與它殘舊的外觀大不相同,整個城市似乎歡欣鼓舞,北京解放了,全體市民誠心歡迎共產黨新政權的到來,只有幾個覺得我們回國是傻瓜的親友不做此想。

星期日大哥大嫂回到琉璃廠家裡來,互相談了這些年的情況,然後大哥說:「你的工作傅連璋副部長已經有了安排。」於是星期一上午我到了弓弦胡同二號。這是很大的宅子,有六個大的庭院,滿清時是個王府,抗日戰爭勝利後成了杜聿明的私宅,後來便成了衛生部用地。傅連璋在最後一個院子的北房內見我。他是一位削瘦修長的老人,前額寬大,兩眼有神,半躺在一個睡椅上。他當年是五十五歲,因此在二十九歲的我眼中,自然把他看成一個老人。

他問我的學歷和經歷,然後說:「我有肺結核多年了,不能多談。你的工作已經派好了,明天上午你去椅子胡同軍直衛生處報到就成。」

在新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執行管轄,衛生處直屬其下。

第二天我到了軍直衛生處後,接見我的任玉洪說:「非常歡迎,你大哥是我的老上級了,現在缺少醫生。」他又說:「傅部長交代了,同我們一樣,都是供給制,沒有工資,因為你是高級醫生,所以有中灶待遇,衣服鞋子都會發給你,零用錢也比一般工作人員高些,每月有五十斤小米折錢零用。」

當時的供給制待遇分為四種,大灶是一般幹部和工作人員的伙食標準,中灶是中級幹部,小灶是高級幹部,特灶是中央首長的伙食標準。不久以後我才明白,我所以得到所謂供給制,正是將我看做自願參加「革命」的人。

我聽了以後,心裡很緊張。我經濟負擔很重,除了慎嫻外,我得奉養母親、一個嬸、一個舅母和表妹,以及我的岳父母。

我心裡算了一下,我們從香港帶回些美元和黃金,沒有工資可以支持一年。一年以後怎麼辦呢?我正在沉吟的時候,任給我介紹旁邊的一位說:「這是雷同志。」他對雷說:「老雷,你給開個介紹信。」雷介紹我到香山勞動大學香山門診部。

任接著說:「李大夫你回去準備一下,下星期一這裡有卡車去香山,老雷陪你一同去。」我覺得很奇怪,自始自終他都沒有徵求我的意見,似乎一切都安排妥當,沒有商量餘地,再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勞動大學這詞兒。這樣我到底是不是到學校工作?不知道有沒有醫學院和附屬醫院?如果只是門診部,那麼範圍就太小了。

至於慎嫻的工作就難了。她不是醫生,衛生部無法安排工作,只好暫時先到通縣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的幼兒園工作。我心裡很不高興,我們在香港時,並沒有說她的工作不好安排,否則我們會另外考慮回國的事,因為經過南京的英國文化委員會介紹,香港的英國文化委員會邀她去工作。我又想到,在香港時真應該送嚴先生一塊表,這樣就會對她的工作有適當的安排了。

我大哥安慰我說:「你剛來,不懂。在我們這裡,只能工作挑人,不能人挑工作,這叫服從組織分配。工資的問題,目前先這樣,好在你還有點錢,以後會解決。」他也沒再多說什麼。

勞動大學門診部在香山腳下。香山位於北京西北數里外,曾是清朝帝王御獵場所,山坡上有數座乾隆時期興建的游宮。香山也以兩座古佛寺而遠近聞名——臥佛寺和碧雲寺。每到秋天,白枝松樹和長滿紅葉的黃櫨樹將整個山坡編織成絢爛的錦雲。勞動大學占了香山大部分,人口眾多,熱鬧紛嚷。

行政處處長伍雲甫和副處長羅道讓兩人都說歡迎我來門診部工作,並說星期六晚開一個歡迎會,將我介紹給行政處的全體人員。他們讓行政科席科長給我辦報到手續,發了服裝和被褥,又給我一枚圓形琺瑯證章,當中是個五角星,中央有「七一」兩個字,背後刻有號碼。席說:「這個不要丟掉,這是出入證章。」又向我補充說:「不要對與這事無關的人講山上的事。」我聽了真有如墜五里霧中。

宿舍位於林木密布的半山腰。但我房間離香山上舉目可見的游宮很遠,房子是個簡陋的小農舍,對我這個出身富裕的城市人來說,做夢都想不到會有這種房舍。泥土鋪地,房頂漏水,頭上只有一個電燈泡做照明,房裡唯一的家具是一張床——架在兩條木凳上的一塊木板——沒有床墊或是床單。沒有水,外面有個茅坑做廁所。因為我住處過於簡陋,慎嫻不能來與我同住,我每周周末回北京老家時才得以和慎嫻團聚——還有洗澡。

我們照中國農村習慣一天只用兩餐——早上十點還有下午四點。農民很少吃肉,因為我身分是醫生,不但可以自己住一個房間,而且幾乎每天都有肉吃。餐廳和宿舍一樣簡陋,但食物味道不錯,廚房也乾淨。

門診部更是令我大吃一驚。泥土地板的農舍,設備十分簡陋,除去幾支體溫表和兩個舊的血壓計以外,就沒有別的檢查器具了。唯一的醫療藥品便是阿斯匹靈、喉痛糖漿和消炎藥。看來今後給人看病只能靠聽診器和自己的經驗,對於稍微複雜的一些病,怎麼辦呢?

門診部有兩個主任,都是三十歲左右。其他醫務人員有二十幾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男女,來自農村,受過短期的醫務訓練。他們對我的到來表示非常高興。他們只會像包紮小傷口這種急救,知道阿斯匹靈可治感冒,但對診療則一竅不通。有的人說:「早就聽說你要來了。我們真希望有你這樣一位醫生,可以給我們上課,講講醫學知識,我們學的太少了。」我嚇呆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該怎麼好呢?

那星期日我回到家裡,正好我中學時一位好朋友陳來看我。我們已經有十一年沒有見面。陳是老共產黨員,在青年團中央工作。他問我這些年的經歷,又問我現在的情況。我向他講:「我現在到了勞動大學門診部工作。這個大學很大,而且十步一崗,五步一哨,象這樣的學校很少見。」

他聽過以後,神情突然嚴肅起來。他說:「我這次來看你,事先請求過領導。領導要我告訴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免得你剛剛參加革命工作不了解情況,糊裡糊塗發生錯誤。」我聽了倒真糊塗了。我說:「我是醫生,給人看病,仔細盡責,有什麼錯誤可以發生?」陳說:「你不要急,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我說,「我告訴你了,在勞動大學。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每天看看門診,沒有什麼大病,實在荒廢時間。」

他哈哈大笑說:「你看那裡象個大學嗎?香山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各個領導機關的所在地,你這個門診部就是為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服務的。北京解放不久,為了安全和保密,中央機關暫時在這裡,難道沒有人告訴你,要保密嗎?」他又莊重起來說:「時間長了你自然會知道許多情況,不要小看這個門診部,設備不好,病人不多,但是這地方重要,接觸的人也重要,這就是我們的領導同意我與你談談心的原因。」

當時我不敢問他,他口中所指的領導同志是誰。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香山這一地區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及所屬中央機構的所在地。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五大書記中,周恩來與任弼時經常住在城裡,朱德住在香山附近的玉泉山,這裡也是過去清皇室的園林區。毛澤東劉少奇住在香山。周圍的臥佛寺、碧雲寺及西山一帶有名的寺院稱為「八大處」,都住滿了黨中央機關和部隊。

香山門診部的上級領導機構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辦公廳主任是楊尚昆。除中央直屬機關管理處,主管所有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後勤供應以外,其餘各處主要是為五大書記的辦公、會議、警衛和料理生活而服務,但中心是圍繞毛而工作。中共中央辦公廳是黨政機構里最神秘的部門,連其成員都不清楚它的組織機構和功能,只有高級幹部或資深人員才對其略知一二。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分成八大部門。行政處處長伍雲甫、副處長羅道讓主要負責黨領導階層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後勤供應。警衛處處長汪東興(他那時也在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手下做局長)負責黨最高領導階層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汪在保護所有最高領導同志之外,還身兼毛澤東的衛士長。汪在保健工作方面時常與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互相牽制衝突。

機要秘書室主任為葉子龍。他負責安排所有的高層黨幹部會議、會議記錄,以及政府黨務公文的收發。此外,他還兼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兼管毛的家務、及負責處理毛的禮品,並給其他四大書記選派機要秘書。

政治秘書處則負責實際的公文書寫工作及向最高幹部通知要務。一九四九年處長為陳伯達,他也兼任毛的政治秘書。毛也有其他的政治秘書——毛的妻子江青胡喬木田家英。其他書記也有專屬的政治秘書。

中央機要處(處長李質忠)和機要交通處(處長王凱)是辦公廳下最機密的二個部門。中央機要處負責中共中央的機要聯絡,需要大批收發密電、譯電的人員,譯電沒有譯電本,全憑在河北張家口的機要學校受訓死背,密碼又常常更換,所以譯電員或機要員都必須年輕,年紀稍大,特別在結婚有了小孩子後,記憶力下降,就不適合這個工作了。

機要交通處則負責全國黨軍領導的機密文件往返。

檔案處處長曾三負責保存共產黨的黨史資料。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管理處處長鄧典桃則負責黨各部門的後勤供應。

在羅道讓和傅連璋的聯合管轄下,香山門診部負責中央辦公廳內所有幹部的保健工作。因此我的病人就包括了這些高低階層幹部和其家屬。

我自然也認識了其他中共中央機關的大小幹部,但平時交往上沒有與上述這些人那麼密切。我對這些人都抱著崇敬的心情。我認為他們為了中國的富強康樂,為了建立新中國,從青少年時代就棄家參加了共產黨,歷經了數不清的艱難困苦,是真正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人。此外,我對於一般的男女幹部與工作人員也抱著極大的敬佩態度,因為這些人也都是不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在默默無聞中奮力工作著。這是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人與事。中國有了希望,希望就在這些人身上。

在我成為中國革命核心的新成員後,我得以在建國儀式中,坐在前排,親身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這天清晨五時,大家起床。這是個晴天,凌晨很冷,都穿上了棉大衣,吃過早飯以後,由香山乘卡車出發,不到七時到了天安門廣場。

我們抵達時廣場上已經擠滿了人群。洶湧的人潮舉著各式各樣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風中,飄揚的彩旗一掃北京的陰沉。人群歡呼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唱著革命歌曲,場面既宏大,又很激勵人心。

十時正,毛澤東等領導人都到了天安門城樓上,全場歡聲雷動。自我大哥第一次告訴我毛澤東是中國的救星起,他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雖然我在香山工作,卻從來沒有見過毛。他當年只不過五十六歲,高大壯碩的身體,臉色紅潤,前額寬大,頭髮漆黑濃密,聲音洪亮,手勢有力。毛穿了一身黃呢中山服(後來這樣式被稱為「毛服」),戴一頂黃呢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聯合陣線的非共產黨政治人物之間。高雅的宋慶齡也在場。

雖是眾目所矚的人,毛的態度卻從容而又莊嚴,沒有一絲做作或倨傲。我也看過意氣風發時的蔣介石好幾次,但他儀態總是非常高傲,要所有的人俯首稱臣,從未讓人感到易於親近。

毛卻很有群眾魅力。雖然毛湖南口音很重,但語音清晰,語調很富感染力。「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大聲宣布。隨即廣場上人群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我的兩眼充滿了眼淚,無限的民族自豪感湧上心頭。中國、中國人受外人欺凌侵略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傳奇式的「革命領導人」,是一位歷史創造者。我離他很近,但是又覺得很遠,因為我只不過是個普通醫生,當時我可萬萬想不到以後成了他二十二年的保健醫生和醫療組組長。他臨終時,我也在他的病榻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前往莫斯科訪問數月,與蘇聯史達林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一九五零年二月回國後,毛自香山遷入北京中南海(即為舊紫禁城的遊園地)。中共中央辦公廳隨之遷入。其他中共中央機關也相繼搬進城內。這時行政處的主要人員遷入中南海,稱為中南海行政處,香山還留下小部分人,稱為香山行政處,看守香山這一地區,以備毛等人或許有時小住。門診部也因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進入中南海,在警衛處下成立保健科,專門負責毛等五位書記的保健醫療;香山還留下門診部的大部分人,稱為香山門診部。我留在香山。

如果沒有發生一件意外的事,或許我就不會離開香山,那麼以後的三十八年勢必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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