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5日，愚園路311號，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包炮召集上海一些工廠的造反派工人成立工人造反派組織，我也參加了這次籌備會。這次會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王洪文因為是黨員和廠保衛科幹部，當選為「司令」，潘國平也當選為「司令」。
工總司總部暫時設在巨鹿路691號老中醫陳筱寶寓所內，11月7日，討論成立大會場地，有人提出，放在人民廣場，但是，上海寶山縣大場中學代課老師項徳寶向包炮提出，上海工人造反派只有2萬多人，成立大會還是放在文化廣場召開，效果會更好。大家都同意。
11月9日下午2點，「工總司」成立大會在陝西南路的文化廣場舉行。大會主席團成員原來有戴祖祥，還有陳阿大，但被負責主席團成員政審的「上海紅衛兵炮打司令部兵團」（簡稱「炮司」）刷下來了。負責審查他們的是「炮司」的江必雄，戴、陳二人的政治審查都沒通過。
戴祖祥曾是何香凝的學生，專畫獅子，有一定的藝術功底，是上海第三鋼鐵廠的美工，當時年齡三十多歲。「工總司」的公章以及造反隊的袖章設計都出於戴祖祥之手，那第一枚公章是戴祖祥用石膏刻的。戴祖祥的父親戴天倫在三十年代時期被重慶的國民黨通緝抓捕，不得已逃到上海，後與當時上海錦江飯店的創始人董竹君聯手，通過上海警備司令部任司令的女婿楊虎，曾救過上海地下黨。但文革中，只要與國民黨機構有過關係，都算重大問題。於是戴祖祥的父親被算作「有嚴重政歷問題」，戴祖祥也就被剝奪了坐主席台的資格。戴祖祥顧全大局，沒鬧情緒，仍然在主席台前後忙碌，做接待工作。
對陳阿大，江必雄說他的父親有窩藏黃金之事，也不乾淨。陳阿大可沒有那麼好的態度，他說自己父親冤枉，為自己父親大吵大鬧。
原來，8月下旬紅衛兵運動興起，上海紅衛兵也「破四舊」大興抄家之風。8月23日，上海有一資本家害怕紅衛兵抄家，將二斤七兩黃金藏到陳阿大的父親陳七二家裡，雖然這個資本家躲過了黃金被沒收之事，但不久就東窗事發，陳父被紅衛兵以窩藏資本家二斤七兩黃金之罪名楸鬥遊街，黃金後交上海長白新村派出所處理。「炮司」去調查陳阿大的政治狀況，街道反映說他父親「替資本家窩藏黃金」，陳阿大坐主席台的資格也因此被取消。
11月9日這天，「工總司」成立大會因得不到當時上海市委領導的支持，在文化廣場開會的幾萬人就遊行要求市領導曹荻秋接見。但曹荻秋沒有露面。於是，大家說要去北京告狀。一幫人沖向北火車站，戴祖祥乘上11月10日凌晨第一列火車，中途在南京被截留。後來這一行人成立了「工總司北上返滬一兵團」（簡稱「一兵團」），戴祖祥擔任了「一兵團」的「司令」。潘國平奉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張春橋指示，專程前往南京，將「北上返滬一兵團」勸回上海，因此，戴司令在上海出了名，也為戴祖祥在「11.9」大會被趕下主席台挽回了很大影響。戴祖祥他們回上海後，曹荻秋和張春橋在紅都劇場（百樂門）接見他們，曹荻秋稱呼戴祖祥是「同鄉」，張春橋則在旁陰陽怪氣地說；「同鄉不同路哦。」與此同時，還有在「安亭事件」中步行北上的一幫人，成立了「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二兵團」（簡稱「二兵團」），上海紙漿廠工人耿金章是「司令」。
就在戴祖祥帶了一部分人北上的同時，還有4000多人在北站也上了一列火車，在上海的安亭火車站被截留，他們便攔截火車，由此造成轟動全國的「安亭事件」。安亭現場沒有陳阿大，他早已回自己工作的上海良工閥門廠上班去了。當時有人問陳阿大，良工閥門廠這麼多造反派都在安亭，你怎麼卻在廠里幹活？陳阿大回答說，在廠里幹活，總比在安亭做反革命要好！怪不得我那時和「工總司」的人在安亭的幾天裡一直見不到陳阿大的影子。但當11月13日，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與「工總司」簽訂了「五條」，表明支持「工總司」後，陳阿大又悄悄地回到了「工總司」總部，成為負責工總司總務的領導。
陳阿大出生於1942年5月，祖籍浙江紹興。父親陳七二育有一對雙胞胎兒子，陳七二為先出生的兒子取名阿大，即陳阿大；後出生的取名阿二，即陳阿二。他們全家都與數字有緣，父子三人的取名都是數字組成，叫起來也真是有趣。一說陳阿大父親在陰曆七月初二出生，就叫陳七二，另一說是陳阿大父親出生時重量是七斤二兩，所以叫陳七二。再有陳七二「窩藏」二斤七兩（黃金），數字仿佛串起了個怪圈，真是湊巧。
雖然陳阿大父親被紅衛兵和當地群眾楸鬥，但當時楊浦公安分局長白新村派出所認為陳七二是一位老工人，屬於一時不明白文革大形勢，所以沒有做出什麼處理，僅做了備案記錄，說待後處理。而陳阿大卻心懷不滿，認為派出所辦事不公，一直耿耿於懷，銘記在心，說要搞個明白，為自己正名。
陳阿大當上「工總司」頭頭之後，一天，來找我丁德發，要我幫忙代表良工閥門廠保衛科長去長白新村派出所，交涉其父「窩藏二斤七兩黃金」之事。我先到陳阿大家中了解情況，陳七二本人、陳阿大母親、陳阿大的弟弟和妹妹向我講了所謂「黃金窩藏」前因後果。再由我陪同陳阿大去了長白新村派出所。陳阿大一臉怒氣，一定要派出所所長親自出面解決問題，要所長向陳七二當面賠禮道歉。這時，派出所所長向我解釋，陳阿大父親陳七二窩藏二斤七兩黃金確有其事。但事發時他這個所長還沒在長白新村派出所工作。這件事要與具體經辦人聯繫了解。
陳阿大非要當場解決。我怕陳阿大鬧得太過分，只好打電話把「工總司」頭頭黃金海叫來勸說陳阿大。黃金海來了，但是勸說無效，陳阿大仍然發瘋似地大吵大鬧。不得已，我又把楊浦公安分局辦公室主任朱朝漢請來，再做陳阿大工作。朱朝漢是老公安，與王洪文也非常熟悉。陳阿大見到朱朝漢，以為朱朝漢是來幫自己的，更加氣壯如牛，不停地謾罵。我們三個人一直耐心勸陳阿大，還將王洪文的意見告訴他，說不要太過份了。陳阿大才無奈地表示接受，不過還是將手指著派出所所長，憤憤地說：此事還沒有結束，我以後還要找你們算帳！
誰都沒有想到，陳阿大以後會「平步青雲」，在張春橋、王洪文的庇護下入了黨，還當了黨的「九大」和「十大」代表；在張春橋、王洪文的縱容下，在文革動亂時期，哪裡有武鬥，哪裡就有陳阿大，哪裡就有「陳表態」，這是市民對陳阿大喜歡亂表態的調侃。
1967年5月17日，上海普陀區發生「武寧路橋事件」，幾千人靜坐一星期，要求警局釋放造反派頭頭張宛卿、鞏桂堂。同日中午，在上海延安西路33號海格大樓，陳阿大召集造反隊開會，讀毛主席語錄時，將原話「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讀成「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工人造反隊」，然後又說，我就是工人造反隊！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在上海烏魯木齊北路456號靜安區工人文化宮召集「工總司」總部會議，搞了一場「宮廷政變」，抓了「工總司」常委范佐棟。陳阿大原來是緊跟范佐棟的，經常和范作棟一起吃住，關係很不一般。但王洪文抓了范佐棟，陳阿大馬上表態，倒向王洪文，表示一切聽王洪文的，堅決支持王洪文，深得王洪文的好感。
在「工總司」為慶祝成立半周年召開的「5.9」大會的後幾天，上海市區有六個地方張貼了「新工總司宣言書」，內容直指王洪文與上海工總司「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兒子、車子、票子），意思就是「工總司」不為工人辦事，只謀私利。「新工總司宣言書」的出現，立即在上海工人造反隊隊伍中引起激烈反響。「工總司」總部在全市捕風捉影，到處捉拿「新工總司」成員，矛頭直指曾經是「一兵團」司令的戴祖祥、「二兵團」司令的耿金章；還懷疑曾被王洪文關進監獄後出獄不久的范佐棟。懷疑「新工總司」是以這些人為主發起的。嚇得他們趕緊登報聲明自己與「新工總司」無關。王洪文還是非常不放心，派我去臥范佐棟的底，了解他們的動向。結果弄假成真，我莫名其妙地被誣陷為「新工總司」的策劃者。此後王洪文也不擇手段地對我進行迫害，將我工作單位的革委會和造反隊顛覆掉。
張春橋在1967年6月3日的文化廣場大會上表態，堅決支持「工總司」，反對「新工總司」。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表態引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工總司」所屬組織都在全市極力尋找「新工總司」的蹤跡和線索，以砸爛「新工總司」為藉口，大搞「打、砸、搶」活動，陳阿大成了此造反派內部爭鬥活動的積極者！
1967年9月1日下午，上海機電一局176家大型單位從全市各地區出發，用幾百輛大卡車載著3萬多人湧向上海閔行地區，參加「工總司機電一局聯絡站」主要負責人黃勝亮在上海汽輪機廠大草坪上舉行的砸爛「新工總司」的誓師大會，把對立派組織「上海汽輪機廠井岡山」成員呂林福和「上海鍋爐廠聯縱」成員韓啟等人捆綁起來，當場示眾。嚴刑逼供，讓呂、韓等人在他們預先準備好的認罪書上簽字畫押，承認自己是「新工總司」領導成員。在大會上，陳阿大代表「工總司」講話，說：我只用一個小指頭，不需要用大拇指，可以把他們統統打倒。參加大會人員熱烈鼓掌，呼喊口號，讓陳阿大得意萬分。陳阿大還煞有介事地點了我的名，說我是「新工總司」常委，代號「老K」——完全是莫須有。
會後陳阿大的講話在上海主要馬路大量張貼，許多單位的造反隊員被打成「新工總司」成員，他們到外灘「工總司」總部申訴告狀，我當時在總部辦公室辦公，他們看到我坐在那裡驚奇不已，以為我也被抓了！
為舉辦「打、砸、搶」誓師大會不遺餘力的黃勝亮，後來因濫用職權，不聽指揮，被王洪文送進了拘留所。我曾看到黃勝亮的家屬跪在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室門口，哭著哀求王洪文釋放黃勝亮。
而在此大會前的8月1日晚上，王洪文、陳阿大等人就已把原《工人造反報》創辦人之一董興茂、輕工業局王兆良送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最終審查了六個月。范佐棟等聞風逃到北京，後來范佐棟還是沒有逃過王洪文對他的迫害，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交原單位群眾「監督改造」。顯然，王洪文、陳阿大整所謂的「新工總司」是蓄謀已久的陰謀。
陳阿大在造反前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普通工人，負責保管廠區消防器材，當了三年養豬兵，但一直不能入黨。我們幾個造反早的工廠大多在上海楊浦區，文革初期各廠開辯論會，各廠戰鬥隊相互支持串聯，所以我1966年文革剛開始就與陳阿大相識。陳阿大中等身材，身體微胖，圓型臉，皮膚白皙，喜歡抽菸，平時話不多，卻愛在會上搶出風頭，表現自己，一遇辯論會就滔滔不絕，但是講話非常隨意，東扯西拉，毫無邏輯性，
1971上半年清查「5.16」分子運動中，有一個被審查人員在上海26路電車上見到陳阿大，就像遇見救星，希望陳阿大幫他還個清白。陳阿大不聲不響，當車開到常熟路華亭路站，陳阿大急忙下車，那人不知就裡也緊隨下車跟著陳阿大，只見陳阿大急忙走向馬路對面的徐匯公安分局，到了大門口立即向警衛講，我是陳阿大，有人跟蹤我，你們把他扣下來查一查。這個人也真不走運，剛從「5.16」審查室出來，一會兒又被關進了警局。
陳阿大曾是「工總司」的一個呼風喚雨、位高權重的重要人物，上海市民無一個不知曉，無一個不記得他，送給他「武鬥猛將」、「陳表態」、「五虎將」的稱號，更有甚者，他差一點就當上了「四人幫」的重臣。
但人一生總會有個交代。陳阿大隨著「四人幫」的垮台，也走向末路，被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16年。刑滿釋放後，回到原單位不久就退休了。老年生活沒有了往年的威風和跋扈張揚。我有幾次在上海恆豐路大洋橋附近看到陳阿大，他在地攤上淘舊貨和便宜貨，還討價還價；聽說他發給別人的名片上印有某公司高級顧問的頭銜，在大連西路一家公司推銷美國技術的飲水機，有時還做些工程仲介生意。
陳阿大與我有一次時間很短、但非常有趣的對話，那是在2004年春節後的一次路上相遇。我們互相作了問候，他突然非常感慨地對我說起了王洪文和徐景賢。陳阿大說，老王（指王洪文）夠朋友，講義氣，就是耳朵皮太軟；講到徐景賢，陳阿大說他這個人門檻精，太刁滑，我現在從來不和徐景賢來往。只是王洪文和徐景賢不知道陳阿大對他們的評價。在2004年陳阿大去世的「告別會」上，徐景賢還托人送上了人民幣101元，反映了徐景賢人情味的一面。
陳阿大1942年生，逝於2004年，享年62歲。
《記憶》2011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