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特阿根廷峰會後，幾乎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中美股市也都以大漲姿態表達了市場的認可。雖然嚴格地說，中美間只是達成了90天的停火協議，但是，從美方公布的協議內容看，雙方的妥協已經形成了一個寶貴的契約。其焦點，在於促進中國立即開始結構性改革，無論未來中方如何變相拖延——就如同朝鮮在新加坡峰會後對廢核的拖延，這次峰會都因為這一承諾構成今年7月迄今中美貿易戰持續半年後的關鍵性轉折，也對中國國內政局發生微妙卻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早在峰會前夕，各界就逐漸意識到，在過去幾年的轉向中，貿易戰已經是中美關係的系列爭端和緊張並可能朝向總體對立的進程中最為表面也是相對來說最容易談判和解決的層面。姑且拋開中美爭端的其他方面，也拋開美國內部的兩派紛爭和對華共識，貿易戰的發生時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從外部為中國的改開紀念增加了巨大的現實壓力，讓當下中國內部正在舉行的各種紀念研討會徒具形式，毫無意義。
更糾結的還在於，貿易戰的爆發明顯干擾了中國的內部政治，甚至挑戰著習近平政權的穩定。在過去幾個月，隨著貿易戰次生危機的逐漸展開，雖然沒有得到官方數據的全面證實，但是從李克強經濟指數的角度，中國的外貿出口下降、企業開工率下降、汽柴油消耗下降、汽車銷售下降、以及私企破產增加等一系列可觀的經濟指標均出現明顯下降，消費明顯不足。特別是在過去幾個月，圍繞私企經營合法性和自主性的憂慮在中國社會迅速蔓延。不僅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紛紛到各地調查私企狀況、習近平本人也不得不多次發表講話安撫人心，但似乎都無法緩解社會悲觀氣氛。而且，最關鍵的，公眾因為貿易戰而獲得的輿論窗口，打破了過去六年來對公共輿論和公民社會的壓制，第一次有機會打破沉默，形成對當局的巨大壓力。圍繞著到底如何堅持和深化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各界並不滿習近平的口號式承諾，期望得到更為具體、明確的政治承諾。這一切，都導致原定的四中全會面臨失控、難以「定於一尊」、而遲遲無法召開，情形頗類4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中美晚餐會上，中方只有習近平一人在說話，整個場面幾乎再現了北京當下的政治氣氛：除了最高領袖本人，中國的幾乎所有人都已對貿易戰的拖延感到不安，期盼儘早結束，卻以各種方式偽裝著，只等一個人的妥協。也即，阿根廷中美峰會的妥協，與其說是中國在擺足姿態後向美方的象徵性妥協，不如說是習近平向中國內部的妥協。其中，貿易戰打開的輿論窗口尤為關鍵，至少，這些壓力對習近平的高層夥伴是有效的。
不過，最為直接的，恐怕還是美國方面提出的要求清單，從智慧財產權到市場准入等等，從結構性改革的總體目標到142項具體要求，不僅主導了中美的談判議程，也主導了中國的公共議程：第一次跳出了中美高層對話的封閉圈子，使得公眾在貿易戰和談判進行的同時可能同步參與到公共輿論中，在社交媒體和有限的內部討論場合參與評論。畢竟，如同1980年代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向中國政府提出的具體改革建議，美方的要求是封閉已久的中國社會內部可見的唯一一份有關如何深化改革開放的全面清單。換言之，在輿論肅殺、缺乏共識形成機制的中國社會，貿易戰本身及其延續為中國社會提供了一個幾乎唯一的公共議程和討論機會，其利益相關性之普遍和社會影響足以超越目前的審查機制，而可能導向一個社會共識。譬如一向以販賣民族主義論調而著名的中國小報《環球時報》，其主編胡錫進便在峰會前夕在微博發言，稱接受美方要求是必需的調整。對結構性調整，也就是未來如何深化改革開放的道路選擇問題，在經歷了將近半年、即將抵達年關的關鍵時刻，中國政界內部的左右各方居然趨向難得的共識。在這意義上，中美貿易戰對中國政治選擇的影響，無論從什麼角度衡量，其意義都不可謂不大。
當然，中國的官方宣傳機構一直以來盡力遮蔽中方的實際談判意圖，中方談判代表團也始終不願意向公眾做任何公開說明，保持著低調和神秘，中共官方的國際廣播電視台在阿根廷峰會後也只簡單地報導中美暫停加稅，避免持及任何對中國立場不利的內容。不過，這並不能妨礙公眾通過國際媒體的「出口轉內銷」模式獲得基本訊息，也不能減緩公眾對貿易戰持續後果引發次生危機的焦慮。充其量，它只能部分地滿足中國領導層的「面子」需要。畢竟，不是依靠民眾選票獲得合法性的中國政客，其大眾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賴著意識形態所單方面構建的正當性基礎，也就是擁戴感和自我感受的集合。在只剩下民族主義作為政治合法性唯一來源的今天，一貫堅持自己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的民族主義代表，除了拖延以儘可能地保持面子，恐怕並沒有什麼其他辦法可以代替最終的妥協。這也是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與外界打交道的一貫模式，從鴉片戰爭到拳亂，從對印戰爭到1989，無一不遵循著先強硬後突然妥協的談判套路。貿易戰對中國的封閉政治體系，其效應不亞於一場真正的戰爭，其劇本發展也同樣如此。
這意味著，當中國官媒不久前特別刊出中國領袖在為世界指出一條發展道路之後，或許，它的所指，正是貿易戰談判例如阿根廷峰會上美國政府為中國提出的結構性改革方案，向中國指出來如何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具體道路。政治承諾業已達成，峰會後，未來可期的，便是此種承諾和安排將如何對中國政局和人事產生進一步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