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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原書記晚年揭秘上海幫真面目

徐景賢深為張春橋沒有留下回憶錄之類的東西而遺憾,徐景賢說,若再不允許像他這樣的「文革當事人」發表回憶資料,恐怕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都會淹沒,然而在他的回憶錄《十年一夢》中卻對他親手製造的累累血債進行了掩蓋,甚至還對當時在上海掌權的經歷仍然興味無窮。這一切都迴避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徐景賢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期間,他與他的上海幫同黨們所製造的針對林昭、劉文輝等人的一系列冤案。

1980年11月28日至1981年1月25日,審判林彪、江青集團現場,在審判張春橋時,前上海市負責人徐景賢和陳阿大出庭作證。(圖源:VCG)

張春橋“壽終正寢”了,作為當年受張春橋重用、提拔和卵翼的上海文革幹將徐景賢頗有兔死狐悲之感。徐景賢深為張春橋沒有留下回憶錄之類的東西而遺憾,徐景賢說,若再不允許像他這樣的“文革當事人”發表回憶資料,恐怕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都會淹沒,例如他寫的回憶錄《十年一夢》,目前在大陸已被禁;他不明白當局為甚麼對“文革”噤若寒蟬。我雖然也不明白,但很想看看他的《十年一夢》到底寫出了其么“寶貴的歷史資料”?

誰要對虐殺林昭負責?

文革時被囚禁在上海監獄的林昭,是我們民族最英勇的抗暴英雄。她在獄中二十萬言的上書寫完後,就被沒收紙筆,她只好用血寫下許多抗議文字,包括一些詩。林昭在獄中還有大量日記,記她受迫害的情形。林昭被槍殺前,獄中曾召開公審她的大會,當她被帶出來時,口中已塞著橡皮塞子,此物是為禁止犯人出聲而設計,隨人口而伸縮,越反抗越脹大,會使整個面孔變形。同時,她頸上還勒有塑膠繩子,這種對付特別“危險”犯人的雙管齊下,令林昭的臉發紅髮青,在場犯人無不感到極為恐怖而難受,竟驚呆到忘了喊“打倒”口號,令主持人震怒。

彭令范訪問過一位不願具名的、同情林昭的獄醫,他說,有一次大咯血來診,林昭已瘦得不到七十磅,他快認不出來了。該醫生證實:殺害林昭的當天上午,幾個武裝人員直衝入監獄病房,把正在吊葡萄糖的林昭從病床上強行拉起,並叫道:“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從容不迫地要求換件衣服,也被拒絕。她走時對護士說:“請向X醫生告別。”此時,醫生正在林昭病房隔壁,“不敢出來,渾身發抖”。他對彭令范說,當了一輩子獄醫,還沒見過這樣把病人抓走行刑的。

這幕人間慘劇,發生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上海市。離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風暴”,已經一年多了。當時掌握上海市實際權力的,是人稱“徐老三”的徐景賢,因為“老大”張春橋、“老二”姚文元大部分時間在北京,主要精力放在中央文革小組。上海市革委會的其他頭頭,馬天水、王少庸是造反派“解放”出來的老幹部,心有餘悸,唯唯諾諾而己;王洪文、王秀珍等不過是打打殺殺的草包,所以實際權力都在熟悉政府運作的徐景賢手中。三十多年後,回想當年,“當時上海人叫我‘徐老三’,排在張老大、姚老二下面”,後來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也不過是“王小七”,甚至還拋出寫給張姚的告密信以證明自己比王洪文更高明。看來,徐景賢對當年,仍然興味無窮,心裡美滋滋的呢。

那麼,這個操千萬上海人民生殺大權的徐景賢,對殘酷迫害虐殺林昭一案負有什麼責任呢?我把他的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年二月版,香港),據說花了十年時間寫成的、四十多萬字的巨著,從頭翻到尾,竟無一字涉及林昭。

誰要對劉文輝被祭旗負責?

還有一個叫劉文輝的上海人,他堪稱是中國大陸五十多年來,最早、最激烈、最徹底、最系統的反革命、反毛澤東、反階級鬥爭、反極左的第一人。在黑暗的年代,劉文輝決心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用自己的肋骨燃點火把,讓人們睜開眼睛,辨別真偽,遏制毛澤東倒行逆施的禍國殃民路線。他寫了小冊子《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和《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還想辦一份《人人報》。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深夜,經過深思熟慮的劉文輝伏案疾書,寫成萬言書《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然後複寫成每份十張信紙的長信,寄給北大、清華、復旦等十四所大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劉文輝正氣檁然地對弟弟劉文忠說:“古今中外,反專制、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苦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末,令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

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親自下令,要上海公安局從速破案,劉文輝、劉文忠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被捕。為了給改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牌子的“紅色新政權”立威,張春橋、馬天水、徐景賢等人決定用劉文輝祭旗。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凌晨四點,在不足五平方米的“私堂”內,由檢察院的一個人,同時扮演檢察院、中級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角色,兩個鐘頭內完成起訴、宣判、駁回上訴等一系列法律程式。劉文輝就這樣被殺害了,年僅三十歲。他成了十年浩劫中,第一個被公開處決的反文革的殉道者、良心犯(劉文忠《風雨人生路》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出版,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版)。但是徐景賢的《十年一夢》對這筆血債也一字不提。

胡懋峰喋血向誰討還血債?

在殺害林昭的前兩天,即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上海市人民廣場召開公判大會,宣判上海交響樂指揮陸洪恩死刑,並立即執行槍決(劉文忠《風雨人生路》)。和陸洪恩同時被處決的還有柳友新等三十多名“十惡不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香港)。對這場集體大屠殺,當時上海電視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作了現場轉播,《解放日報》等發表了報道和評論,死刑公告貼滿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轟動一時的大事。可是徐景賢的《十年一夢》也未賞著一字。

另一位胡懋峰,在獄中組織“孫文讀書會”研讀世界名著,批判文革。為人告發,也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公開槍殺(《風雨人生路》)。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也未對此作出交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十年浩劫中到底有多少人死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屠刀之下,有多少人死在徐景賢等人的硃砂筆之下?相信是永遠無法破解的難題。這是由於中共最高領導層有人發了話:“清算毛澤東,就是清算共產黨”“不要清算文革,要淡化文革”。文革成了禁區,所有文革資料都被當作“為密件”、當作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即使是林昭、劉文輝等,在名義上已經獲“乎反”的人,今天上海市的公檢法機關仍然拒絕把受害者們的檔案以及有資料發還給他們的親屬。

徐景賢親手製造的冤累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張春橋的妹妹張佩淙在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做手術時死亡。經各方面專家參加的調查組調查、研究後確認,死亡純屬意外事故。但徐景賢等人為了討好張春橋,在張春橋的指使下又成立了由徐親自指揮的絕對保密的“特別調查組”,要把醫療事故升級為“階級鬥爭新動向,精心策劃謀害張佩淙”並再擴大成“謀害柯慶施的政治事件”,欲致麻醉師方兆伙等於死地。

為了收集證據、羅織罪名,把方家的打字機、半導體收音機說成是發報機,把所所的節能電燈說成信號燈。方妻萬廷鈽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被審訊二十三次,萬因此瘦了三十多斤。被株連而被立案審查或傳訊的包括方兆伙的大哥方兆祥、大嫂孫用余,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表姐夫錢宇人以及夫婦雙方的同事、朋友,多達數十人。一年後,馬天水、徐景賢們仍堅特,“縱使沒有任何證據也要判方兆伙徒刑”,徐景賢最後定調:“判個七八年”。只因周恩來的干預,方兆伙才得在被秘密關押十八個月多,又送“五七幹校”勞改一年後獲釋。(葉永烈:《張春橋傳》)徐景賢到底製造了多少冤案,《十年一夢》也未有交待。

《十年一夢》中唯一提到迫害群眾的只有一處:“上海因為參加炮打張春橋而受到打擊迫害的有兩千五百人,一般請罪和寫檢查的不計在內,其中隔離審查、不能回家的,有兩百多人,辦學習班審查、但可以回家的,有四百四十多人,在審查中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瘋。”那麼,徐景賢本身害了多少人呢?好像沒有。因為他說,這些數字是“據有關部門統計”的,自然不關他的事了。雖然人血流成河,但徐景賢的雙手是乾淨的。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所以,徐景賢可以厚著臉皮在《十年一夢》的扉頁上大書曰:“我所寫下的都是我的親身經歷,或是親見、親聞……忠實於事實,對歷史負責,是我寫作回憶錄的基本信條。”

通讀全書,都是過五關斬六將的業績,有王洪文的錯、王秀珍的錯,甚至有江青、馬天水的錯,就是沒有徐景賢的錯。連他爸爸當班主任的歷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錢。全書的插圖、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輝形象,其中還有一張是他夫婦和朱永嘉夫婦二〇〇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徐景賢和朱永嘉完全忘記了他們曾協助姚文元,在毛、江的親自策劃、指揮下,秘密炮製批《海瑞罷官》的文章,而且還笑嘻嘻的。我在這照片邊上批了二十八個字,現在就以此作為這篇讀後感的結束吧:

發跡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無愧?

嘻皮笑臉還照相,人間皮厚君為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上海幫罪惡,誰來清算?——讀徐景賢《十年一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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