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
寫信批評毛澤東搞「文革」，獲刑無期的大學生王容芬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發出《五.一六通知》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十周年。請聽「當年『文革』與當今中國」系列訪談第一集：「文革」五十周年專訪王容芬，話題是：當年毛澤東與當今毛新宇。
今天播送的是上篇：寫信批評毛澤東搞「文革」，獲刑無期的大學生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女學生王容芬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一百五十多個字的簡訊，之後被監禁，再後來被判無期徒刑，直到毛澤東死後兩年多才獲釋。
「文革」爆發五十年後的今天，學者王容芬博士已經從德國政府部門退休，現在居住在德國。
王容芬：文革初起
我對王容芬博士的專訪是從五十年前的那封信談起的。
主持人：「請問當年是在什麼情況下，您給毛澤東寫的那封信？」
王容芬：「『文革』開始的時候，『五一六』通知下來以後，我們接到就六月了。那時候就是給領導提意見。我當時是班長，那就帶頭提意見，還寫大字報，認為哪些方面不對，要重視教學質量什麼的。
後來過了幾天，外交部派了個工作隊，『文化大革命』，就把各個系我這樣的學生提了出來揪鬥，我們都是『反動學生』。一來是開始給黨提意見，二來就是『白專學生』，反正成績好你就倒霉，出身又不好，這就開始『文革』了。
過了一段，不知道怎麼的工作組又撤了，大概他們黨內的權力鬥爭折騰來折騰去，那一陣揪鬥我們的時候，是劉少奇在，他派的工作組，後來又收回去了，他也倒霉了。」
主持人：「您當時是外國語學院幾年級學生？」
王容芬：「四年級。」
主持人：「一共學制是幾年？」
王容芬：「我上邊還有一個班。」
主持人：「您本來是差一年畢業？」
王容芬：「對。」
王容芬：「八·一八」我在天安門廣場
主持人：「您一個大學生，要直接給毛澤東寫信，當時到底這個動力是什麼？」
王容芬：「為什麼『八·一八』我這號人去了天安門廣場？有報導說我上了天安門城樓，那是胡說，就是被外語學院當學生代表派到天安門廣場上去了。那時候正好把工作組撤了，整個翻天了，像我們這被鬥的人都是最光榮的人物了，莫名其妙就把我也拉去充數了。」
王容芬這裡所說的「八·一八」是1966年8月18日。這一天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什麼事？讓我們隨著一段記錄影片中的實況錄音，來到「八·一八」天安門廣場。
（插播：「八‧一八」大會現場報導實況錄音）
合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現場播音員男：「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在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一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我國興起。
8月18日，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同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萬革命群眾一起，在雄偉的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致『開會詞』。」
陳伯達：「同志們、同學們，現在開會了！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裡同大家見面！」
眾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播音員男：「林彪同志講話。」
林彪：「同志們，同學們！我首先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向大家問好！我代表黨中央向大家問好！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播音員男：「周恩來同志講話。」
周恩來：「同志們，同學們！你們好！問你們好，向你們致無產階級革命敬禮！我們向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表示熱烈的歡迎！你們辛苦了！
黨中央剛剛開過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是在毛主席親自主持下進行的。這次會議的成功，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的新勝利！
這幾天，全北京在歡騰，全國城市和鄉村在歡騰，到處敲鑼打鼓，送喜報、開慶祝會，下決心書，億萬人民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今天，我們又在天安門這個廣場上，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一起。我們開慶祝會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眾歡呼）」
王容芬：「八·一八」前後所見。9月24日致信毛澤東，指出他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王容芬：「這之前，街上已經全亂了，我們家也被刨地三尺，說我們家藏著那個……偷聽敵台，有這個，有那個……又是特務，又是什麼的。然後鄰居什麼的都不行了，在街上看到的，大卡車拉著一個女的給剃的那個『鬼剃頭』，那時叫『陰陽頭』，一半禿、一半長的那種，可怕極了。掛著大厚牌子，沉重極了，脖子上細鐵絲勒進肉裡邊去了，那個人還是個大肚子（孕婦），我真看不下去了。
這麼沒人性的這種做法……這多了，我們學校外語學院在魏公村，進外語學院的時候有過湖南公墓，齊白石的墳被砸了，骨頭拉到外語學院大操場舞台上，擺著桌子批鬥，這都是什麼事兒啊！好幾個老師自殺了。」
「八·一八」之後一個多月，王容芬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聽王容芬朗讀這封信。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
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麼？
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致禮！
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我們眼前看到的比納粹集中營殘酷得多
主持人：「當時您看到的毛澤東的傾向，能寫這封信，您已看到的毛澤東錯到什麼地步？」
王容芬：「當時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熱淚盈眶的感謝偉大領袖啊，因為他給我們平反了，我們這些『反動學生』都成了『先進分子了』。接著下去批鬥，大街上的鬥、學校里的鬥，一個個的人轉眼就沒了，人命……比碾螞蟻還容易，打呀，掄著棍子打，皮帶抽，帶釘子的皮帶抽到肉裡邊去啊。」
主持人：「您在外語學院是學德語，您能夠在當時對這個事情有這麼大的義憤，並且有這樣的勇氣，寫這封信給毛澤東本人，與您學德語有沒有什麼關係？」
王容芬：「有點關係，雖然那個時候跟西德沒關係，都是東德的專家，但是也演過一些話劇啊，《馬門教授》什麼的。
那時候，納粹迫害猶太人，我們眼前看到的比那個可殘酷的多了。那個只是抓上給你一火車拉走，送集中營，送什麼地方去。這個就是在大街上讓你毫無尊嚴的扣著那個大便紙的簍子，中國人那時候還不興沖水馬桶擦，擦屁股紙簍子往人家腦袋上扣著，一鍋糨糊潑到腦袋上……」
王容芬：當晚在天安門發出信，快到蘇聯大使館時喝了四瓶「敵敵畏」後就不知道事了
主持人：「您給毛澤東寫了這封信之後，怎麼寄出去的？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王容芬：「寫了四封信，一樣的內容。給毛澤東的，就是正式提意見；給學校的、給外交部的、給我媽的，都告個別。然後在王府井那兒有個夜間藥店，買了四瓶『敵敵畏』，小瓶的，很濃的，然後就揣在兜里。走到天安門廣場，然後又走到東直門外蘇聯大使館，快到大使館的時候『咕嘟咕嘟』都喝了，然後就不知道事了。」
主持人：「喝藥是當天嗎？」
王容芬：「當天。信好像還是在天安門那兒投出去的。當天晚上，就一個晚上的事，全做了。」
主持人：「您寫完這封信，根本不想等候這個結果？」
王容芬：「知道他不會回應的，知道他這個人，從『八一八』接見紅衛兵，已經看透了，絕對失望了，才寫這麼封信的。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政府完全絕望了。」
主持人：「為什麼要到蘇聯大使館門前？」
王容芬：「因為當時只有蘇修敢跟毛澤東『叫板兒』啊，跟那些西方國家也沒有建交。非洲那些國家、（歐洲的）阿爾巴尼亞，那都是他的奴才國。」
主持人：「您說，喝完了藥之後就不知道了。您到蘇聯大使館，當時是進了那個門，還是距離門有多遠的時候您就不知道了？」
王容芬：「看見倆大兵了。」
王容芬：醒來後，從公安醫院到功德林，很快進入管制
主持人：「醒來的時候，您看到的是什麼情況？」
王容芬：「醒來的時候，一大堆警察圍著，在公安醫院裡邊。在那兒呆了一天兩宿，就給抓起來了，送到功德林監獄了。」
主持人：「之後經歷了幾個階段，然後正式服刑？」
王容芬：「進功德林的時候，全身扒光了查，然後讓簽字。我一看是什麼『現行反革命份子、叛國投敵王容芬……』我就拒絕簽字。我說『給我紙，我寫大字報揭發你們』。後來就給押到牢房裡頭去了。因為我很快就進入管制裡邊了，要在外邊我活不成。」
王容芬：「文革」軼事，江青——張少華——毛新宇
王容芬：「我現在要說的一件事就是1966年七月底的時候，我查了一下線上，是7月25日晚上，在北大出了點事。
『中央文革』工作組的幾個人，江青、康生、陳伯達，都上北大來了，開萬人大會。江青以前是不出頭露面的，也沒這個規矩，偉大領袖的太太你出來幹嘛。
她嗓子挺尖的，先代表偉大領袖問候大家，接著就喊了一連串的口號『萬歲！萬萬歲！』什麼的，喊她老公『萬歲』……
然後突然臉一沉，宣布『今天是一場辯論會』。大家都楞了『偉大領袖的太太出來跟誰辯論辯論？』辯論的對象她點了名，是在場的中文系的一個學生，女的，28歲，叫張少華。
誰也沒料到，江青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呀，跟一個……這個張少華其實就是個掛名的學生，28歲了，老畢不了業，就掛著個北大學生的名份……跟這麼一個掛名學生叫起板來了。
大家都楞了。接下來江青說的話就更叫人吃驚了，說『她媽是政治騙子，叫張文秋，很壞，有野心。我不同意張少華跟毛岸青結婚，我從來就不承認他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認』。
這都是什麼事兒啊？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非常緊張的情況下，也願意跟著偉大領袖革命，突然，他們家的這些事兒出來，結婚不結婚的。誰都不知道張文秋是誰，又出來『兒媳婦兒』，又不承認了……她不但把張文秋、張少華娘倆『揪出來』了，還把張文秋的大女兒劉思齊的也揪了出來。劉思齊是毛岸英的老婆，（毛岸英死後）早就改嫁了。江青就說這一家子把她欺負得很厲害，說『真的，我很惱火。10年來我一直受這個女人和她家人的氣，所以我很惱火。應該感謝她，正是因為她我得了心臟病……』
說著說著，江青哭起來了，真是動了真情了，真情揚出來的是他們家的家醜——毛家的次子毛岸青有病，不通男女之事。張少華趁機把生米煮成熟飯了，那個年頭誰敢這麼欺負偉大領袖的家裡人？那就不是『通天』，而是『捅了天』的大罪過。
革命群眾一下子就『炸了鍋』了，連夜追捕張少華，因為她欺負領袖家裡的人，是女流氓，還要追捕她媽。
這事就怪了，江青這麼折騰了一通，結果也沒追著這娘倆。天網恢恢，真是燈下黑呀，這女流氓一家子都躲進了中南海。那時候江青不能輕易進中南海，得請示哪，江青住在釣魚台。
過了四年，張少華給毛家添了一個大胖小子。韶華（張少華後來用的名字）說，偉大領袖給命名『新宇』，就是這個毛新宇，現在的將軍、博士、『文武雙全』的毛新宇。」
王容芬：因一張小條，同學楊秉章和姐姐楊勛被抓，楊勛和我被關同屋，得知詳情
主持人：「您當時在北大大會的現場嗎？」
王容芬：「我當時不在場。後來查出這個……當時有一個人在場，這個人叫楊秉章，是我中學101中的同學。他寫了個小條給遞上去了，說『請偉大領袖以後管住她，不要讓她出來亂說了』。
就因為這張小條楊秉章倒了霉被抓進去了。而且她姐姐也倒了霉，她姐姐楊勛當時是北大經濟系黨總支書記，後來跟我關在一塊兒，在學習班裡，一間屋子裡邊。所以這事我就很清楚了，一來是聽她姐姐說，二來是在網上也查了，所以剛才講了這麼一部分江青到北大辯論的這個事。
後來她姐姐寫了一本書，還回憶我來著呢。她姐姐叫楊勛比我們大得多。」
王容芬：全場喊口號「堅決鎮壓死反革命份子王容芬」時，沒舉手、沒張嘴的人
王容芬：「那個學習班啊，（本來）是要釋放這批人，最後呢，把我又抓回來了。當時全場喊口號，按我的腦袋，往下壓，『堅決鎮壓死反革命份子王容芬』。
就是這個楊勛，她沒舉手，也沒張嘴。除了這個楊勛，還有一個就是那個『516的老鼻祖』張建旗，反周恩來的，也是個學生。他們兩個都瞪著眼睛，愣愣的沒喊口號，
後來我在網上，大家聊天時說起過這件事，遇羅文出來說，他也沒喊。」
主持人：「他當時也在場？」
王容芬：「也在，都在一個學習班。在黃寺，德勝門外『少年犯罪分子管教所』。把我們關進去了，少管所的那些少年犯罪分子就擠到一塊兒去了。除了我們，還有一幫人，那是『黑幫子女』，什麼賀鵬飛（賀龍之子）啊，那一類的人。」
主持人：「那個辦學習班是後來的事情嗎？」
王容芬：「那是兩年以後了。1968年或1969年了。」
王容芬：受酷刑幾乎要死，背銬與皮肉長在一起
主持人：「後來判刑是在哪一年？」
王容芬：「判刑是在10年之後，判的無期。就是毛澤東死的那年。」
主持人：「1976年毛澤東死是在九月，您被判刑是在1976年幾月？」
王容芬：「1976年初，周恩來剛死的時候。」
主持人：「您在監獄裡有沒有受到過身體的虐待？」
王容芬：「監獄的監管人員說的非常文明『我們不打你，也不罵你，我們文明對待你』，結果上的那個『背銬』在北京還好，是從當時的『蘇聯老大哥』那兒進口的，那叫『狼牙銬』，你越掙，它就越緊，整個咬到肉裡邊去。不過那還是比較文明的。
到了山西，確實不打我，不罵我，戴的背銬叫『小銬』，那是在鐵匠爐上打出來的，那種鐵銬整個就夾在肉裡頭了，上一把大鎖。那種銬戴上去以後不出三個鐘頭，全都『招了』，因為實在受不了，壓迫得心臟都不行，它把動脈整個給你卡住了。
我這個人沒心沒肺的，一咬牙就頂過來。他們覺得『誒，這女的怎麼還不求饒啊？』，這一戴啊，後來就不行了。去了一個法醫，看了以後說『這個女人要死了，你們不能這麼下去了』，他們才給我摘。
摘的時候還是北京來人，提審來了，他們怕北京人看見這個難看，法醫建議摘下來。摘的時候是十冬臘月，摘不下來了，整個那皮跟鐵、跟肉全都長在一塊兒了。他們就撕下來的，連皮帶肉，就把那個鐵扔到那個爐子裡。屋裡燒著爐子，叫消毒還是叫什麼，聽著『滋滋』的響，冒著煙，那是燒人肉啊，都是我的肉、我的血。」
王容芬：吃東西就在地下啃，真是連畜類都不如。毛澤東死時，那陣殺人最厲害
主持人：「戴著那個背銬怎麼樣上廁所、怎麼樣吃飯呢？」
王容芬：「還上廁所？那有什麼廁所！來例假你怎麼辦呢，全都在褲子裡邊。吃飯的時候牲口還能兩個蹄子扒扒、四個蹄子……我沒有啊。我就想，你把我胳膊給砍下來，我就不受這個罪了。那受罪受死了，每時每刻都在……
當時跟我關在一塊兒的是一個蘇聯女人，她說『折磨一個牲口也是抽幾鞭子，有時有晌的；折磨人就能這麼沒明沒夜、沒日沒月的這麼折磨下去？』她看不下去了，她心挺好的，給我擦屎擦尿，給我洗什麼的。
山西看守所里五毒俱全，什麼都有，臭蟲虱子，咬得癢的沒辦法，就拿腦袋在牆上蹭，手不能去抓呀。」
主持人：「吃東西怎麼吃呢？剛才您說……」
王容芬：「吃東西就在地下啃哪。真是連畜類都不如的，他們對牲口也不能這麼待的，真是。」
主持人：「這種待遇多長時間？是在哪段時間裡？」
王容芬：「就是快判刑前一年。你要說到毛澤東死，我跟你打岔去吧。毛澤東死的時候，那陣是殺人最厲害的時候。毛澤東死的那天，誰說『吃碗麵條』，那就是犯罪，『你為什麼要慶祝？』誰要是笑了，也是犯罪。在（監獄）外邊可能還好點兒，在監獄裡就是死刑。本來就是判十年二十年的，馬上就拉出去立即槍斃。」
王容芬：被判刑無期與《判決書》
王容芬：「我是1976年1月10日判的無期徒刑。」
主持人：「當時主要罪名和所謂事實是什麼？」
王容芬：「他念《判決書》的時候……那是個鄉下人，看守所的，山西的，也念不通。主要還不怪他文化水平低，寫這《判決書》的人哪有一點點文化呀！全是『最高級』……『現行反革命分子王容芬，出身於極端反動的家庭，某年某月某日用最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一大堆全是這個，也沒有旁證，也沒有證據，什麼都沒有。然後是『在關押期間不認罪守法，繼續組織反革命集團，攻擊偉大旗手江青同志』什麼的，就這些。」
主持人：「1976年才判刑是怎麼回事呢？」
王容芬：「還有比我長時間不判的呢，那就那麼關著。」
主持人：「您說被判無期徒刑是在1976年年初……」
王容芬：「1月。最後說『如不服，可以上訴』。我就在那兒笑起來沒完沒了，看守說『你笑什麼？你上訴不上訴？』我趕快說『我上訴，上訴』。
一天我就寫好了《上訴書》。先把（《判決書》的）那些語法語病全都批了一通，然後就講我……又抒發了一下我的看法，那就憋著（笑）啦。那個看守的人還不錯，說『你別再搗亂了，你再什麼，你這無期徒刑，再給你加，你就死刑了。』」
主持人：「當時為什麼你還笑得出來？」
王容芬：「我覺得太荒唐了，那叫什麼啊？文盲啊，這樣的東西叫文章嗎，叫《判決書》嗎？」
王容芬：從看守所到勞改地，從北京到山西
主持人：「判刑無期，然後怎麼樣呢？」
王容芬：「然後就送到……這中間已經換過多少個看守所了，監獄是真正勞動改造的地方，到了那兒有相對的一點自由，能出來走動幹活兒什麼的，有個身份了。從功德林換到半步橋，從半步橋換到臨汾，從臨汾晉南又換到晉東南晉城。」
主持人：「就從北京地區的看守所到了山西境內的看守所。」
王容芬：「對。在晉城被判的刑，然後被關到榆次的山西女監去勞動改造，叫山西第四監獄，對外叫榆次化工廠。」
主持人：「我們的話題從毛澤東與『文革』，到毛澤東與您……」
王容芬：「毛澤東跟我……我上趕著給毛澤東提意見，給他指條正道去，毛澤東知道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後來進那學習班，當時是軍代表，說『你們都是你們反的人點名把你們弄到這兒來的』。那個叫『516』的是周恩來點的名；我是反毛澤東、反林彪的，就是偉大領袖、二領袖點名的。他們那麼說，誰知道有沒有這麼宗事。『516』的張建旗，也是個高幹子弟。」
王容芬：1979年3月11日獲釋
主持人：「後來又坐了幾年監獄？怎麼出來的？」
王容芬：「後來坐了不到三年。突然北京就來人了，就又來宣布《判決書》，兩個女士。宣判的時候就說是『攻擊偉大領袖，但是反對四人幫』，最後來個宣布無罪（笑），當場釋放，我也莫名其妙，這又是怎麼回事。但是那個『偉大領袖』還是不能動的。
我當時就說『攻擊領袖，這個咱們以後還得再辯論。這個反四人幫，那是我入監以後的事，開始抓我跟四人幫沒關係啊，所以我還是沒反四人幫的』。」
主持人：「那後來釋放是在哪一年？」
王容芬：「後來釋放就把我帶走了……1979年3月11日宣布無罪釋放，前後一共關了十二年半。帶到半截兒，我媽也來了。」
主持人：「您母親來就把您接走了是嗎？」
王容芬：「就把我接走了。他們就又上別的監獄去了，又給人家平反去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他們挺忙的。後來我知道的是鄧小平、胡耀邦他們『平反冤假錯案，先抓大案要案』，判20年以上的都算『大案要案』。」
王容芬：我在監獄12年半功課補了不少，德語沒忘，獲釋後進中國社會學會籌備組
主持人：「您獲釋出來以後又做了什麼？」
王容芬：「出來以後，先在一個叫農業機械化研究院，有一個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在那兒教課教德語課，他上德國出差，所以沒人代那課了，才讓我去給他代課，等他回來我又退下來了。
然後社科院要重建社會學。當年『反右』的時候，社會學家都是『職業右派』，通通都是『右派』，沒例外。這是跟著蘇聯走呢，蘇聯那時候取消社會學，中國也取締社會學。這時候胡耀邦要重建社會學。社科院招人，正好我在監獄那12年半補功課補了不少。」
主持人：「怎麼補功課？」
王容芬：「補功課沒東西啊，除了《毛選》四卷，就是我媽混著給我送進來一本《資本論》第二卷。那是馬克思沒完成的『未完稿』，恩格斯給改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總比老看那《毛選》四卷有點意思。
結果讓軍代表知道了，說『那（《資本論》）是管資本主義的，你學那個沒有用』。那個10年裡，誰還有點什麼根底呀？除了『革命造反』就沒別的了。
我能夠安安靜靜的、仔細的、逐字逐句地研讀『偉大領袖』的這些教導，那收穫真是不淺的。」
主持人：「主要收穫是什麼？」
王容芬：「主要收穫是他的階級鬥爭理論。他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這是胡說八道啊。
幾千年的文明史靠的是生產力，靠的是新技術、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革進步。現在咱們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了，進入IT階段了。毛澤東說的那……
不是奴隸主和奴隸，奴隸推翻了奴隸主，然後農民推翻了地主……不是這麼回事兒啊。你的下牙打倒了上牙，那你就沒牙了，豁著，你吃不了飯哪，少一半牙啊。」
主持人：「您說您在獄中補功課，您的德語就沒忘嗎？」
王容芬：「在監獄裡天天就練，練嘴皮子，就為了想忘掉別的事兒。反正他們打架、說話什麼的，我都用德語再給翻譯過來。因為跟外界絕緣了，只能聽到這些聲音。罵人的話我也翻譯過來。
《人民日報》是一、兩個月以前的，傳到我這兒看的時候，逐字逐句都用德語再讀一遍，就這麼下來的。」
主持人：「出獄之後很快就做了……」
王容芬：「做了一篇論文，他們招生，我就寄去了。然後面談什麼的，當時就通過了。」
主持人：「進入了什麼科目？」
王容芬：「社科院中國社會學會籌備組。」
王容芬：1989年組織紀念韋伯誕生125周年國際會議，那年的北京，那年的我
王容芬：「我能夠活到今天，跟鄧小平有很大的關係，鄧小平、胡耀邦，這應該提他。當年鄧小平、胡耀邦提出徹底平反文革，結果一個天安門事件又都砸進去了。鄧小平又成了千古罪人了。
後來我先是做婚姻家庭研究，後來做馬克思·韋伯的研究，這跟我德文到底是有關係的。
然後要乘韋伯誕生125周年，我就申請了一個項目，組織……還是你們美國的那個索羅斯，他們給的錢，開一個國際會議，紀念韋伯。」
這個國際會議訂於1989年6月14日在北京召開。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辭職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的「反腐敗、爭民主」的請願遊行。
以下請聽一段當時的街頭請願遊行實況錄音。
（呼喊聲）
「耀邦不朽！」
「言論自由！」
「解除報禁！」
「要求清除腐敗！」
「剷除官倒！」
「保障人權！」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王容芬回憶說：「我人在北京，我到天安門廣場上去，每一天都去。我參加了首都知識界聲援學生的團，當時還讓我們也去絕食，我也參加了。跟家裡都交代了，跟我婆婆交代了，把孩子交給她了。婆婆還給我一個大棉襖穿著說『晚上別凍著了』。
我到那兒去了，後來不知怎麼又不絕了。真正認真做事的是一些知識界的老人，真認真的。吳祖光先生在倫敦開會呢，那時候沒有別的通訊手段，打電報給他太太新鳳霞，讓她捐兩萬塊錢，送到廣場學生手裡。新鳳霞是什麼人哪！文革中受迫害兩腿癱瘓……搖著輪椅去的。」
王容芬：韋伯誕生125年周年紀念會一切準備好，北京6月4日出事了
王容芬：「韋伯是125年前6月14日生的，要開會紀念他，準備那一天開會。會場都租好了，在北京開，在社科院開，什麼都弄好了，到了6月4日就出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