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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中共黨報「口頭禪」里的中共政治變遷

共產黨的旗艦報紙“人民日報”和其他報紙的頭版在2017年10月26日北京新政治局常委會揭幕後的第一天(路透社

在中國,最具權威性的喉舌媒體當屬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在密不透風的中國政治中,它被視為是洞察中國政局與政策變化的窗口——當某個特定政治辭彙在一段時期內被反覆提及,相應的政策也會發生變化。

在中國改革開放走向40周年之際,BBC中文從過去40年的《人民日報》中整理出那些曾紅極一時的“口頭禪”,從詞語出現頻率變化帶您回顧中國40年來的政策擺動。

走向“一尊”

當你打開一份黨報,先映入眼帘的很可能是粗體的領導人姓名,他們可能出席了某次會議,或發表某些講話。顯然,領導人姓名出現的順序、頻率與他的權力和地位息息相關。

1983年,鄧小平在《人民日報》出現次數首次超越毛澤東。那一年,他開始擔任中央軍委主席。1990年卸任後,他很快輸給了繼任者江澤民,但兩年後,當他以普通黨員身份“南下考察”後,他重新成為黨報上的“一號人物”。

這一切,在習近平上台後顯得小巫見大巫。2012年,較為“低調”的胡錦濤將權力交給習近平,後者姓名出現頻率便幾乎直線上升。五年後,習近平獲得“黨的核心”稱號,同一年他被提及的次數已超過江澤民和胡錦濤二人峰值之年總和。

在這樣的背景下,領導人的一舉一動都無小事。今年7月30日,《人民日報》頭條標題是短短七個字:“習近平回到北京”,內容僅是講述他參加完金磚國家峰會後回國。

紐約時報》認為,習近平已成為鄧小平之後最有權勢的統治者,而《福布斯》雜誌也將其評選為2018年世界最具權力人物。

左右搖擺

除了領導人的姓名,“黨的領導”和“意識形態”這兩個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辭彙,在改革開放40年歷程中如同指南針探尋著中國政局左右變化的方向。

改革開放之初,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人們放下《毛主席語錄》,“解放思想”成為主流。這段時間,《巴黎聖母院》等西方影片引入中國,思想界空前開放。

但到1987年,在黨內保守派反攻下,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展開,“黨的領導”被重新重視起來。兩年後的六四事件或許更加讓領導人認定,是意識形態領域出了問題。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面對“姓資姓社”之爭,說了四個字——“不搞爭論”,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明顯放鬆。

直到習近平上台後,這兩個詞語出現頻率再次抬頭猛增。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黨是領導一切的”被寫入黨章,“黨的領導”出現頻率自此達到40年來最高點。

政治改革曇花一現

改革開放後搖擺不定的政治氛圍,讓很多人認為一場徹底的政治制度性改革迫在眉睫。1980年,鄧小平發表了有關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

然而,突然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的團結工會事件,卻給中共黨內保守勢力帶來了阻礙政改的借口,鄧的領導制度改革設想還未展開便偃旗息鼓。

政治改革重新進入中國領導層視線是在1986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正是這樣的基調下,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組建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就黨政分開、下放權力等問題進行研究。1987年10月,《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獲十二屆七中全會通過。這一年,“政治體制改革”在《人民日報》上的出現次數達到巔峰。

歷史彷彿與中國開了一個玩笑,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後,這場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徹底終止。

在隨後的20餘年時間裡,“政治體制改革”的字眼雖仍時不時出現在黨代會等重要場合,但再也未能像80年代的政改一樣引起強烈反響。

意識形態的糾結

政改夭折,經濟改革也並不輕鬆。8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引發相當一批保守人士質疑,中國是否已偏離了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毛澤東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

直到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儘管如此,“市場經濟”並未立刻在《人民日報》上嶄露頭角,而是被用“商品經濟”這一更委婉的提法替代。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共十四大會議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為中國經濟改革目標。“市場經濟”由此在黨報中大幅出現。

與火熱的“市場經濟”形成對比的,是日漸冷落的“共產主義”一詞。

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將社會主義寫入《憲法》的國家。根據俄國政治家列寧的理論,社會主義是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但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顯然不想再考慮過於遙遠的、要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使命”。

早在80年代中期,圍繞是否將“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寫入黨的決議,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與黨內保守派曾發生爭議。

1986年8月,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全國人民怎麼能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四項基本原則是實際工作中要貫徹的,不能天天念經的樣子去講,那就解放不了思想。”

此後,中共當局對共產主義的提法越來越少,在需要強調意識形態時,很多時候只提社會主義。

公共輿論場的博弈

伴隨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的,是中國民眾要求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的意識。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享有監督權,但批評人士認為,現實中履行這一權利異常艱難。

中國對媒體長期實行嚴格監管,禁止民間開辦新聞媒體。但官媒的主要身份是“黨的喉舌”,批評同級甚至上級的工作成為大忌。

在這種情況下,巧妙避開“媒體”字眼的“輿論監督”一詞被提了出來。1987年,中共十三大會議報告說,要“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支持群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90年代後期,官方媒體也走向市場化改革,很多黨媒開始辦起了都市報。儘管報禁猶在,但遍地開花的都市報仍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針砭時弊。

1998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到中央電視台視察時說,“什麼叫以正面報道為主?是指99%都應該正面報道嗎?98%、80%就不行嗎?我看51%不也行嗎?”

21世紀到來,互聯網成為中國新的輿論場。博客、微博等社交平台興起後,公民意識表達有了新高地,“公民社會”也在黨報中被越來越多地提及。

轉折點發生在2011年初,突尼西亞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也引發效仿,多個中國城市爆發集會,要求開啟政改,開放新聞自由。

或許感到威脅的中共領導人,自此對“公民社會”嗤之以鼻。前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甚至撰文批“公民社會”是“西方國家設計的陷阱”。

今年前11個月,與中國有關的“公民社會”僅在《人民日報》出現一次,達到歷史低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夏雨荷 來源:BBC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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