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聲鶴唳」、「驚弓之鳥」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成語，形容、比喻經過驚嚇的人神經極度緊張，聽到一點兒「聲音」就膽戰心驚、驚慌失措。儘管成語總使人有誇張之感，其實成語是生活經驗的總結、概括、凝鍊；生活中，確實有人聞「聲」喪膽，甚至還有看似強大的政權竟聞「聲」喪權的例子。
一
「白天沒做虧心事，夜裡不怕鬼敲門」，這是人所皆知的俗語，這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過的道理。但是這「常理」、「常識」只適用於尋常年代，而不適用於非常時期。在那種非常日子裡，白天沒做虧心事，晚上也怕敲門聲，而且這種敲門聲有時甚至能致人於死地。
從1956年起，關於史達林本人以及史達林時代的真實情況便被不斷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蘇聯秘密檔案，使人們有可能對這一「現象」有更深入、更細緻的了解和研究。俄羅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出版的《史達林》（中譯本已由新華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書，便是利用這批檔案寫出的力作，其中包括史達林個人檔案、十月革命檔案、蘇共中央黨務檔案。利用最新解密檔案，能使「重大事件」徹底曝光，使許多細節更加豐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的確令人驚心動魄，而一些易為人忽略的細節，如果細細體味，則更使人毛骨悚然。
在1930年代恐怖無比的「大清洗」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史達林別墅的花園中夜宴閒談時，為天上一個星座的名稱小有爭論。莫洛托夫說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說是仙后星座。由於二人爭執不下，在一旁笑聽爭論的史達林認為此事容易，給天文館打個電話便可搞清，便吩咐秘書給天文館打個電話。誰知原天文館長、一位天文學家已與其他幾位著名的天文學家一起被「清洗」了，而新上任的天文館長並非天文學家，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對史達林秘書的電話，這位新館長當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車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學家。這位天文學家自許多同行好友被捕後一直惶惶不可終日，此時見輛汽車半夜突停在自家門口，門鈴又按得很急，以為末日已到，在開門時突發心臟病死在門口。汽車只得急馳去找另一天文學家，而這位天文學家與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學家也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樓上，在夜裡兩點半突被急促的門鈴聲驚醒，見一輛小汽車停在樓下，也以為自己的大限已到，這位年已60的天文學家不願再受凌辱，便縱身從窗口躍向夜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幾經周折後，這位新館長終於在清晨5點打聽清楚了星座的名稱，急忙給史達林的別墅掛電話：「請轉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岡諾維奇同志……」但值班人員回答說：「沒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中譯本，第455－456頁）
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上世紀60年代所寫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中，也多次提到深夜電梯聲、電鈴聲使人驚恐莫名的生活細節，從中也能看出當時恐怖到了何種程度。他這樣寫道：「在我的熟人中間，沒有一個人相信明天，許多人都準備了一隻裝著兩套內衣的小皮箱」，隨時準備一去不返（愛倫堡：《人·歲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第412頁）。1938年在他住的樓房裡，「每天夜裡人們都傾聽著電梯的聲音」，所有人這時都緊張萬分，生怕是秘密警察來自己家中，後來他們要求晚上關閉電梯，免得家家緊張，他也不例外，「每夜都等候著鈴聲」。在二戰時曾任駐美大使、後任外交部副部長的著名蘇聯外交家李維諾夫是愛倫堡的好友，據愛倫堡說，從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經常把左輪手槍放在床邊的小桌上——如果深夜聽到鈴響，他就不再等待以後的事了……」（同上，下，第441頁）。
二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有時，這種「聲音效應」會影響終生。
經過「反右」鬥爭後，著名藝術家、中央工藝美院的創辦人龐董琹先生幾十年來聽到搬桌椅板凳的聲音，就會一陣心驚肉跳。2002年3月17日，龐先生的遺孀、北京京劇院劇作家袁韻宜女士對我詳談了龐先生的人生與藝術。她無意中談起在「反右」中，身為中央工藝美院院長的龐先生未能倖免，對他的批鬥會經常是在院長辦公室隔壁的房間召開，每次批鬥會前布置會場都要搬桌椅板凳。袁女士說，從那以後直到臨終，龐先生聽到搬桌椅板凳聲就高度緊張，心跳加速。所以，家中已養成習慣，搬桌椅前總先會給龐先生打個招呼，讓他有所準備。
若與「文革」相比，「反右」已實屬「文明」了。2004年2月29日和3月7日，鳳凰衛視中文台「名人面對面」節目分上下兩集播出了節目主持人許戈輝對著名演員陳佩斯的訪談。隨著訪談越來越深入，陳佩斯在下集中談起在「文革」中父親曾被關進「牛棚」、自己被送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務農，為了擺脫餓肚子的知青生涯，在1973年19歲時回京報考文藝劇團的事情，令人唏噓不已。從小就因文藝太「險惡」而不讓他從事這一行的父親看到孩子在農村實在沒有出路，終於同意他子承父業，讓他學表演，學小品、聲樂、朗誦……
陳佩斯在這個節目裡講到這樣一件事：「文藝這個行當它的艱險、它的險惡不是說大人告訴我的，而是我都能聽得到看得到的。我們家住在北影演員劇團，都是一排一排平房，前面是劇團，團部，後面就是我們家，都能聽見裡面。有一段時期，裡面都是談論劇本，談論藝術，非常熱烈，爭論不休。突然沉默了，他傳達文件，你聽一個人在那兒傳達文件，緊接著就是互相攻擊，非常激烈，言詞非常激烈，人們立刻就全都變了。大字報登出來，然後又平靜一陣，平靜完了以後又傳達什麼文件，然後又開始念劇本了，就這樣一波一波政治運動是不斷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是親眼看見，我父親被紅衛兵、被革命群眾毆打，坐噴氣式，掰著手臂，用鐵絲勒著，掛著大牌子，上面寫著各種各樣的罪名，名字上打著叉，戴著高帽子，這都是我親眼看見的，而且我母親也留了一件全是腳印和我父親滲出的血的一件汗衫，那個我母親保留了很長時間。我親眼看見我父親領百花獎，那種榮譽，沒過幾天，沒過兩年，人們就開始朝他臉上啐吐沫。這種功與過，榮譽與羞辱，真的就是一夜之間的事情。我最怕的就是半夜大卡車在我們下面一停，然後咣咣你就聽見皮鞋上來了，前後窗戶堵著，前頭就開始抓人，所以我一直到了30多歲的時候，我還害怕晚上睡覺的時候有別人在樓道里，我們住平房的時候前頭或者後面有人走路很重，我都害怕，立刻從夢中驚醒，心臟跳動，渾身出冷汗，過了幾十年都有這個驚悸。」他說，「所以我父親就一直不讓我做這一行兒。但最後還是沒逃脫，可是有一點好處，就是我對名利看得很淡。」
「過了幾十年都有這個驚悸」！經過了「文革」中「紅衛兵」、「專政組」任意抄家、關押、打殺無辜者那種恐怖歲月的人們，對此種感覺當不會陌生。
三
在王朝、政權面前，個人總是渺小、軟弱的，難免會有「風聲鶴唳」之驚悸、「驚弓之鳥」之悚恐。然而，有時一個王朝、政權也會因「聲音」而驚慌無比，甚至因此覆亡。
在《新五代史》中的《伶官傳》中，歐陽修記述了後唐莊宗李存勖因「聲」而亡的故事。據說莊宗的父親晉王臨死時，把三支箭賜給莊宗，並告訴他說：梁國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與我約為兄弟，可是後來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這三件事是我的遺恨。交給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記你父親報仇的志向。莊宗繼位後，整頓綱紀、勵精圖治，國家迅速強盛，終於攻克燕、梁並大破契丹。每次出征，他都從宗廟中請出三箭放在錦囊中隨行，得勝後又把三箭交還到晉王的靈座前，表示父仇已報，以慰在天之靈。「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然而「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莊宗卻迅速腐化，驕奢淫逸，縱情聲色，並寵幸幾名伶官亂政誤國，「天下不勝其冤」。不消多久，朝政紊亂，人心思變，終致叛軍突起。而身邊最受他寵幸的伶官最後也發動兵變，將他射殺。那天晚上「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無奈中只好割下頭髮對天發誓，抱頭痛哭，眼淚沾濕衣襟。最後，莊宗身中亂箭而亡。歐陽修感嘆道：「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禍患常積於忽微」，忽視「忽微」，則禍患難免，歷史早已證明此點。可能沒人想到，一千年後，東歐的羅馬尼亞幾乎完全重演了「一夫夜呼，亂者四應」的歷史一幕。
1989年12月16日，羅馬尼亞西部蒂米什瓦拉市，大批群眾為了保護一名遭迫害的天主教神父，在他藏身的教堂外圍起人牆，並與警察發生了流血衝突。此事成為導致羅馬尼亞政局劇烈動盪的導火線。19日，首都布加勒斯特爆發了幾萬人參加的示威遊行，示威者再次與警察發生衝突。羅馬尼亞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齊奧塞斯庫不得不在20日中斷正在外國的訪問，匆匆趕回國內。第二天，官方在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國廣場組織群眾大會，齊奧塞斯庫發表演講，嚴厲譴責蒂米什瓦拉事件。當講話停頓時，會場竟未像往常那樣響起熱烈的掌聲。片刻沉寂之後，突然響起一個刺耳的噓聲。此聲一起，會場頓時噓聲一片，然後響起「打倒齊奧塞斯庫」的口號聲。集會只得早早收場，但廣場上的人卻越來越多，開始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22日，軍隊倒戈，齊氏夫婦見大勢已去，便在這天中午乘直升機倉皇出逃，當晚被捕。12月25日，經過數小時秘密審判後，他們在當天下午被判死刑，立即執行。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被改名為羅馬尼亞。
齊氏習慣、陶醉於表面的「熱烈掌聲」久矣，而對經濟困頓、政治專制、腐敗等早就在人們內心造成的「噓聲一片」卻絲毫不查，最終導致這「一夫『晝』呼、亂者四應」，權喪身亡的「禍患」。面對如此情景，不能不使人一次又一次想起歐陽修的「千年長嘆」。有人因「聲」而驚而亡，有國因「聲」而驚而亡。種種「聲音效應」折射出的荒誕與沉重，的確令人回味無窮。
2011-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