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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輝:寧跳珠江也不批孔子的金石界大家

容庚先生(1894年-1983年)(楊家駱/《民國名人圖鑑》)

在中國古代青銅器收藏家中,曾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先後任教的容庚先生是必然佔有一席之地的,其在金石研究、古文字學方面的造詣更為海內外學界所認可。從其個性來說,容庚又是一個率真之人,其身上“不自由,毋寧死”的風骨,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歲月,更是難能可貴。

出身書香門第國學功底深厚

1894年,容庚出生在廣東東莞一個書宦之家。其祖父容鶴齡為清咸豐年間舉人,為人孝順,曾任東莞龍溪書院及順德鳳山書院山長,深得百姓尊崇。外祖父鄧蓉鏡也是進士出身,先是被朝廷選為庶吉士(註:官職名),後任江西督糧道,晚年辭官任廣雅書院山長。父親容作恭曾在廣雅書院學習,曾考取拔貢(註:貢生中的一種)。

在這樣氛圍下成長的容庚,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6歲即拜當地秀才為師,學習儒家經典,因此其國學功底深厚。11歲時,他與兩個弟弟容肇新、容肇祖進入新式小學堂,學習國文、算術、植物等科目。

其後,父親病逝,母親鄧瓊宴遂舉家遷往廣州,與從日本回國的弟弟鄧爾雅毗鄰而居,並進入鄧爾雅工作的啟明小學讀書。其後又回到東莞生活、學習。

15歲時,容庚跟隨舅舅鄧爾雅研習金石。對於這段經歷,容庚在《金文編》中寫道:“餘十五而孤,與家弟肇新、肇祖從四舅鄧爾雅治《說文》。民國二年,余讀書於東莞中學,四舅來寓余家。余兄弟課餘恆與據方案而坐,或習篆,或刻印,金石書籍擁置四側,心竊樂之。”

在研究中,容庚立下了雄心壯志,編寫一部書補正增益吳大澄的《說文古籀補》,並準備分別類摹寫編撰殷、周、秦、漢文字,成《甲骨文編》、《金文編》、《石文編》、《璽印封泥文編》、《泉文編》、《專文編》、《瓦文編》、《匋文編》八編,再分別作考訂解釋。

1916年容庚中學畢業後,因學問紮實,學養深厚,與三弟肇祖一同被聘為東莞中學教員。在此期間,容庚開始投入《金文編》的撰寫。《金文編》中集錄的字,以商州彝器款式為主,並以王國維的《國朝金文著錄表》為主要參考依據。

北上求學揚名金石界

幾年後,因與校方理念不合,容庚和容肇祖決定北上繼續求學。1922年,容庚留下妻子兒女,與容肇祖前往北京。他帶著三冊《金文編》稿本,專程去天津拜見了大名鼎鼎的古文字學家、“甲骨四堂”之首的羅振玉先生。羅先生看到容庚的《金文編》稿本,對其十分賞識,並鼓勵他“務竟其成”。

羅先生還寫信給北大教授馬衡推薦容庚,稱“容庚新從廣東來,治古金文,可造就也”。也因此,沒有讀過大學的容庚破格進入北大研究所國學班,成為了一名研究生,並受到馬衡、王國維等名家的指導。容庚為此對羅振玉終身感激。

作為大家的王國維對容庚也十分欣賞。1923年,王國維為商承祚《殷墟文字類編》作序時,稱他所見當今治古文字的青年僅四人:唐蘭、容庚、柯昌濟、商承祚。那時他與容庚剛剛相識。其對容庚的學術研究也多有幫助。後來王國維自沉昆明湖以明志,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也深深影響了容庚。

1925年,容庚完成了《金文編》的撰寫,並在羅振玉的資助下出版。該書的出版,深得中國古文字學術圈好評,有人甚至稱其為“一部具有廣泛性影響的權威性工具書”,對研究周代青銅器銘文非常有幫助,是古文字學者案頭必備之書。容庚也一舉揚名金石界,他也有幸獲准參與故宮內部古器的整理、鑒定和編目等工作,進而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同時也開始了對青銅器的收藏。

留在北京任教收藏豐富

1926年,容庚從北大研究所畢業後,因為留戀北京的文物,遂兩度拒絕了家鄉廣東大學(後來的中山大學)的盛情邀請,任教於燕京大學。由於其學術成果豐碩,次年便被破格提升為教授。他開的古文字課受到學生和老師們的追捧。每次上課,教室里都擠滿了學生和慕名來聽課的人。

1929年7月,容庚被中央研究所聘請為歷史語言特約研究員,同年9月,被清華大學國文系聘為特約講師。這無疑是對容庚學問的肯定。

1935年,容庚歷時8年,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部重磅之作《商周彝器通考》,這本書與《金文編》被學界奉為圭臬。

在此期間,容庚開始大量收藏書籍、青銅器、甲骨、書畫、信札等。他在燕大的薪水是200元,除了日常花銷外,基本都用來購買收藏品。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的金石藏本已達5千多冊,青銅器173件,成為當時最大的青銅器收藏家。1947年,容庚舉家南歸時,所攜書籍就有200箱,超萬卷。

容庚的藏品中一些是珍品,比如明嘉靖版、重刊宋刻《宣和博古圖》30冊,春秋中期晉國大夫欒書的“欒書缶”等。

自謂“野馬”文革寧死不批孔子

抗日戰爭爆發後,容庚因個人原因,沒有隨諸多的教授、學生南遷,而是留在北平,任職於受制於日偽政府的北大,而這也使得他在抗戰勝利後,在代理北大校長傅斯年的“徹底根除日偽時期奴化教育影響”理念下,無法被聘用。不得已,容庚選擇返回家鄉,任教於嶺南大學。1952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併,容庚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當時國學大師陳寅恪也在嶺南大學(中山大學)任職,身兼歷史、中文兩系教授。1951年10月,當時的廣東省政府委員兼文教廳長杜國庠在一次演講中盛讚陳寅恪與容庚是廣東學界的楷模,這也使得二人在早期中共發起的一系列運動中被“保”了下來。

而容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敢言的風格亦時時閃現。顯然,他清楚地意識到了在中共統治下,已無法進行正常的學術研究,因此將興趣轉移到書畫碑帖上來,寫出過《叢帖目》、《頌齋書畫小記》等重要著作,但他常常對人說,自己“解放後一個字也沒有寫過”。

還有在1958年的“反右”運動中,中山大學中文系的董每戡、葉啟芳等教授被打為“右派反黨小集團”,容庚為他們奔走呼籲,學校領導為此警告他:“容庚,你已經到了右派的邊緣!”他坐在台下大聲回應:“我退休!”

而在“交心”運動中,容庚曾說:“這幾天,我的思想很沉重。思想像竹子,有些地方通了,許多地方還是不通……”

容庚的學生曾憲通感慨其的耿直,在那麼多的“運動”中,他總是怎麼想就怎麼說。容庚曾對曾憲通說過:“我說的話,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無。”曾憲通表示:“其實他的言論早夠‘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來。他倒好,還一個勁兒跑到中文系黨委去為‘右派’教師說情,說這個不應該是‘右派’,那個不應該是‘右派’,說得黨委書記沒辦法,只得威脅他,‘你都自身難保了,還管別人’。”

逃過思想改造和“反右”運動的陳寅恪和容庚最終還是沒有躲過文革。陳寅恪被迫害致死,而容庚在幾經磨難後僥倖活了下來。

1966年文革前夜,全國都在批判吳晗、鄧拓,容庚卻在會上為吳晗、鄧拓喊冤叫屈。他說:“毛××自己說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但現在卻把這批文章(《燕山夜話》)說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還有誰敢提意見,這不是防民之口嗎?這樣防民之口,只好掛個牌牌‘莫談國事’了。”

就這樣,容庚成了中山大學第一批“牛鬼蛇神”,與劉節、謝文通並稱康樂園裡的“三家村”。

文革爆發後不久,他的研究生們就貼出大字報——《堅決砸爛容庚這把“鬼鎖”!》,揭露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召開大家行動起來,“堅決砸爛這把‘鬼鎖’,宰掉這匹‘野馬’!把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野馬”、“鬼鎖”是容庚的自謂,“野馬”,誰也駕馭不了,“鬼鎖”,誰也打不開,反映了容庚不願接受羈絆的內心世界。出自於其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入黨申請書,內有“我是野馬,是鬼鎖,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需要一個緊箍咒,需要黨的鐵一般的紀律來約束自己”之語。

顯然,不講政治,重視業務的容庚是得不到中共的青睞的,其入黨申請一直都沒有被批准。文革開始後,容庚很快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成為了批鬥對象,曾遭到過上千人的批鬥。。

1971年10月,林彪“叛逃”事件後,中共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中文系教職工組織學習中央文件,容庚如此表態:“鬥爭鬥爭,我心裡一直不安,鬥來鬥去,莫須有。”“不說又不行,沉默就是反對,又一條罪狀!究竟怎樣做人好,如果七八億人都擁護,中國是無敵於天下的。可是現在還有兩種人,把話悶在心裡,不敢說話,這不是好現象。”“整天喊思想改造,越改造越壞。”

一個“批林批孔”的幹將跑來勸容庚,讓他認清形勢,參加批判孔子。容庚答道:“我寧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結語

“文革”結束後中山大學給教授們平反,“容庚先生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人”再度盛行。誰知容庚並不領情,他一本正經地說:“過去你們批判的容庚,實際上沒那麼壞;現在你們說好的容庚,實際上也沒那麼好。”

1983年容庚病逝,終年89歲。雖然“不講違心之話,不作背理之事”的他僥倖逃過了文革,但正如其所言,1949年後,他再沒有寫過一個字,沒有做過與自己主業對應的研究。而文革後的他已經垂垂老矣,早已錯過了再出成果的黃金期,他年輕時的夢想沒有實現不說,中國金文的研究滯後多少年更無法言說。這應該是他內心最大的遺憾和悲哀,而容庚的悲哀也是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哀,炮製者正是以摧殘中華傳統文化、摧殘中華精英為己任的中共。

參考書目:

1、《容庚傳》,花城出版社,2010年

2、《大藏家》,中國商業出版社,2017年

3、《民國風度》,九州島出版社,2011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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