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警察對維權人士等的騷擾花樣「層出不窮」（FRED DUFOUR/AFP/）
2019年2月5日是傳統黃曆新年，中國最重要的節日。它是人人回家團聚、享受遷徙自由基本人權的日子。但有些人為了維護別人的權利，自己的基本權利反而遭到無理剝奪──這些維權人士、律師和作家，就是陷入苦戰的中國人權護衛者們。
近年來，中共當局加強打擊人權護衛者，對他們進行各式各樣的騷擾和長期監控，或者用莫須有的罪名將他們逮捕起訴。人權觀察對中國各地的這種案例做了詳細記錄。
人權觀察訪問了二十多位中國人權護衛者，請他們分享近期受到警察騷擾的故事。有些人說，騷擾有如家常便飯，說不上什麼「故事」。有些人不願談論細節，因為故事公諸於眾可能使自己的自由更加受限。有些人甚至要求我們略過他們的故事，以免專管他們的警員「日子難過」──多年朝夕相處之下，他們對盯梢警察被迫幹這種不體面工作也頗感同情。
從這些人權護衛者分享的故事可以看出，即便面對強烈、無情的打壓，他們仍保持著高度韌性、堅毅和幽默感。以下是獲得當事人同意公開的幾則故事。
部分原話經過編輯以求明確、簡潔。
黎學文，異議作家。（網絡圖片，下同）
「12月，兩個警察假裝要買樓，帶著房東到家裡來趕我們夫妻走。房東語言特別凶，說『我已經把房子賣給他們了。你們必須搬家！』我把房東拉到一旁，說『我知道他們是警察，你這是被他們強迫的。』房東感到不好意思，低聲說『你知道我就是個小老百姓，沒辦法反抗他們。他們把我傳喚到派出所兩次，逼我這麼做。』」
胡佳，維權人士、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得主。
「我家門外，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都有警察站崗。他們記錄我的一舉一動，包括我幾點鐘關燈睡覺。每到政治『敏感』期間，他們甚至進到〔政府臨時關押〕我的旅館房間裡面。有時他們比較『硬』，會說『這是國家政策！你不能做這個！』有時比較『軟』，就會說『你能不能可憐可憐我們？』我感覺這些人一點自由都沒有。他們甚至不能決定自己怎麼說、怎麼想。可以說，我其實比他們更自由。」
艾曉明，紀錄片導演、維權人士、前廣州中山大學教授。
「4月，習近平主席到我住的城市武漢來視察，街道辦派人過來看著我。每天，他們都守在我家樓下。我朝他們大聲說『你們這些女士，為什麼做起特務？別走開，我拿相機給你們拍照！』我進去再走出來，他們已經跑光了。他們也覺得丟人。」
王峭嶺，維權人士、被捕人權律師聲援者。
「12月，我們三個女人去到最高法院門口。一個門衛拿起對講機說『把她們趕走！』一群人衝過來驅散我們。一個警衛抓住李文足〔維權人士，在押律師王全璋之妻〕，對她說『今天這裡有600個警察！』鬧騰了半天，實際上這些警察只是把我們一起往後推。我心想『哇，你們冗員太多了吧，根本不管用啊。』很搞笑。」
吳楊偉（筆名野渡），作家及維權人士。
「相處這麼多年了，看守我家樓下和四處跟蹤我的警察已不再對我惡言相向。他們通常會說『我們也沒辦法。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毫無意義，無聊至極。」
章立凡，歷史學家。
「今年1月，我參加一場演講。休息時間，我和一個朋友去上廁所。正聊著，這位朋友提到習主席。突然間，廁所里的『保潔員』拿起手機對我們拍了三、四張照片。廁所里的人全都嚇了一跳。我瞪著那名『保潔員』，他若無其事躲進小隔間。」
程建萍（網名王譯）維權人士。
「去年元旦前後，兩個警察來找我們夫婦。一個說『春節要到了，河南公安廳要給一些「重點人員」拜年。你們很幸運成為其中之一。廳里說，每個人發500元（75美元）紅包。我們感覺數目太小了，所以自掏腰包再加500元，總共是1000元（150美元）。』他們是想用錢安撫我們，讓我們別在假期『搞事』。真是噁心、荒謬！」
高瑜，記者。
「警察總是要阻止我和朋友見面。他們說我和朋友聚會──即使只有一個朋友──就是『群體事件』。有一次，我成功溜出公寓，卻在地鐵入口被他們攔住。一個大個子緊緊抓住我。我說『要是我現在大喊「搶劫！救命！」呢？』他答『那我就馬上趴倒在地，抱著你的大腿說「媽，我們回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