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與『知識分子的鴉片』網絡照片
【法國思想長廊】:［提要］阿隆指出，左翼知識分子容忍甚至擁戴蘇俄制度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他們相信歷史必然性，相信歷史有一種絕對價值，而自稱是無產階級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同時也是歷史必然性的代表，是歷史價值的代表，他們自詡可以把人類從邪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帶入共產主義的天堂，這是一個歷史使命。
問：雷蒙阿隆對歷史哲學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所以他分析問題一定不會放過歷史的角度。
答：沒錯。他1938年就出版了《歷史哲學導論》一書，當時他把這本書送給薩特。薩特說，這書可以說是《存在與虛無》的導論。當然雷蒙阿隆自己並不這樣看，他曾在法蘭西公學認真聽過科耶夫的黑格爾講座，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很重視，也做過深入的研究。這位科耶夫是一位俄裔的哲學家，以獨特的黑格爾研究名重一時。他是把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當作一個世界圖景來理解的。而且他曾號稱自己是一個史達林主義者。阿隆聽他的講座，但對他這個說法將信將疑。不過在我看，這其實並不難理解。科耶夫大講黑格爾，把拿破崙看作是「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心中頗以黑格爾自居，所以他把史達林看作世界歷史的征服者，並不奇怪。阿隆在談到他寫作《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的由來時，引了他的朋友阿爾弗萊德·索維的話：「為了保證明天的幸福生活，今天要讓工業設備的投資超過福利的投資，今天對真相的隱瞞，同樣是為了明天能充分展現真相。共產主義是一種將來才兌現的真理，和到期才兌付的自由之大面積的試驗」。阿隆承認，引這些話讓他很痛苦，他認為這種對未來毫無分析的樂觀主義會帶來災難。我們有幸做阿隆的預言的見證人，親眼看到蘇俄制度帶來的災難，和這個制度在俄羅斯的崩潰。
問：那這種歷史使命感怎樣在蘇俄造成現實的災難呢？
答：在阿隆看來，最可怕的是，蘇俄有一個永遠正確的黨，因為這個黨的意識形態中有一種特殊的天命觀，這個天命觀來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又被改造成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黑格爾把歷史看作精神的進展，這個精神就是人類的認識，由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的過程。這個過程移植到人類的現實的社會歷史中，就描繪出一個人類社會由低到高的發展圖式，以這種歷史哲學為指導，馬克思就提出，資本主義社會，因無法容納自身創造的巨大生產力，而不得不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取代。而在這個過程中運動的主體，就是無產階級自身。到了列寧那兒，無產階級變成了代表無產階級的黨，結果就是像阿隆所說的：「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就與布爾什維克黨自己的歷史混淆起來了」。阿隆指出：「黨的歷史是通向人類救贖的神聖歷史，那麼這個黨又怎麼能夠有那種世俗事物所有的內在缺陷呢？任何人，包括布爾什維克分子都可能犯錯，但是布爾什維克黨既然是歷史真理的代言人與工具，就不能，也不可能犯錯誤」。我們隨著這條思路走下去，就會推導出，蘇俄式的政治制度和它的政治生活中最常見的現象，每當這個黨領導下的國家，它的經濟與政治生活發生大災難的時候，要麼就是有外部敵對勢力，比如帝國主義的陰謀，要麼就是黨內有錯誤路線的代表，或者是敵對階級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在製造災難。所以當蘇聯的工業發展不順暢的時候，史達林就抓出了拉姆津、卡利尼科夫的工業黨，農業大崩潰就有布哈林反黨集團，蘇聯30年代大清洗，史達林殺了那麼多人，80％的中央委員都被槍斃了，而黨卻仍然正確，蘇聯的災難都是由那些刀下之鬼造成的。所以阿隆又指出：「真理和謬誤也完全由黨內的權威來確定，這種決定必然是專斷的，因為它出自一個能在個人與群體之間最終裁決的人」。這個人只能是一個，他就是黨的最高領袖。不管真假，他有上帝一樣的地位，全黨都要向他看齊。我們對此應該很能理解，神是不會犯錯誤的。所以，阿隆把黨和親黨人士，比作宗教團體中聖職人員（homme d'église)，和信眾(homme de foi)。他認為，信徒所依附的那個真正的共同體，既不是自己堅貞的信仰，也不是熾熱的宗教情感，而是教會這個組織。我們常聽的一句話是，你在組織了，你接受了組織的考驗，說的就是這種情況。黨就是擔負著世間救贖任務的宗教團體，它的最高領袖就是宗教領袖。而歷史就是他們信奉的神。這個宗教團體不僅有類似修道院的各級委員會，還有不出家的信眾。所以蘇俄制度，不需要刻意搞什麼造神運動，它自然就有它的神。共產黨的領袖，既是宗教領袖，也是神的代表。像蘇聯的史達林，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東德的昂納克，北朝鮮的金三，都是這路貨色。
問：列寧式政黨的宗教性是很強的，但這種政黨中的個人崇拜和宗教團體中，比如天主教對教皇的崇拜似乎是不一樣的。
答：是的，真正的宗教組織的嚴密性和列寧式政黨相比要差多了。而且教皇他只負責與上帝的交流，而布爾什維克卻聲稱，它要對歷史負責。這種負責我們知道，就是篡改過去的歷史，和許諾未來的幻想。用阿隆的話來說，由於這個黨號稱掌握的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掌握了人類命運的鑰匙，所以它可以發揮威力的地方是無遠弗屆的。阿隆說：「由於它所宣布的真理是普遍的，歷史的，所以被賦予了任意解釋過去的權力」。用喬治·奧維爾的話：「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現在，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將來」。阿隆卻根本不相信這種所謂歷史的規律能被人掌握，被人預測，因為歷史是由一些生活在給定了的環境中的人們的活動組成。這個環境不是人的意志自由選擇的結果，人根據他的欲求和理想來行動，但他對社會歷史的認識是片面的，是零碎的和暫時的。號稱自己可以用一套理論去解釋和推斷歷史的走向，預言一個烏托邦的未來，這實際上是理性的僭越行為。尤其是當一種權力專橫地認為它指明的方向，就是人類的至福之地，為此人們必須在現世忍受它的暴虐統治，這個歷史決定論實際上就變成了罪惡的辯護詞。
問：我們確實經常聽到用歷史來為現實作辯護啊！
答：是的。但是雷蒙阿隆卻認為，歷史意識教導我們的是，要尊重無數互不相關的事實，還要尊重這些事實之內涵意義的多樣性。這些歷史事實的多重意義，不可能被一套解釋體系所全部包容，更不能憑藉這一單一的解釋去判定歷史的未來。而且事實上，歷史不是一條單向、自動延伸的道路，人的行為引發的後果，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有意思的是，《知識分子的鴉片》出版一年之後，也就是在1957年，奧地利科學哲學家卡爾·普普，發表了他的名著《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他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得出了雷蒙阿隆從社會學和歷史哲學的角度得出的同樣的結論。普普說：「我成功地對歷史決定論給予反駁，我已經證明，由於純粹的邏輯理由，我們不可能預測歷史的未來進程」。他的推論方式是這樣的，一，人類歷史的進程，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二，我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我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三，所以我們不能預測歷史未來的進程，四，這就是說，必須拋棄與理論物理學相同的歷史科學的可能性。沒有一種科學的歷史發展理論，能作為預測歷史的根據，五，所以歷史決定論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錯誤的。他的這五個推論，其實是建築在一個簡單的事實之上的：「如果有不斷增長的人類知識這回事兒，那麼我們今天就不可能預先知道我們明天才會知道的事兒」。雖然我認為，普普的論證過於絕對仰仗科學方法，因為在我看來，歷史研究的方法和純科學所使用的方法，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但他能從另一個角度，幫助阿隆給沉醉於歷史決定論的左派知識分子一劑解毒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