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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下令抓捕林彪在上海浙江的親信

(一)

林彪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沙漠機毀人亡以後,毛澤東親自下令抓捕林彪在上海的親信——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以及在浙江的親信——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這次抓捕行動是由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上海的王洪文去北京接受命令,並由王洪文、肖永銀副司令和我在上海具體執行的。所以我來介紹一下抓捕的詳細情況。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的一些政治動向

先說一下我們是怎麼知道林彪出逃的。一九七〇年八月,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們已經對林彪的所作所為打了問號了,但是既然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寫道:“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認為……”,所以我們覺得還是要領會毛澤東的意圖,要繼續根據黨章的規定,維護林彪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

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和我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工作會議。會上,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對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五員大將的書面檢查所作的批示,非常震驚,感到毛的鋒芒是隱隱對著林彪的。雖然林彪沒有參加“批陳整風”會議,但是緊接著的一九七一年“五一”節毛澤東登上天安門的時候,林彪也隨著上了城樓。看來,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並沒有變化。所以,我們只能在暗地裡對林彪有所懷疑。

一九七一年初,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在從機場到招待所的路上,張春橋仔細地觀察了上海的街頭情況。到了興國路招待所,他就把我找去,對我說:“我出了機場,車子開到新華路轉盤大草坪的地方,看到轉盤周圍還樹著一幅大標語牌,上面寫著毛主席語錄的再版前言,裡面還有‘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些提法,你想辦法叫人換掉。”他雖然沒有明指林彪,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在上海不要再宣傳林彪了,特別是再版前言的這種提法不能再公開用了。因為毛澤東一九七零年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就反對稱“天才”了。我當時不動聲色地通知長寧區委,把從機場到市區道路上的標語牌更新,不露痕迹地把四塊標語牌一起換掉,換成新的毛主席語錄。

另一件事情:有一天,我發現我的警衛員、空四軍派來的排長小邊,在看一本書,我順便問他:“你看的是什麼書啊?”

他說:“是空四軍軍部發的,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的講話。”

我說:“這我倒沒看到過,你給我看看。”我拿來一看,是林立果在空軍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用報告。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已經得知林立果是林彪的兒子,在空軍中是很有地位、很有影響的人物,既然有那麼一本書,我又敏感地聯想到廬山會議上某些人的活動,所以我就向警衛員小邊借這本書。

他有點為難,說:“這書是我們的軍內讀物。”

我說:“我看看,我也會保密的,不會外傳,三天後就還給你。”這書是白色封面,標題印紅字,標明是內部文件。我急忙看了一遍,覺得很重要,就給張春橋掛了一個電話,說是有急事要找他。我搞得很秘密,這件事連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也不讓知道。到了興國路招待所,等何秀文把我引進張春橋辦公室,自己退出去以後,我才從包里拿出這本書。張春橋一看,很有興趣,問我從哪裡來的?我說是空軍發的,人手一冊,他就把書留下了。過了一天,他很快就把書還給我,當時不加評論,沒有說一句話,但是我們彼此都知道,我們對林彪寵愛的兒子已作了一番研究。

當時江青等人表面上對林彪仍做出“和為貴”的姿態。一九七一年“八一”建軍節前,江青特意給林彪拍了好幾張藝術照和生活照。我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曾經和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釣魚台看望江青,在她的大辦公桌上,看到江青拍的一些林彪的半身照。江青的辦公桌像打撞球的桌子那樣長,桌上放著一些照相冊,從這些照片中江青選了一張照片:林彪手捧毛澤東選集,翻開在看,江青給照片取名為“孜孜不倦”,用“峻岭”的筆名將它發表在一九七一年第八期的《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上。試想,林彪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出逃的,八月份全國性的畫報還在刊登江青給林彪拍的脫帽照片,林彪是禿頂,脫帽照片相當罕見,所以很引人注意。可見,當時江青等人還想和林彪搞好關係。

一九七一年七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我作為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參加討論修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八月,周恩來總理和張春橋兩人一起到林彪的住地——北戴河去看望林彪,向林彪彙報工作,而且還帶去了經毛澤東批准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請林彪圈閱以後,作為中央文件向全國下發。這一切舉動,在我看來,都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一些人主動向林彪表示團結的象徵。當然,我完全沒有想到林彪等人已經在暗中策劃陰謀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毛澤東乘專列到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南巡,找當地黨政軍領導談話、吹風,談到廬山會議有人搞突然襲擊,但仍然強調要團結,不要分裂。毛澤東聲稱自己回到北京,還要找林彪談談,然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這些動作說明毛澤東對林彪的問題採取的是“冷處理”的方針。

周恩來通過許世友告訴我們林彪出逃的消息

毛澤東是九月十一日下午離開上海的,臨走前,找王洪文和許世友談話。走的時候,他誰也沒通知。有的文章中說,我們已經察覺了有人要謀害毛主席,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我要強調的是,王洪文、我,還有馬天水,在毛澤東走了以後,特意到龍華飛機場送許世友回南京,當時王洪文好像鬆了一口氣,他已經幾天幾夜沒有合眼了。毛澤東和許世友一走,我們感覺到肩上的擔子輕鬆了,根本不知道有什麼陰謀正在策劃、醞釀之中。

九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關於毛澤東攝影畫冊正式出版的報道。這本畫冊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周年而編輯出版的,報道說:“這套照片中,有幾幅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親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貫徹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學習的光輝榜樣。”我看到這篇報道前,收到過新華總社攝影部發來的通知,附有這本攝影畫冊照片的詳細目錄和文字說明。我知道,這些照片的發表都是經過中央審定的,這是當時中央對外的公開口徑。

接著就發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央馬上發布禁飛令,所有的飛機停航,包括民航客機在內,還通知陸軍部隊進駐機場。當時中央沒有說什麼事情,只是命令進入一級戰備。王洪文和我都很奇怪,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都聯繫不上,這樣的事情在文革最混亂的時候都沒有發生過。

過了幾個鐘頭,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從南京打保密電話給王洪文:“剛才,總理給我打電話,要我通知你,你們那個姓王的上級的上級跑了!懂了嗎?”

王洪文拿著電話一聽,愣住了,沒有反應過來:“你再說一遍。”

許世友大聲地說:“你們那裡到廬山去開會的姓王的,知道嗎?”這樣說,王洪文明確意識到這是指王維國。

王洪文說:“知道,知道。”

許世友又說:“他的上級的上級跑了,現在聽懂了嗎?”

王洪文想:王維國是駐上海的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的上級是南京軍區空軍,南空的上級是在北京的空軍總部,空軍司令是吳法憲,吳法憲在廬山犯過錯誤,給毛主席寫過檢討,開“批陳整風”會時,毛還嚴厲地批評過他,王洪文的領會是吳法憲跑了。

許世友很急,電話里又不好說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問:“你聽懂了嗎?你聽懂了嗎?”

王洪文回答:“懂了,聽懂了。”

許世友掛了電話,任務完成。許世友是在南京軍區打的電話,沒想到我們會把南京軍區空軍作為空四軍的上級,這樣就差了一級。王洪文按照空軍的機制去想,只想到吳法憲為止。我們隨便怎樣都不可能想到林彪會跑了,聽了半天電話說“懂了,懂了”,結果還是沒有聽懂。

王洪文擱下電話,趕快跑到康平路我的辦公室找我。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張春橋、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詳細地敘述了許世友的電話內容,我們兩人又仔細地分析,結論還是:“吳法憲跑了!”

我說:“空軍司令調一架飛機很容易的,可能他飛走了。不過,他究竟會跑到什麼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國內不象,總是朝國外跑。”

正當王洪文與我密談的時候,市委機要室送來一份絕密電報:《毛澤東攝影畫冊》暫不發行,特別提到第幾號、第幾號照片要刪掉。這本畫冊不僅在北京發行,還在上海製版印刷。我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畫冊目錄,一幅幅對照,一看,這些指令刪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澤東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說凡是有林彪出現的照片都要刪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驚:怎麼會是林彪呢?難道他跑了嗎?但是在沒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們都不敢指名道姓。

飛機停航以後,中央通知軍隊系統進入一級戰備。正好有一個朝鮮高級新聞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們搭了一架安東諾夫24型專機飛到上海,下一站要去訪問毛澤東的故鄉韶山。禁飛令一來,朝鮮代表團走不掉了,怎麼對外解釋呢?外交部也說不出理由,就說改道走吧。我沒有辦法,只好讓市革命委員會外事組安排他們改乘火車到韶山去。

(二)

中央通知王洪文緊急去北京

到了第三天,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要他馬上乘火車去北京。

我們分析:這次去一定跟有人跑了有關係,可能涉及到廬山會議,最好不要讓王維國知道。同時,王洪文到北京去這件事要保密,盡量不告訴其他的市委常委,所以我們兩人商量,此事只有我一人知道,也由我一人去送他。當時康平路大院的警衛由空四軍派來的處長李松亭負責,警衛員也都穿空軍制服,假如李松亭和警衛員們看到王洪文上北京去了,也會向王維國報告的。王洪文就叫秘書小廖把警衛員支開,然後叫從工廠調來的司機小常開一輛北京吉普,停在他家門口,我和王洪文兩人悄悄地坐上車,到當時的北站。

誰知道,我們剛剛進北站,還沒登上火車,就碰到市委警衛處的空軍幹部,他的家屬到上海探親,他到火車站去送行的,這下子又暴露了王洪文外出的行蹤。王洪文對我說:“這樣吧,你回去後索性開一個市委常委會議,名義是討論別的工作,會上你宣布王洪文到上海小三線安徽去了,理由是中央布置一級戰備,王洪文到小三線檢查戰備去了。”

送走王洪文,我到康平路開市委常委會,宣布王洪文的去向。王維國也是市委常委,那天他請假不來,說是病了。我估計他肯定從北京空軍那裡打聽到什麼消息了,他一個人究竟在幹什麼?打的什麼主意?上海的空軍部隊掌握在他手裡,我怕有什麼變故,就說:“我去看他一次。”

我給王維國打電話,他說:“我身體不大好,正在家裡休息。”我說:“你生病了,我來看看你。”他推辭說你很忙不要來了。我說:“我很快就過來。”我這是第一次到王維國家裡,他住在江灣軍部大院對面的家屬宿舍。王維國的妻子杜貴珍,原來在同濟大學工作,後來調到空四軍後勤部當副部長。一聽我要去,杜貴珍就在家門口迎接我,送我到二樓的寢室,王維國躺在床上,見了我,欠著身子,很熱情地握手。

王維國四方臉孔、中等身材,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那天他的方臉盤上的倒八字的眉毛比平時皺得更緊,顯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當然也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我問他:“維國同志,你的病情怎麼樣?”他說:“肝臟不好,正在請中醫治療。吃了幾帖中藥,還不見好轉。醫生說我的肝臟裡面有毒素,規定我吃中藥時要忌口,什麼葷腥都不能吃,每天只能喝一點白粥,解除肝里的毒性。”為了證實他的病,說到這裡,杜貴珍就端來一碗白粥給他喝。說了一陣病情後,就把話題轉到形勢方面。

我說:“九月十三日,中央下達禁飛令,現在中央軍委部署全國軍隊進入一級戰備,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情?現在洪文同志接到中央一級戰備命令後,到小三線檢查去了。你那裡情況怎麼樣?聽到些什麼消息?”王維國是河北人,普通話說得很標準,他說:“沒有啊。我們的機場現在給陸軍接管了,飛機也停飛了,我打電話問北京空軍司令部,根本打聽不到任何消息,我們很納悶,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當然,我不能告訴他許世友給我們打電話的情況,我想摸他的底,他當然也想摸我的底,事後才知道他早已經把兒子派到北京去通風報信去了。

我們談了一陣子,我沒有把底交給他,他也沒有任何消息告訴我,我說:“你好好養病吧。”看起來,他現在還沒有什麼動作,我就告辭了。

毛主席下令逮捕“三國四方”

告別王維國,回到市委後,我等著王洪文在北京的消息。我一人在那裡演了兩天獨腳戲,真是度日如年。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辦公室里的紅機子電話響了,是王洪文的聲音,他說:“老徐,你趕快到常德路警備司令部來一下。”我很奇怪:“啊?你怎麼已經回上海了?”他說:“快來,來了再說。”我也感到很吃驚,王洪文回上海,連康平路市委大院也不進,直奔上海警備區司令部,肯定有重要事情。我趕到常德路警備司令部,大院深處有一幢小樓,過去是陳毅的辦公室,現已變成警備區司令部辦公樓。

我踏進二樓的司令辦公室,看見王洪文神色興奮,露出很得意的樣子,跟我握手的時候,說:“我這次到北京去,許司令也一起去的,這裡還有一位肖副司令。”馬上向我介紹南京軍區副司令肖永銀。“我和肖副司令一起從南京趕回上海。”我們坐下後,他從文件夾里拿出一份文件,說:“你先看看。我一看,這是毛主席批准下發的中央紅頭文件,文件的上方印著: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逃出國的通知1971·09·18;中發[1971]57號毛主席批示:照發。”

我趕緊認真地閱讀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現已查明:林彪背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戟運輸機、直升飛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於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飛機,向外蒙、蘇聯方向飛去。同上飛機的,有他的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及駕駛員潘景寅、死黨劉沛豐等。在三叉戟飛機越出國境以後,未見敵機阻擊,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隊立即對直升飛機迫降。從直升飛機上查獲林彪投敵時盜竊的我黨我軍大批絕密文件、膠捲、錄音帶,並有大量外幣。在直升飛機迫降後,林彪死黨周宇馳、於新野打死駕駛員,兩人開槍自殺,其餘被我活捉。對林彪叛黨叛國事件,中央正在審查。現有的種種物證人證業已充分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

我讀完文件,很震驚,但也很興奮,連聲說:“想不到啊!想不到啊!”王洪文說:“這次到北京,主席下命令,要把‘三國四方’抓起來。許司令與我商量,請肖副司令到上海與我們一起執行這個任務。”

“三國四方”是借用“抗美援越”時期常用的稱呼。“三國”指越南、柬埔寨和寮國,“四方”是因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兩方。

一九七零年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立果召開秘密會議,借用“三國四方”的說法,“三國”是指南京軍區空軍、上海空四軍、浙江空五軍。“四方”是指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騰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他們於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陽路少年科技站開過號稱“三國四方”的秘密會議,會後根據林立果的旨意,寫成了《“五七一工程”(“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

《紀要》中寫道:“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五四三(導彈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王維國、陳勵耘兩個人的經歷

毛澤東為什麼下令要把王維國、陳勵耘抓起來?這裡要單獨介紹一下這兩個人的情況。

王維國:一九一九年八月出生,河北元氏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參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元氏縣獨立營指導員,游擊大隊主任。一九四零年參加八路軍,歷任:一二九師政工隊學員,一二九師十一旅教導大隊指導員、營教導員,山西晉東獨立營副政委、五十四團副政委、團長,太行軍分區三十四團政委,中原野戰軍九縱七十三團團長、政委,豫西軍區警衛一團、警衛二旅四團、河南軍區警衛一團政委,河南軍區政治部青年部部長。解放後任空軍師副政委、政委,空軍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四軍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文革期間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一九六零年晉陞為大校、為中共九屆候補中委。

陳勵耘:一九一九年九月生,四川成都人。十七歲在成都就讀於天府中學,就在中共領導下參加學生運動,一九三八年三月參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七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抗日軍政大學三團排長、抗大總校文工團團長。蘇中軍區抗大九分校政治處組織股股長、政工隊政治指導員。新四軍一師山炮團連指導員、營政委,新四軍一師政治部秘書。蘇浙軍區一縱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華東野戰軍六縱後方留守政治處主任、六縱十六師四十六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華東軍政幹部學校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長。華東軍區教導三總隊十四團政委,華東軍政大學五總隊政委,華東軍區教導總隊副政委。一九五一年任空軍航空兵航空師副政委、政委。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空軍上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晉陞空軍大校。為中共九屆候補中委。陳能說會道,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有才華的師政委。一九六四年升任空五軍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分管公安系統。汪東興回憶說,陳勵耘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負責毛澤東在杭州住所的警衛工作。王維國和陳勵耘都是跟著毛澤東轉戰南北的年輕將領,一九六九年當上九屆候補中央委員時都只有五十歲,可是因為他們都被林彪和林立果看中了,受到過林彪的單獨接見,又參加過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的“三國四方”會議,會議確定王維國是上海地區的頭,陳勵耘是浙江地區的頭,把他們作為“骨幹力量”寫進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因此,毛澤東懷疑他們謀反,並且捲入“謀害”的陰謀,就下令立即把他們兩人抓起來,並命令這個任務由許世友和王洪文執行。抓捕措施由許世友叫南京軍區副司令肖永銀隨王洪文到上海後具體落實,確定抓捕方案。

(三)

我們在上海常德路警備司令部辦公室作了縝密的研究。肖副司令年近六十,精瘦能幹,頭髮有點白,一看就知是位身經百戰的將軍。王洪文介紹說他是管作戰的,肖副司令首先提議說:“先抓王維國,再抓陳勵耘,怎麼樣?江騰蛟在北京,由北京解決;周建平在南京,由南京解決。至於王維國、陳勵耘怎麼抓法?我們商量一下。”

王洪文說:“怎麼抓,一定要穩妥,不能出事情。最近王維國情況怎麼樣?”

我說:“我剛剛去看過他,他說有病,正躺在家裡休息。但是我看他沒有什麼大病。我告訴他,你到小三線抓戰備去了。”

肖副司令說:“我從南京軍區保衛部只帶了六個人來,這次行動主要靠上海警備區的力量。但是我們不宜到空四軍軍部直接抓王維國,他在那裡有大量的兵力,很難動。”

王洪文說:“這樣吧,今天下午叫他到市委看重要的中央文件,然後抓他。他既然知道我到小三線去了,老徐,還是你打電話給他,比較自然。”我在市委分管意識形態和文教,與軍事不搭界,王維國不會懷疑我有什麼舉動。

我問:“究竟是通知他到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呢,還是哪裡呢?”

王洪文說:“還是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吧。那個地方環境比較隱蔽,便於埋伏力量。肖副司令,你看怎麼樣?”

肖副司令說:“好,我叫警備區董副司令安排兵力。我要警備區派一個連,佔領延安飯店(南京軍區的指揮所)的制高點,同時要動用兩個師,控制南京路、淮海路、外灘等主要街道,防止王維國調動空四軍進攻。至於錦江飯店那邊,我會作全面部署的。”

我說:“那我打電話了,讓他下午兩點到錦江飯店小禮堂看文件,時間安排來得及嗎?”我們大家看看手錶,那時是上午十一點,蠻緊張的。

肖副司令說:“抓緊布置,來得及的。”

接著,我們討論了具體的抓捕方案。錦江飯店是市委召開重要會議的場所,小禮堂有兩個門,靠近小花園的前門是平時我們下車進會場的地方。我們讓王洪文的秘書小廖和我的秘書小張兩人守在小禮堂前門,王維國的車來了,就讓王維國進小禮堂,但是他的司機、警衛員不讓下車。小禮堂有個後門,靠東邊的馬路有個通道口,後門邊上悄悄地停兩輛軍用吉普,抓捕到王維國後,就把他架到軍用吉普上開走。小禮堂外面和錦江飯店大門口不設任何武裝人員,免得引起王維國的隨從和警衛員的懷疑。小禮堂里服務員的房間里,埋伏下南京軍區的保衛科長等人,等候王洪文向王維國等人宣布了毛主席的命令,可以動手抓捕的時候,埋伏的人就衝出來。董副司令率領一個營的戰士埋伏在錦江飯店外圍和飯店大門邊上的小樓里,嚴密警戒,以防不測。

部署部隊抓人的命令發出後,我當著王洪文和肖永銀副司令的面,拿起電話打給江灣空四軍軍部,直接找王維國。當時我心裡不免有些緊張,但說話的聲音盡量顯得平靜,我說:“維國同志嗎?這幾天身體好點了嗎?今天中央來了一份絕密文件,規定由市委常委閱讀,下午我把文件帶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去,下午兩點請你來看文件,可以嗎?”王維國也急於想了解中央的精神,趕忙回答:“可以,可以。”

我說:“那好吧,下午兩點,錦江小禮堂見。”就把電話掛上了。我是市委分管宣傳文教的書記,王維國根本沒有往武裝這方面想,對我很放心,他爽快地答應前來。

接下來,我們商量抓捕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的辦法。如果單獨通知陳勵耘到上海來,肯定會引起懷疑,最後決定,還是由我打電話給浙江省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軍政委南萍,通知他今天和省委書記陳勵耘一起來上海看中央重要文件,而且說整個華東地區只有一份文件,規定由省委主要負責人到上海親自閱讀,要他們立即趕到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來。

我和南萍比較熟,他回答我說:“接了電話,叫上陳勵耘,儘快出發。”他還告訴我,走海邊的一條公路比較近,大概五個小時後到上海。

這樣,抓王維國和抓陳勵耘在時間上正好錯開。兩個電話打完後,王洪文和肖副司令認為通知抓捕對象這一方面已經落實,決定兵分兩路:肖副司令留在警備區司令部指揮部隊,王洪文和我兩人趕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和抓捕對象直接見面,實施抓捕。

時近中午,我們匆匆吃了點飯,就趕到錦江飯店。這時下午一點還不到,飯店大院里特別沉靜。北樓附近馬路上有些人在走動,南樓和小禮堂前面的花園裡根本沒有人影。但是我們知道,周邊的小樓上已經隱藏著許多雙眼睛,正在注視著小禮堂附近的一舉一動。按照事先商量的方案,我們的秘書小張、小廖等候在小禮堂前門,專門迎接王維國,同時安排駕駛員和警衛員留在車上。一切布置就緒。

我和王洪文進入錦江小禮堂。小禮堂有七、八百平米,鋪著紅地毯,兩面都是落地長窗,垂著半透明的絹絲窗帘,禮堂深處有一個供作報告和小型演出的舞台,小禮堂內的桌子、椅子可以根據需要任意移動,毛澤東曾在這裡多次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有時候晚上在小禮堂看文藝演出。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曾在這裡簽訂過《中美上海公報》。

今天,我們在動手之前,把小禮堂的桌子、椅子都撤走了,只留下六張沙發,三張沙發向外朝著門口,三張沙發向里朝著舞台,中間的一張是雙人沙發,兩邊各放一張單人沙發,沙發前各放一隻茶几,茶几上放了幾個玻璃煙缸。兩組沙發之間的距離只有兩三公尺。王洪文和我坐在面朝門口的雙人沙發上,整個小禮堂里就我們兩人,靜靜地等候王維國的到來。

王洪文把文件夾放在茶几上,夾子里放著毛澤東批准下發的一九七一年第五十七號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王洪文點了一支煙,對我說:“毛主席除了下命令對王維國、陳勵耘進行隔離審查外,還談了今後要抓緊抓好華東地區林彪事件的專案工作。周總理在確切知道林彪機毀人亡以後,在人民大會堂大叫拿酒來,跟中央的其他領導幹了好幾杯茅台酒。”

因為等人,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臨近兩點,我們便不再說話,空氣好像凝固了似的。王洪文指了指茶几上的煙缸說道:“等一下王維國要是拔槍的話,我們就用這東西砸他。”聽他這麼一說,我的心情格外緊張起來。

王維國首先束手就擒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二點,王維國的車準時到達錦江小禮堂,我們的秘書把他引進小禮堂的頭道門,王洪文和我坐在小禮堂里,面朝著二道門,這是兩扇拉門,門上掛著絲絨的門帘。絲絨門帘撩開了,我們看見身穿空軍軍裝的王維國走進來了。他一見王洪文,顯得很意外,走上前來一面跟王洪文握手,一面說:“洪文同志,回來啦。”

王洪文說:“是啊,是啊。”順勢請他在我們對面的沙發上坐下,“這次我不是到小三線去的,我是到北京去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因為要保密,所以對外說我到小三線去了。現在我帶回來一份中央文件,你先看一下。”說完,王洪文就把文件遞給他。

此時,王維國把手伸進上衣的口袋裡,我以為他要拿什麼東西,心裡格登了一下,他摸出一個眼鏡盒,戴上老花眼鏡看文件。禮堂里的空氣顯得異常緊張,我們兩人盯著王維國,看他有什麼反映。王維國拿起文件,第一頁就看到了林彪在九月十三日乘飛機出逃,叛國投敵、機毀人亡的消息。王維國的臉色由黃變灰,兩條眉毛緊緊地蹙起來,神色緊張,手拿著這幾頁薄薄的文件,微微顫抖,看完一遍,還想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又回過來看第二遍。

王洪文估計時間差不多了,問他:“看好了吧?”王維國說:“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這時候,王洪文很嚴肅地說:“王維國,現在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對你實行隔離審查,你要很好地交代自己的問題。”

王洪文的話音剛落,王維國身後的絲絨門帘又撩開了,悄悄走進三個人,他們是南京軍區保衛部李部長等人,他們走到王維國的身後。王洪文宣布完畢,王維國沒有顯出特別驚慌的神情,好像逮捕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站起來,南京軍區的兩個幹部一邊一個抓住他的手臂,另外一個搜他的身,看看有沒有武器。他們沒有用槍對著他,也沒有上手銬,王維國一言不發,任憑他們檢查。檢查完畢,幾個軍人用手一夾,推著他朝舞台旁的後門走去。在後門外面的過道馬路上,停著軍用吉普,他們把王維國往車上一送,軍用吉普飛快地把王維國轉移到一所事先準備好的地下室,根本沒有驚動小禮堂前面的人。王維國的司機和警衛員還在那裡說說笑笑,等了很久,才被安排走。

王維國的問題解決了,王洪文和我兩人都鬆了口氣,這時候,掉過頭來再給浙江省委打電話,問他們出來沒有。省委辦公廳說,南萍、陳勵耘早在中午十二點多就乘小轎車從浙江杭州出發,估計五點多鐘可以到上海。

在等候的過程中,下午三、四點鐘,王秀珍來了,原來她是到錦江飯店北樓接待外賓的,一看王洪文和我的車都在,就找到小禮堂。因為她也是市委書記之一,王洪文就告訴她到北京去的情況,同時給她看了中央文件,王洪文還對她說:“我們已經把王維國抓起來了。等一下還要抓陳勵耘。”

她一聽,非常好奇,又很緊張,說:“我留下來看看,好嗎?”王洪文跟她關係比較近,說:“好吧,好吧,你就留著吧。”這樣,在小禮堂里等候陳勵耘的就變成三個人了。

(四)

陳勵耘的車掉到海里去了

我們在小禮堂里一面聊天一面等人,等到傍晚六點鐘,還不見杭州的車來。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或是抓王維國的消息捅到杭州去了?我們要秘書一再打電話給浙江省委,那邊回話說也沒有任何消息。王洪文擔心出事情,就叫市委警衛處派人開車沿著滬杭公路去找。一直等啊等,等到晚上七點鐘,只聽外面嚷起來,“來啦!來啦!”

門帘撩開,走在前面的是瘦瘦的穿陸軍服裝的南萍,後面則是高頭大馬的穿空軍服裝的陳勵耘。陳勵耘走進來,一面跟我們握手,一面大叫:“今天倒了霉了,車掉到海里了!”只見他提著藍色的褲管,褲腿上沾著泥漿水,還水淋淋地往下滴著。

南萍是二十軍政委,又是浙江省的一把手,說話文縐縐的,忙著給我們解釋:“我們想趕路,車開得太快,從杭州到上海的沿海公路,有一處地方是急轉彎,路旁有標誌,但司機沒有看清楚,沒打急轉彎,車子就開到海邊的泥塘里去了。”

陳勵耘說:“今天真是不順利,欲速則不達!後來我們沒有辦法,從泥漿里爬出來,讓農民來拖車。拖了半天也拖不上來。又跑到公社去,派出幾輛拖拉機才把汽車拖上來。”

王洪文說:“怪不得,多等了你們兩個鐘點。請坐,請坐。”兩人就在對面的大沙發上坐下。

陳勵耘不但長得高,皮膚也黑,我們平時開玩笑地說,他就像京劇《沙家浜》的唱詞里所唱的那樣:“像座黑鐵塔”。他走起路來兩條腿叉開,一搖一擺,頗像一頭企鵝。他是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文化水平比較高,在中央開會時做紀錄很詳細。每次中央開會,上海由我作記錄,浙江由他作記錄,南萍也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他們兩人的紀錄在南京軍區算是比較好的。當時,中央開會,要詳細記下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有三份紀錄是比較好的,一份是南京軍區政委杜平記的,一份是浙江省他們兩人的記錄,一份是上海我的記錄。凡是毛主席的重要講話,大家紀錄完後總是互相核對,核對出一份標準紀錄,再帶回去傳達。

當時在陳勵耘任政委的空五軍有幾個笑話流傳,而且流傳很廣。有一次,林彪給浙江空五軍送了一筐桔子,林彪經常會給比較親近的部隊送禮物。軍部機關領導特地召開誓師大會,慶祝林副主席送來了“幸福果”,然後把這一筐桔子一層一層地分送下去,軍到師,師到團、營、連,層層開會表忠心。有一個師的政治部,分到一個桔子後,由政治部主任召開誓師大會,正好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去了,沒有參加大會。大會結束後,政治部主任把分到的那個桔子恭恭敬敬地捧回來放在桌子上,他還要考慮這麼大的機構,下面人那麼多,這個“幸福果”怎麼吃法?還沒有考慮出一個辦法,他臨時有事離開了辦公室。

正好這個時候,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回來了,他又累又渴,看到政治部主任桌上的桔子很大很解渴,拿來剝開三口兩口就吃光了,把桔皮扔在桌子上。過了一會兒,政治部主任回來,一看“幸福果”沒有了,大吃一驚:原來進了副主任的肚子!這下主任叫苦不迭:“剛剛開過誓師大會,你吃掉的是接班人林副主席送來的重要禮物,闖大禍了!”難道再開一個大會作吃掉了桔子的檢討嗎?副主任也緊張了,這下真倒霉了,可能還要撤職呢。正發愁時,主任一看桔皮還在,靈機一動想出一個辦法,趕緊叫伙房把桔皮泡在大缸里,燒了一大缸桔皮茶,裡面多放幾斤白糖,讓全體幹部戰士都來喝上一杯“幸福果”茶,這樣,總算讓大家嘗到了副統帥送的禮物的滋味,也給副主任解了圍。不過,最後副主任還是認真地寫了檢討。

為這件事,有人專門寫了一副對聯,活龍活現地作了描寫和諷嘲:“副主任獨吞幸福果,政治部分享桔子皮。”橫批是“嘴饞遭禍殃”。這個和陳勵耘有關的空五軍的笑話流傳很廣。

還有一個笑話,也是關於送禮的。林彪給浙江部隊送了一盒他湖北家鄉的土特產——麻片糕。也是同樣的問題,僧多粥少。分到麻片糕的軍事單位,就把大家集合起來,圍桌而坐,把麻片糕掰成一小塊一小塊,保證每人有一小片。記得當時有一部蘇聯影片《一個人的遭遇》里,著名演員邦達爾丘克演的蘇軍俘虜,到德軍司令部去得到一個白脫麵包,回到俘虜營後幾百個俘虜看到一個麵包,嘴饞得不得了,也是大家圍坐著,把麵包分成很小很小的一塊塊,分而食之。但現在部隊面對林彪的禮物時不是為了嘴饞,而是為了表忠心。所以大家在吃麻片糕時,還有一套很繁複的程序,一面吃糕,一面發言,輪流表態:“感謝林副主席對我們廣大指戰員的最大關懷、最大鼓勵、最大鞭策!”等等等等。

此刻,在錦江飯店小禮堂里,陳勵耘和南萍坐在沙發上,顯得很累。陳勵耘點了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把腿伸直了。王洪文對他們講了最近到北京去開會的事,特別提到有份中央文件帶了回來,說著他把中央文件遞給南萍,南萍在看的時候,陳勵耘把頭也湊過去,兩人合看一份文件。突然,陳勵耘拿煙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手指夾著香煙的煙灰燒得很長都不察覺。文件的內容,對他來說確實是驚人的消息。等他們看完文件,還未吭聲,王洪文就宣布:“陳勵耘,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現在對你實行隔離審查!”與此同時,南京軍區的幾個幹部也走到他身後。陳勵耘有個特別的動作,當他聽到毛主席的命令,就把兩隻手舉起來,做了一個投降的姿勢,神態非常沮喪,站起來就隨著南京軍區的幹部從小禮堂後門走了。

整個過程還算順利,抓捕陳勵耘後,已是晚上八點多了。王洪文請南萍到錦江飯店北樓吃飯,我和王秀珍兩人作陪。王洪文告訴南萍:“這次我們接到命令抓王維國和陳勵耘,你要把浙江的工作穩定下來,至於空五軍的工作,叫白軍長主持。”正在說話的時候,警備區董副司令來報告說:“王維國和陳勵耘兩人已被安全押離上海,送到南京軍區在一座山裡開挖的坑道里的地下室,看押起來。為了安全起見,一路上給他們頭上蓋了一條軍毯。到了目的地,給他們吃了晚飯,王維國胃口很好,吃了一大碗肉絲菜湯麵。”

王維國、陳勵耘的最後命運

在王維國、陳勵耘被抓捕的同時,“三國四方”的其它幾個人,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周建平在南京被抓捕,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原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在北京被抓捕。這樣,參加過上海“三國四方”會議的幾個人全部落網。九月二十四日,根據毛澤東的命令,由周恩來親自出面,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等四人實行抓捕,把他們關押於北京衛戍區駐順義的部隊里。毛澤東接著又下達了一道命令:全國的林彪專案由周恩來總負責,華東地區的林彪專案由許世友、王洪文負責。這以後,一場全國範圍的批林整風運動以及清查林彪餘黨的工作就大規模地開展起來了。

至於王維國和陳勵耘兩個人的最後命運,取決於一九八二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庭的判決。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王維國在被關押了十多年以後,軍事法庭認為:王維國積极參与林彪集團策動武裝叛亂的犯罪活動,參與林立果指揮的“上海小組”,並根據林立果的旨意組建“教導隊”等武裝和試製七·六二毫米輕型衝鋒槍,積極為林彪策動武裝政變服務,參加《“五七一工程”紀要》在上海召開的建立武裝政變指揮班子的秘密會議,並被林立果指定為上海的“頭”。在林彪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後,積极參与策劃在上海謀殺毛澤東的活動;謀殺計劃失敗後,又將毛澤東在上海的談話內容和離開上海的情況密報周宇馳,促使林彪南逃廣州,圖謀另立中央。據此,王維國在一九七八年四月被開除黨籍,一九八二年二月被開除軍籍,一九八二年以積极參加反革命集團罪、策動武裝叛亂罪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一九八五年刑滿釋放,讓他回到他妻子杜貴珍的原籍河南省安置,一九九三年病故。

陳勵耘的處理比王維國稍輕一些,先後被關押在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進過秦城監獄,一九八二年三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決定免於起訴,一九八二年五月按一般幹部退出現役。給陳勵耘的免於起訴書內容如下: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免予起訴決定書

(82)軍檢免字第10號

被告人陳勵耘,男,現年63歲,四川省成都市人,漢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五軍政委。因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於1971年9月20日隔離審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陳勵耘一案,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偵查終結,於1981年6月13日移送本院,提請起訴。經本院審查,確認被告陳勵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林立果根據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在“準備階段”建立“指揮班子”的“實施要點”,召集《紀要》中確定的指揮班子成員陳勵耘、南京軍區空軍原政委江騰蛟、空軍第四軍政委王維國以及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在上海岳陽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開會。會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於新野專程去杭州接陳勵耘。陳在於新野陪同下,於3月31日晚趕到上海參加了會議。會上,林立果指定陳勵耘為杭州的“頭”,陳勵耘接受了委派。以上罪行,經審查核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被告供認不諱。

被告人陳勵耘積極追隨林彪,參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已構成參加反革命罪。鑒於未發現被告人陳勵耘參加“上海會議”後有新的犯罪活動,罪行較輕。根據《刑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決定免於起訴。如不服本決定,可以在七日內向本院申訴。

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免予起訴”的陳勵耘已被關押了十年有餘,獲釋以後,他被安置在浙江嘉善,與他的老伴共度晚年。

(摘自《徐景賢最後回憶》第十五章)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徐景賢最後回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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