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吹響集結號，向中國展開自衛反攻。因為中國舍「韜光養晦」而「圖窮匕現」；不再聲稱「與世界接軌」，而改令「世界你要俯爬過來與我接軌」。
西方開始領悟：將中國人這個民族與歐洲同等看待，假設中國人像歐洲二百年前一樣：工業現代化衍生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在溫飽之後會產生對自由和人權的精神文明追求，是一個致命的大錯。
四十年後西方才知道這種假設平等的誤判：中國農民人口，只重生存（survive），不懂生活（live）；中國農民人口的全部「文明」，限於口腔飲食。西方文明國家對中國人一度寄以厚望，以為向這個國家伸出援手，諄諄善誘，接收其留學生，希望他們學習到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邏輯思維，由知識導向人性的科學思考，從而由物質的「現代化」（modernisation），走向心靈的「現代性」（modernity），豈知一覺醒來，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原來附為國家機器的同謀，其人生終極目標，就是高雄市長國民黨韓國瑜的「發財、發財、發財」，別無其他。
這個問題，二十年前，我與香港建築師何弢，在浸會大學教授文潔華博士西貢的家中爭論過。那時何弢「北上發展」，在大陸有項目，他很樂觀地告訴我：中國很大，十二億人先要解決吃飯問題。將來有了一個中產階級，就會有民主自由的需求，中國將來會變得越來越像西方的，只是需要時間。
當時我淡然一笑，斬釘截鐵說：「絕不可能。」
我說：西方詞彙里的中產階級，不只是職業和收入，還有十九世紀歐洲的社會關懷精神。西方的中產階級，如建築師、工程師、醫生、作家，之所以摧毀了馬克思預測無產階級革命必在英國先發生的神話，因為中產階級之興起，除了金錢收入，生活美學之追求，那份關懷社會貧窮階級的情懷和奉獻，也必然同步增長。我懶得說中國歷史文化沒有那種環境條件，因為說來話長，我只簡單說：中國人沒有那個基因。
席間有人挑戰：但台灣有了民主自由了呀。我答：當台灣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後，台灣人就不會將自己視同中國人。不信？你等著看好了。
何弢等幾位朋友在美國東岸受教育，很柯林頓和歐巴馬地，表示不同意，問：你這樣說是將中國人隔絕在普世的人性標準之外。我說：正確，因為中國人也自稱有自己的國情，中國人與世界特別是西方，天生格格不入。方塊漢字和字母、筷子和刀叉，只是最顯淺的分歧，其中無可溝通、不可能妥協的深層，簡直是兩個世界。
二十年來，我再無與任何所謂的中產階級分子討論過這個話題，我省了許多時間，做於自己有益之事，雖然我仍念起不久後中風臥床、香港藝術中心的建築師何弢，也偶爾想起那場西貢的小沙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