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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春秋大夢四十年 該醒了

——春秋大夢四十年

美國吹響集結號,向中國展開自衛反攻。因為中國舍“韜光養晦”而“圖窮匕現”;不再聲稱“與世界接軌”,而改令“世界你要俯爬過來與我接軌”。

西方開始領悟:將中國人這個民族與歐洲同等看待,假設中國人像歐洲二百年前一樣:工業現代化衍生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在溫飽之後會產生對自由和人權的精神文明追求,是一個致命的大錯。

四十年後西方才知道這種假設平等的誤判:中國農民人口,只重生存(survive),不懂生活(live);中國農民人口的全部“文明”,限於口腔飲食。西方文明國家對中國人一度寄以厚望,以為向這個國家伸出援手,諄諄善誘,接收其留學生,希望他們學習到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邏輯思維,由知識導向人性的科學思考,從而由物質的“現代化”(modernisation),走向心靈的“現代性”(modernity),豈知一覺醒來,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原來附為國家機器的同謀,其人生終極目標,就是高雄市長國民黨韓國瑜的“發財、發財、發財”,別無其他。

這個問題,二十年前,我與香港建築師何弢,在浸會大學教授文潔華博士西貢的家中爭論過。那時何弢“北上發展”,在大陸有項目,他很樂觀地告訴我:中國很大,十二億人先要解決吃飯問題。將來有了一個中產階級,就會有民主自由的需求,中國將來會變得越來越像西方的,只是需要時間。

當時我淡然一笑,斬釘截鐵說:“絕不可能。”

我說:西方辭彙里的中產階級,不只是職業和收入,還有十九世紀歐洲的社會關懷精神。西方的中產階級,如建築師、工程師、醫生、作家,之所以摧毀了馬克思預測無產階級革命必在英國先發生的神話,因為中產階級之興起,除了金錢收入,生活美學之追求,那份關懷社會貧窮階級的情懷和奉獻,也必然同步增長。我懶得說中國歷史文化沒有那種環境條件,因為說來話長,我只簡單說:中國人沒有那個基因。

席間有人挑戰:但台灣有了民主自由了呀。我答:當台灣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後,台灣人就不會將自己視同中國人。不信?你等著看好了。

何弢等幾位朋友在美國東岸受教育,很柯林頓和奧巴馬地,表示不同意,問:你這樣說是將中國人隔絕在普世的人性標準之外。我說:正確,因為中國人也自稱有自己的國情,中國人與世界特別是西方,天生格格不入。方塊漢字和字母、筷子和刀叉,只是最顯淺的分歧,其中無可溝通、不可能妥協的深層,簡直是兩個世界。

二十年來,我再無與任何所謂的中產階級分子討論過這個話題,我省了許多時間,做於自己有益之事,雖然我仍念起不久後中風卧床、香港藝術中心的建築師何弢,也偶爾想起那場西貢的小沙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蘋果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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