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9歲，女，B市某歌舞團演員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我給他寫了一封居然沒有稱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鏡在畫報的劇照上尋找我——六一年爸爸餓死——他的遺言像一條鞭子——每次謝幕都是給爸爸鞠躬——他肯定聽見我的懺悔了
哎，作家，我問你一個問題：人為什麼不能重活一次？這是誰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沒有失誤，活得聰明而真實，活得不留下任何遺憾，但為什麼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無從彌補，愈活愈沉重，最後不是死了叫人埋進黃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壓到土裡邊去。我多想重活呀，哎，這是不是唯心主義者的自尋煩惱。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債，可以想辦法去償還，但如果你欠的是一個死人的呢？那就註定無法挽回，一輩子帶著愧疚，如同手裡攥一筆無處償還的債，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職不是撫慰人心頭的創痛嗎？你說人碰上這種苦惱該怎麼解脫？嘿，作家也沒轍了吧。有人說，因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註定人是悲劇性的，你說對嗎？既然悲劇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認了；認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恩恩怨怨全都了結，是吧……我是不是開頭就把話說糊塗了，東一榔頭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著頭腦，自然不是！我也不知道現在心裡邊為什麼又亂起來，其實早在八寶山那次我就平靜多了。八寶山那次？對，那是給我可憐的爸爸開追悼會。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正在舞蹈學校上培訓班。這培訓班是國家一流的，目標是培養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賦，是。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對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裡知道他在抗日期間，曾在黨領導的一支抗日演劇隊——桂林新中國劇社工作，積極宣傳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後，爸爸他們千辛萬苦，轉移到昆明，常常半飢半飽站在舞台上為了喚醒民眾，保家衛國……在我的記憶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們的懷裡，被輪換地抱來抱去，他們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愛的小貓兒。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愛我的人。我說他好，就憑著所有人看爸爸時的眼神——信賴、喜愛、尊敬，這是一種直覺；我說他最愛我，也是憑著他看我時的眼神——疼愛、鼓勵、信賴，時時還閃出令人興奮的愛的激情。這也是一種直覺。直覺是孩子判斷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別人說我爸爸是壞蛋，我會怎麼反應？當然會堅決反對，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為什麼？因為我那時太簡單、太純潔、太天真了。我十三歲呀，老師們認為我還要小得多。我們在院子裡上課學習戲劇的「起霸」和「趟馬功」，腿繃不直，老師氣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揮舞，嚇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進嘴裡。因為我天真可愛，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資，培訓班把我當做寶貝和尖子。還常叫我去參加國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動，向外國首腦獻花。記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去中山公園遊玩，那次選了我和一個男孩子去給毛主席獻花。毛主席接過花，還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記上寫道：「今天我給毛主席獻了花，一直拉著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興。」這拿俗話說：對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這天正要派我去給來訪的金日成主席獻花，我已經打扮好，後腦勺兒上扎一個玫瑰紅帶白點的絲帶蝴蝶結，老師們都誇我漂亮，我興奮極了——我的班主任老師忽然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沉著臉對我說：「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麼事。」我問，真是晴天霹靂。我對他下面的話更沒有半點準備。
班主任老師問我：「你知道右派是什麼嗎？反革命，敵人，壞蛋，你爸爸被劃定右派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師你是不是聽錯了。」我說，渾身直打哆嗦，聲音也打顫。
他對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說：「老師是最愛你的。你應該聽老師的話，你爸爸原先不錯，可是他現在變了，在單位里反對革命，他做的事是不會對你說的。為什麼？因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後就要反對他，你在電影裡不是也看過反革命嗎！他們有的人開始是革命者，後來成了叛徒，大壞蛋。懂嗎？對，你懂了。老師也不願意你爸爸變，但他變了，你就要和他劃清界限。」
我流著眼淚，信了，就這麼簡單，從此就和爸爸一刀兩斷。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沒見他。
如果是現在，我才不信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國人都是一個直眼兒的時代。許多大人都信，為了和當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劃清界限而離婚，何況我一個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勁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牽連，怕失寵，才昧著良心和爸爸一刀兩斷，應該說，開頭是絕沒有的。
當時我在這件事情上純潔得白壁無瑕。有一次我夢見爸爸穿著敵軍服裝，追我，還開槍打我，這就是那時我對爸爸的感覺。
我給爸爸寫了一封信，居然連稱呼也沒寫，我以稱他爸爸為恥辱，義正辭嚴而狠巴巴地寫上這樣幾句：
「你現在已經是人民的敵人了，你應該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間來，到那時我就叫你爸爸。」
據說爸爸收到這封信後，被送到北大荒勞改去了。可是你想，這封信對他的傷害多麼厲害！直到許久之後我才知道，反右時他的出版社總編輯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單位叫爸爸揭發總編輯，爸爸就是一聲不吭，頂牛頂了一年多，便給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個因正直而不被社會寬容的人，受盡了委屈和踐踏之後，又被我一根鐵針當胸扎進去，直插心窩，我才是殘害他的最無情、最喪盡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點也不恨我，好像他一點點也沒有受到我的傷害！他在北大荒，當聽說我參加了《魚美人》舞劇演出，還千方百計搞到一本《人民畫報》，用放大鏡從畫報的《魚美人》的劇照找到了我。聽說那是他在遙遠的邊陲貧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裡的人幾乎全都看過這張劇照，有的人還不止一次看到。這本畫報一直壓在他枕頭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災害時他在北大荒餓死，屍體從床上抬走時，那本畫報還在枕頭下壓著，紙邊都磨毛了，畫報上的劇照卻保護得完好無缺。這事是我聽媽媽說的。媽媽還說，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個月只能分到八斤糧食，得了肺炎，貧病交加，活活餓死，後來被用破席裹了裹，埋掉。我媽媽親自去北大荒領他的遺物。只有幾件破衣服，爛帽子，一個舊搪瓷水杯和洗臉盆，再有就是這本畫報，還有一個日記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記本上寫真實的感想，都是記事，天天的流水帳。但日記本中間卻寫了這麼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從《人民畫報》上找到了她，她更可愛了，我興奮地直哭！」這便是他留給我的遺言。
這遺言一行字，像一條鞭子，我重複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這年，我十五歲。我們分手兩年，一個情斷義絕，一個至愛情深，我沒給他再去過一封信，更談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已，在這兩年裡，我與他一直斷然不再有任何聯繫，難道只是因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結果？真的一點也沒有因為怕壓力、怕連累自己、怕不受組織信任與重視的私心？我不敢承認有，如果承認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責。但我可以告訴你，有……
自從他被打成右派，天壓下來了。所有重大外事與政治活動實際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說我十四歲就可以破格入團，從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別的夥伴們去參加重要活動演出，我一個人孤零零在院裡溜達，深深嘗到了政治歧視的厲害。原先對我特別好的那些老師，突然變一張臉，像川劇里的變臉；他們想盡辦法迫使我去揭發爸爸，我能揭發什麼？那些老師因為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們憑功請賞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擠我……
但這樣就應該拋棄爸爸嗎？
特別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時候。世界一片暴風雪，冰天凍地，只有女兒是他唯一溫暖的依傍呀！
如果現在以我的死能換來爸爸的復活，我寧願馬上去死，但當時為什麼因為懼怕壓力就把他拋開？我恨「劃清界限」這四個字！這四個字像一把刀斬斷我們父女，而拿起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別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來個很大轉變。我轉向面對自己，不再是面對外部世界。
我開始不愛自己，懷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潰了。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練業務。因為爸爸的一個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為優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幹得出色，做為補贖自己的罪過！
文化大革命到來之後，我的家整個完了，媽媽和弟弟妹妹被趕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無依無靠。我前邊講了，我已經不關心外部的事，這期間面對「文革」，我非但不怕，好像什麼也不在乎了。紅衛兵說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說他是好人，巴不得他們把我打死，為父親挨揍，死去活來，良心才得安寧。特別是本團的革命派們嫉妒我的業務好，批我「自誇典型」，不叫我加入「樣板團」。那時除去樣板戲根本沒有別的演出，我幾乎失業了；我卻堅持練功，如果我垮下來，父親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堅持練功，晚上躺在床上還練腹肌；乘坐電車時我從來不坐，借著車子晃動好練身體的穩定性……
文化大革命對整個社會的空前摧殘，對人大面積的迫害，使我的頭腦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諒自己曾經的罪過。這期間，雖然我在社會上沉默、冷靜、很堅強，但回到家裡就軟弱下來。我想爸爸，而且這種思念與日懼增，只要串門來的人談到右派、北大荒、勞改、批判鬥爭，雖然沒有觸及到爸爸，我也哭，嗚嗚的，哭起來就止不住。哭到最後，只覺得人空了，拿什麼也填補不上。
七五年廣州交易會找到我們團，要求派演員去給外賓跳舞。因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還說屬於「給出路政策」，當然必需「控制使用」。我想這可到了給爸爸爭口氣的時候了。我跳「紅綢舞」，場場滿堂彩。每次謝幕，我面對著熱情沸騰的台下，卻像對著漆黑冰冷的陰間，面朝著遙遠而不可及的父親，對他深深鞠躬。心裡默默對他說：我想他、愛他、請求他諒解，我感到終於有機會、有辦法來贖罪了。可是，這股勁憋得太久，一發而不可收拾，興奮，激動，拼命跳，忘乎所以，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了，突發心跳過速，常常跳得一分鐘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幾個月躺在床上，人也脫相了。醫生說不能再干跳舞這行，這怎麼行？我一邊養病，一邊偷偷做簡單練功，還默默請求父親保佑我，讓我站起來，回到舞台上，給我贖罪的機會，這罪還像一塊大石板壓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案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歲，風華正茂，在我印象中他總是那種精力旺盛的樣子，七九年如果他依舊在世，也不過六十剛過，相信他那種對生活、對人的熱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最好的歲月，他卻在地下一動不動長眠，想起來真是悽苦極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發起，為他開追悼會，靈堂設在八寶山公墓。主辦追悼會的人叫我寫一份悼詞。我心裡有許多話要說，答應了。拿起筆來，百感交集，悲憤交加，激情奔涌，要報復，要發泄，要控訴，但在靈堂里念起這悼詞時我卻出奇的冷靜。沒想到參加追悼會有這麼多人，黑壓壓把靈堂站滿，不少是文化出版界名人，他們聽著我一字一句地念：
「親愛的爸爸—」
我終於叫他了，壓在心裡整整二十年的聲音，終於在大廳廣眾堂堂正正、驕傲自豪地呼叫出來了。然而，我居然沒有激動，而是異常平靜地念道：
「今天，我站在這裡，既沒有痛苦，也沒有高興，我只有一種怨恨！
我恨我們太軟弱了。軟弱使我們屈從於外界的壓力。軟弱使我們在您最痛苦的時候，不敢去安慰您，不敢去愛您。軟弱使我們只能瞧著命運把您一個人拋給了苦難。
我恨我們太無知了。無知使良心遭受欺騙。我至今不能原諒我自己，為什麼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責為人民敵人的謊言。爸爸，您還記得那時我給您寫過的信嗎？那信的開頭沒有稱呼。我寫道：『因為你是人民的敵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雖然當時您肯定非常痛苦，但還是用放大鏡困難地在《人民畫報》『魚美人』舞劇劇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爸，親爸爸，我知道您不會怪罪一個十三歲的無知的女兒，可是隨著時間的增長，我越來越痛心，越來越不能原諒我自己給爸爸心靈所壓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愛』本身就是一出人間的悲劇，能把純潔的愛變化成無知的恨，這種愛與恨的顛倒是殘忍的。爸爸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靈魂的，但我覺得像爸爸這樣一個一生正直、熱誠、善良的人應當有靈魂。他也不應當被人們忘記。他那孤苦的靈魂應當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這麼多熟悉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經過他們的努力能夠在北京的八寶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嗎？爸爸，我愛您，想您呀——您聽見了嗎？您肯定是聽見了！爸爸，您安息吧。」
我在整個念悼詞的過程中，四周安靜極了，安靜得聽得見每一個輕微的抽泣，抑制不住的嗚咽。我自己卻沒有哭，真的，我聽見自己異常清晰的口齒，把每一個字送到靈堂又寬又大的空間裡。我甚至聽得見自己轉換句子時換氣的呼吸聲。我感覺好像身在天堂里，在神靈光輝的照耀下，對著爸爸講這番話的。我感到他巨大、溫暖和寬厚的存在。並感到他真的原諒了我！一切恢復如初！這一剎那，我仿佛被自己淨化了，被大徹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誠，被全心傾心的愛，把自己從無邊的苦海里拯救出來，向上飛騰，飛進一片光明透徹、一塵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來頭一次這樣輕鬆、自由和舒服呀！
從這以後，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為我就此解脫了嗎？那就錯了！開頭我對你說過，如果欠著活人的債很好辦，但我欠的終究是早逝的爸爸。我總琢磨他臨死時候是一種什麼感覺？最疼愛的女兒與他「劃清界限」，他怎麼會不感到親離的疼痛與人世的悲涼？每當想到這裡，那悔恨的陰影又把我遮蓋起來。這也許是永生永世難以解脫的了。
中國人的宗教不講懺悔。沒有懺悔，人會活得愈來愈狠，或愈來愈累。對於有心靈生活的人講，沒有懺悔就無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懺悔室。每逢此時，我就躲進我幽暗的懺悔室里，與自己喃喃對話。
哎，作家，我對人生有這樣一個理解：人生有一萬條路，但每個人只能走一條。如果你選錯了，即使後來知過改過，曾經的過失也無法彌補。……當然，任何事物都不會是單純積極或消極的。殘酷的人生與社會教給我的是：永遠再不要單純，永遠再不要做違心的事。寧肯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價，也不要為違心付出悲慘的代價。
這是我從八寶山爸爸靈堂走出來後，悟到的幾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懺悔可以使人擺脫魔鬼。
（選自馮驥才著《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