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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雙重性格死不低頭終釀慘禍 毛難自圓其說墜落神壇

毛的「領導學」一向成功,過去毛統御有方,其黨內對手無不應聲倒地,束手待斃,唯有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難題:跟隨他幾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願低下他那高貴的頭。

毛、林矛盾激化導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領導學”一向成功,過去毛統御有方,其黨內對手無不應聲倒地,束手待斃,唯有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難題:跟隨他幾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願低下他那高貴的頭。

在毛的“領導學”中,要人做檢討是一大內容,而且口頭檢討不行,非要書面檢討才行,毛喜歡讓人做書面檢討,概因此舉好處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從此手中有了小辮子,隨時可以“新賬老賬一起算”;

(二)根據不同情況,將檢討下發黨內,以打擊該同志的威信或肅清其影響;

(三)讓檢討人自己承認錯誤,用他們的嘴,坐實毛的指責,更具說服力,所謂“心服口服”;

(四)標準的檢討除了“認罪”和“認錯”,就是歌頌毛,這樣的檢討下發下去,會大大加強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毛的崇拜。

在毛時代,特別是在文革時期,不管是真心還是違心,寫檢討的人無所不包,從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復出的黨、政、軍要員,再到毛身邊的工作人員,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壓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書面檢討。

在中共領袖層中,林彪是非常具有個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簡樸,性格孤傲,多年來離群索居。對於林彪的個性,曾經和林彪有過近距離接觸,在1949至1950年擔任四野新華總分社幹部,以後逃往台灣,創辦《傳記文學》的劉紹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有如下評語:“林彪是一個有強烈領袖慾的個人英雄主義者”。林彪戰場上的老對手,台灣的國民黨軍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關林彪的內部讀物中,除了引述了劉紹唐的上述觀點外,還認為林彪“待人謙虛,生活簡單規律,心思細密,慮事周詳”,“極富野心而深藏不露”。應該說,劉紹唐和國民黨軍方對林彪個性的觀察基本是準確的。

“個人英雄主義者”和“深藏不露”本來是互相矛盾的,但這兩點確實都是林彪個性的最重要的特徵。過去,林彪能將這兩者統一起來,就是在廬山會議後的一段時期內,他也是如此。有資料說,在廬山會議之後,林彪曾一度想給毛寫封信,還讓秘書代為起草過,據說是讓新調來的秘書王煥禮寫的。又有說法,林的這封信不是檢討,而是和毛談條件的,其主要內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這就是鞏固文革的成果,“他勸說毛在十年內對他的人不撤職,不殺頭,可保十年不亂”,葉群認為毛不可能接受這個條件,攔住沒讓發出。林彪想給毛寫信,被葉群所阻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由於林彪的檢討遲遲未發出,這就使得他和毛的關係更趨緊張。1971年3月底,周恩來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彙報會並做表態,林以身體不好加以推辭,可也在和周等的談話中,委婉地承認自己也有“錯誤”,是個“炮筒子”,被陳伯達“利用了”。林彪希望以這種口頭檢查應付毛的壓力,而不願在更大的範圍內再做什麼檢查。毛對林不願配合極為惱火,就拿“四大金剛”出氣,林也就放棄了檢查的念頭。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門城樓上,林當著毛的面前,耍起了“個人英雄主義者”的脾氣,他竟然不和毛打一聲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幾分鐘就拂袖而去。

林彪此舉後果極為嚴重,他的意氣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違背了他自己多年“韜晦”所奉行的應對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學范蠡和學曹操之間猶疑徘徊,此時林彪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已愈來愈差,雖然時有心灰意冷,但已騎虎難下,他雖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謀”來激勵自己,然而,林彪從骨子裡仍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者”,雖歷經長年的韜晦,仍然本性難改。在演出了五一節晚在天安門城樓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後,林彪又後悔了,在是否面見毛的問題上舉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見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門路,但被毛推託;另一方面,機會到來時,又犯“個人英雄主義”。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林先推辭不去,後在葉群的跪求下才答應前往,但是幾分鐘後,林彪就退出接見大廳,“一人枯坐在大廳的角落裡,一直到會見結束”。他本來是可以利用這次機會,在接見外賓後和毛說話的,但是這個機會被林彪自己放棄了。

毛的步步緊逼和林彪的軟磨硬抗,終於釀成了“九一三”的驚天事變。毛沒料到林立果敢於“刺秦王”,這在毛掌權後是第一次。林立果雖有心刺毛,但整個方案如同兒戲,自己又不敢動手,而在他父親一手導演的崇毛環境下,毛已成為“神”,更找不到幾個敢於為林家賣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極高,使他幸運的躲過了刺殺。

林立果刺毛是風險極高、孤注一擲的行為,各種資料顯示,葉群是參與的,關鍵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來,葉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這個攸關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沒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麼敢於拿他父親一生的名節和全家性命去冒這這個險?毛雖步步緊逼,但還沒有到命懸一發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臨大事有靜氣”自勵,又對中外“政變經”素有研究,難道他不知道,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領袖中,諸如斯大林、鐵托、霍查、金日成,還沒有哪一個被刺死的先例,幾個毛頭小伙能有勝算的可能嗎?林彪果如此的話,只能說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統帥”之名!

在使中央知曉有關情況方面,林立衡起了關鍵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領導人程世清在南昌當面向毛揭發,林立衡幾次來江西,通過他的妻子向程轉話,要程世清以後少同林家來往,林立衡說,搞不好要殺頭。程世清的這個重要的揭發,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駐地的8341部隊負責人彙報,葉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為什麼會大義滅親?和其母親葉群關係長期不好應是主要原因,林立衡雖然知道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對葉群攬權、長期封鎖林彪有很深的不滿;加之她生性善良、單純,不知政治的兇險,也不懂歷史,卻公主脾氣,自以為是,儘管受到林彪的影響,林立衡對毛有看法,但還是對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為父親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樣,被毛冷遇。上述種種,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發的舉動。

從種種跡象看,林彪並沒有外逃蘇聯的準備,南逃廣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廣州方面並無接應計劃,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剛”都不知道。林彪最後選擇北逃,應是受到妻兒的影響。1971年7月從北京去北戴河後,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從現有資料看,他已準備聽天由命,任由毛髮落。只是當獲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禍臨頭,和毛的關係已無可挽回,而葉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斃,林彪一家才登上“256號專機”北逃蘇聯。令人費解的是,北京對林立衡的檢舉報告,先是沒有明確回答,以後又要林立衡也上飛機。現在可以肯定,“256號專機”在溫都爾汗墜毀與中國方面無關,進一步的情況,就不知道了,因為飛機的“黑匣子”在蘇聯人手裡,至今也沒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

考之中共黨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黨內鬥爭,雖然也有幕後密謀,但最後總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鋒後,失敗一方做公開檢討,下台走人;這一次卻是採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說毛與劉少奇的矛盾還帶有路線和思想之爭的話,毛林之爭就完全是圍繞權力的一場較量,因為林彪至死也沒有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所以毛林之爭無所謂“對”和“錯”,完全是塗上革命詞藻的中國古代宮廷密謀政治的現代翻版。

毛的晚年,為了奪回中央一線的權力,實現他對權力的絕對佔有和推行他的激進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主義、民粹主義、中國傳統法家思想與君王南面之術等諸多思想資源和手段,他有兩套語言系統,一套是“官語言”:“反修防修”,“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一類;另一套是“潛語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給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義,而不給一點發號施令的權力,林彪雖貴為“接班人”,但形同擺設,和文革前劉少奇的“權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中央一線雖然不時受到毛的壓力和封鎖,但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責任,各司其職,在劉、鄧、周的領導和協調下,運作還大致正常。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毛回到一線後,情況發生巨變,毛大權獨攬,以真理的化身,凌駕於黨、軍隊、國家和億萬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虛設,書記處完全空殼化,未幾就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決策極端單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領導人都是辦事人員,作為文革取得全面勝利的標誌,九大所建立的是一個由毛絕對主宰的一元化超強體制。毛對權力極度敏感,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有時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體不好,卻把林彪樹為接班人,其實樹林為接班人只是為打倒劉少奇的一個暫時過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為自己大權獨攬的擋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廢之,始終跳不出中國傳統上最高權力繼承問題上的“奪嫡”,“廢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開國將帥一鼓作氣把“國民黨反動派”趕下了大海,從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統,但同時也使自己在一個超強領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馬上就面臨著一個自我轉型的任務。初期,林彪閉門讀書,以退隱江湖來“全功保身”,但他作為一個“個人英雄主義者”,無法真正做到像劉伯承元帥、徐向前元帥那樣清靜無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後,在毛的拉扯下,重躍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躍進使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卻昧著良心,誣陷忠良,攪盡腦汁,攀登權力高峰,喪失了一個愛國軍人的立場。許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無原則,窺測上意,逢君之惡,主動迎合,以軍隊為後盾,給中央一線以巨大壓力,把國家的航船拉向危險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過任何機會,“該出手時就出手”,前景的莫測導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間對外界的情況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資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後,甚至不願聽講文件,對外界興趣寡然,這已不僅僅是為了避禍,也是心理有疾患。作為儲君,這種狀況在中外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也說明了當時接班體制的荒謬。在某種意義上,林彪本人也是這種體制的犧牲品。海外有學者認為,從50年代後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過歡笑,有過抑鬱,有過趾高氣揚,也有過憤懣哀愁,他成長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這話說得不無道理,但是這並不能減輕林彪自身的責任,不管他是真心還是違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對文革的巨大災難和破壞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尤其是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作繭自縛,惡果自嘗,在林彪的默許下,夫人擅權明目張胆,特別嚴重的是,對妻子和兒子有失察之過,終於釀成滅門大禍。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義破壞殆盡,幾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論或解釋體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將其打碎,使其從此再不能自圓其說。“九一三事件”後,毛以堅強意志撐住搖搖欲墜的文革大廈,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難解難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劉、林“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資料說,1974年秋,他在武漢接見軍隊領導幹部時對林彪事件作了這樣的描述:“樹倒,葉落,果掉”(“樹”指林彪,“葉”指葉群,“果”指林立果——引者注),“林家完蛋”。毛的這番話既尖利也解氣,卻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盡。林彪一家固然葬身異國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幾十年“一貫正確”的神話經此事件已被打破。據當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回憶,“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專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的確切消息之後,悲痛莫名,為之大慟。林彪事件對文革的“合法性”的打擊是顛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記要〉的公開成了催化劑,刺激了中國人的思想覺醒。毛本人的身體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勝利者。幾年後毛去世,結束了中國歷史上一個瘋狂的時代,林彪事件則留給國人永恆的教訓。

2013-09-16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愛思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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