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蔣介石在漢口指揮抗日。
1923年8月16日，蔣介石先生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三個月之後，也就是12月29日回國。這是一次標準意義上的「北天取經」活動。問題是，蔣僧與唐僧不同，他發現「北天」並非極樂世界，他說：「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他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里交待：「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我們現在找不到蔣的《游俄報告書》，但是從他的書信集裡，還是能收集到諸多游俄體會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蔣不游蘇還好，遊了總共三個月，他就打定主意要反蘇反共了。
蔣給廖仲凱寫了封長長的信，說：「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其利於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楣，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也不免墮落耳……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則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
看這書信，不由得感嘆，蔣既有先見之明，還有難得的一腔忠誠。甚至可以說，蔣才是標準的民族主義者。歷史好象特喜歡調戲人：蔣在國共兩黨尚沒有成為仇敵之前，就發現自己未來的對手淪為了俄奴；而他未來的對手則在很久之後才用同樣的手法攻擊他是美奴。不過相形之下，還是應承認蔣的英明的，因為他年紀輕輕（時年36歲，四年之後，他就不惑了，那一年，他決心將共產黨清除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就那麼的具有先見之明，隨著歷史的發展，他對蘇俄的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一個馬列的羊頭。現在，蘇俄不掛馬列的羊頭了，我們還掛得很高，高到百姓們連羊頭的影子也看不見了。其次，俄國素無好心，晚清的中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民國以後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共和國時代的歷史更是最好的證據。第三，蘇俄的專制與恐怖與三民主義或者說與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蔣踏上蘇聯國土三個月就能看出，真想不出中國隨後恁多的留蘇學生在蘇俄呆了恁長時間都發現些什麼？
《黃花崗》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