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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程師揭秘谷歌配合北京網路審查秘史

2018年中國國際進出口博覽會上,一個保安站在谷歌的展台前

《中國數字時代》編輯註:這篇長文《通往中國的老路》(An old Approach to China)作者是前谷歌工程師Brandon Downey,寫於2018年8月。在2009年谷歌退出中國前,他曾幫助谷歌配合中國政府審查。文中他談到了自己這段經歷,也詳細闡述了反對谷歌重返中國的“蜻蜓計劃”的理由。有人說“你看,中國已經在審查互聯網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至少為人們提供一些我們能提供的信息呢?有總比沒有強吧?”,對此Brandon Downey的回答是:無論你怎麼看這個理由,你都應該知道這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谷歌曾經試過這樣做了,並且以災難告終。”CDT編輯翻譯了這篇文章共大家閱讀。

通往中國的老路——Brandon Downey

一、

這個星期我在The Intercept(CDT編輯註:關注隱私問題的美國調查新聞網站)上看到一篇文章:https://theintercept.com/2018/08/01/google-china-search-engine-censorship/

如果你們還沒讀過(建議一讀),我在這提供一些背景。

如果你生活在中國,政府圍繞著國內外的互聯網建了一個防火牆。現在中國有各種關於你的數據的法律,對於我們的故事而言,重要的部分在此:

如果你在中國試圖在網上搜索像“民主”這樣的辭彙,會有一系列的技術控制試圖阻止你。你搜索不該搜的詞,網站的域名伺服器就可能被污染。你的連接可能被“重置”,可能半個小時或更長時間都被禁止訪問該網頁。或者政府可能決定這整個網頁都是個威脅,於是封鎖他們所知道的每個IP地址。中國7億多網民,所有人的默認狀態都是無法接觸任何中國政府不想讓他們看的信息——這些信息被一系列統稱為“長城防火牆”的技術攔截著。

這篇文章要說的是谷歌要對這個問題給出的答案,這個答案不是他們將在全世界建立百萬個洋蔥路由節點(CDT編輯註:洋蔥路由Tor是一種匿名上網的技術),或是讓Chrome瀏覽器成為某種非常智能的VPN網路,或是讓Project Zero開始公布運行長城防火牆的軟體和硬體(據我所知這基本上是思科的產品)的零時漏洞。你可能覺得這些方案在你聽來是烏托邦式的,沒關係,因為很明顯谷歌的CEO和你想得一樣。

不,谷歌的解決方案(代號“蜻蜓計劃”)比這些要基礎多了:

他們會做中國想要的。他們會啟動一個能在中國存活的搜索引擎,會為了與中國政府的願望一致而進行自我審查。他們還將啟動一個類似谷歌新聞的手機app,只不過他們會忠實地刪去任何會惹惱中國政府的文章。

他們提出的理由是一個很基礎的道理:

“你看,中國已經在審查互聯網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至少為人們提供一些我們能提供的信息呢?有總比沒有強吧?”

無論你怎麼看這個理由,你都應該知道這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

谷歌曾經試過這樣做了,並且以災難告終。

二、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歷史;有的是我個人的經歷,有的來自網路。

這十年中大部分時間,我曾十分有幸為谷歌工作。

這是你應該了解的:我在谷歌的大部分時間裡,谷歌真的是一個專註於把世界變得更好的地方。回顧我在那裡做過的事,我想說儘管有一些價值中立的事情,但我還是很高興我能夠做一些對人們有幫助的事(或者說至少是幫到了那些在幫助別人的人)。

但這件小事除外。

大約在2006年,谷歌做了一個決定:它要進入中國。

讓我們加一個前情提要,因為你需要對如何在中國運營一個國外的互聯網公司有個了解。即使是在當年,也有一點美中不足,那就是你需要用“合資企業”做生意——和一個由中國當地人經營的公司合作,他們需要佔有你在當地49%的生意。

當然,如果他們真的做事的話這確實是有幫助的,在政府眼裡也好看。

但我基本確定很多這樣的合資公司都不大正經——我懷疑它們中的大部分都是由那些專做當地“合資公司生意”的人經營的(如果你理解我的意思的話),但這就是你進入中國市場的方式。

這是谷歌2006年進入中國市場的說辭:

我們將自我審查,這樣中國政府就不會封鎖我們。

因為谷歌沒有人願意做威權政府的審查員,我們的“合資公司”會做這個“預審”工作。

我當時就對此抱有深切懷疑,但後來我們聽了CEO埃里克・施密特的推介,他大概是這麼說的:

“這確實是一個很糟的情況,但我們相信,給人們提供一些信息比什麼都沒有強。我們的審查將會是極少的;我們會做最低限度的審查,來讓所謂“中國長城防火牆”這個粗糙而自動化的審查系統注意不到我們。”

這個論述的最後一步是,如果我們給人們一些信息,他們就必定會想要更多,因為技術進步的上升曲線會不可動搖地讓人們想要靠近西方的、自由派的民主。

寫下這些字讓我覺得難為情,因為當時我相信了。儘管我一直對“技術烏托邦”持懷疑態度,但是技術能為我們想要更多自由的胃口和能力提供助力這個想法,是根植於我對互聯網必然方向的理解中的。

如果你認真想想,這是互聯網最根本的迷思之一:

“這是一個你可以做自己的地方,沒有人知道你是誰。這裡的信息會自由流通(或者至少是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計)。沒有哪個政府能趕上這個新的前沿,它的進步比你能想像得更快;而且就算是趕上了,到那個時候公民們已經沉浸於這種自由之中,阻擋進步無異於政治自殺。”

你在谷歌公布的價值主張中也能找到類似的說法,比如說:

“民主在網上很管用”(CDT編輯註:這句話是谷歌公布的10條價值觀之一)

我希望我今天還相信這一點,但不行,我不相信了。

技術能為我們提供偉大的、強有力的工具,但不幸的是,認為它能無可避免地解決人類治理和社會秩序中那些難題是白日做夢。科技不是能夠代替公民學本份的魔法精靈;在多數情況下,它也沒有什麼魔力。

但科技是一個工具——是做一件事的助力器。而就像任何工具一樣,它可以被使用,也可以被濫用。

我不想再啰嗦更多,但是就在我寫下這些的時候,一個11歲的孩子剛剛按照步驟入侵了美國的一台投票機器。技術進步甚至無法對抗給我們帶來德堡投票機(CDT編輯註:這種投票機被一些專家認為有安全漏洞)的政治麻木,你覺得它對抗泛濫的政治腐敗有勝算嗎?推特是會給我們帶來下一場阿拉伯之春,還是會成為納粹的傳聲筒?

而谷歌的說辭是,一個審查版的搜索引擎能夠給那些生活在奧威爾式的“長城防火牆”後面的人們的命運帶來改善?

就像我說的,我現在不相信這一點了,但我曾經相信過。或者至少,我曾想當然地認為:“嘿,這是個實驗嘛。讓我們試試看怎麼做!”

當我受邀幫助我的同事們為谷歌的中國合資企業建立一個安全環境的時候,我去做了。當我們需要設計一個網路架構給他們有限的許可權來訪問一個為過濾索引而設計的特殊工具時,我也去做了。我們的做法讓我覺得噁心,但當時看來這是往前走的最好途徑。

“做生意的代價吧,”我想。

嚴格來說這是個有趣的項目:我能夠和出色的人一起工作,學到了有關代理伺服器的新穎的、激動人心的知識,去了異域情調的地方旅行。

因為這個項目,媒體說我們的壞話,許多人權組織抨擊我們,甚至股東會議上也談到了這個它。有人提出了很多有道理的說法:谷歌沒有把用戶數據存在中國,所以不像(比如說)雅虎,我們不用把我們用戶的身份或者是郵箱交給中國政府。

我們需要做的只不過是保證人們搜不到敏感詞。像“天安門廣場”“民主”這樣的小詞,對於使用google.cn的人來說,它們什麼也不是。我無法給你一個完整的敏感詞名單;不是因為我們沒有保存,而是因為完整的禁詞名單是“國家機密”。

我想說我對參與這件事感到抱歉。我不知道這為強化中國審查機器的政治支持貢獻了多少,但這是錯誤的。它除了對我和我的職業生涯有好處以外,什麼用都沒有,也就是說它符合不道德行為的經典定義:我有所收穫,而同時這讓別人的生活變得更糟糕。

四、

在我繼續之前,我想再回顧一下歷史。

1993年,我離家去上大學。在打包的時候,我帶了很多很多書——其中包括我祖父母給我的一本很破舊的《世界圖書百科全書》。我宿舍附近就有一個巨大的圖書館,裡面有很多更準確的參考書,為什麼我要帶它呢?

因為我太喜歡查閱了,我擔心圖書館關門的時候我該怎麼辦。那時候還沒有谷歌,沒有維基百科,連Lycos(CDT編輯註:一家1994年誕生的搜索引擎和門戶網站)都沒有。當然那時候已經有gopher(CDT編輯註:用於搜集信息的網路協議)、archie(CDT編輯註:最早的搜索引擎之一)和ftp.wustl.edu了;這是我當時剛剛發現的一個起點。

當網頁、谷歌和其他那些你習以為常的工具到來時,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奇蹟,一個純粹的奇蹟。如果你問任何一個時候的我,我都會說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它,而且把它拿走是錯誤的。

為什麼在我參與類似谷歌合資公司項目的時候沒有想到我的行為的後果呢?我不是什麼地球超人里的壞蛋那樣的人,笑著往街上扔垃圾的同時在金錢里打滾(事實證明,我的報酬也不過是能過上舒適的中產生活而已)。不是這樣的,這樣的情況之所以能如此可怕地貼近現實,是因為這兩個原因:我們大腦把事物合理化的能力,以及所謂的“成功”在影響對世界的看法上的力量。

關於我們如何告訴自己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的故事,可以寫本書了(有很多這樣的書),但我想要強調我當時為什麼照做了:

我確實相信技術進步是一個倫理上正面的力量。

我確實相信我們營商方式的“良性循環”是讓後果值得的。也就是說,我相信了某種“以碳排放額度換取道德”的交易,覺得它能讓我們通過做顯然不好的事情來換取一個更好的結果。

我確實相信改變現狀的唯一方法就是和一群威權主義者合作——即使是出於最好的意圖。

我想強調的是,一起工作的人和管理層在這個過程里給予了很多支持:我甚至被告知,如果我對此感到不適(我確實感到不適),我不一定要做這個項目。我從來沒有覺得“這就是為了工資而已”(這個辯解要簡單得多)。

如果你讀到這,我真的建議你也思考一下你自己生活中這樣的事情。我認為我的態度在技術人員中並不獨特——人的問題是難解的,所以當我們被給予一種解決的“光明大道”時——只要改善技術就好了,這個提議是十分誘人的。

如果你問我,我現在相信什麼?差不多是這樣的:

我們對我們的技術促成的世界負有責任。如果我們做出一個工具並把它交給了用它傷害別人的人,我們有職責去試著阻止,或者至少不要火上澆油。技術當然可以是做好事的力量,但它不是一個魔法子彈——它更像是一束激光,瞄準哪裡要由我們決定。

我們所不能做的,是去默默合作,並假定最後是皆大歡喜的結局。

五、

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沒有談到做錯事會如何給谷歌(或者我自己)帶來不好的後果。我想告訴你的事,對這件事的思考開啟了一個關於倫理學的深入研究,但實際上,看《善地》(CDT編輯註:一部NBC製作的美國喜劇)讓我學到了一些道理。

有時候,我們惡劣的行為並不會帶來惡劣的後果。我們沒有受到懲罰;我們把我們的外在性變成了別人的困境:比如太平洋里的一個大塑料球,我們用水力壓裂法開採能源導致別的小鎮發生幾場地震,或者是金融崩潰的時候我們賣幾個衍生產品然後狠賺一筆。

而也有時候,我們的行為確實會帶來後果,帶來“道義應得”——即我們得到應得的後果。這不是一件令人歡喜的事,但確是有用的事,因為我們有機會從我們的錯誤中學習,懸崖勒馬。

這也是發生在谷歌身上的事。我們的商業夥伴幫我們在中國審查網頁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10年,直到這個事件的發生。

我就引述谷歌博客給你看吧:

https://googleblog.blogspot.com/2010/01/new-approach-to-china.html

“12月中旬,我們檢測到一次來自中國的,對我們集團的基礎設備的高度精密和有針對性的攻擊,攻擊造成谷歌的知識產權被盜。而不久後我們查清,這起看上去只是單純的安全問題的事件——儘管很嚴重——但其實並非如此。

首先,這次攻擊並不僅僅針對谷歌。我們的調查發現,至少20家不同行業的大公司——包括互聯網、金融、科技、媒體和化學行業——都受到了類似的攻擊。我們現在正在通知這些公司,我們也在與相關美國政府機構合作。

其次,我們有證據顯示襲擊者的首要目標是進入中國人權活動者的Gmail郵箱。根據我們目前的調查,我們相信他們的攻擊沒能奏效。看上去只有兩個Gmail郵箱被侵入,而且活動僅限於賬戶信息(比如賬戶建立的日期)和郵件標題,而不是郵件內容本身。

第三,除了谷歌受到的攻擊之外,本次調查我們還發現一些在美國、中國和歐洲倡導中國人權的Gmail用戶的郵箱經常被第三方訪問。這些郵箱不是因為谷歌安全漏洞而被進入的,更可能是通過釣魚鏈接或者安裝在這些用戶電腦里的病毒軟體進入的。”

總結一下:我們最低限度審查的搜索引擎並沒有讓中國變得更自由。他們的社會並沒有因為我們的存在而變得更自由,相反,他們的行為升級了,以至於建立了一套攻擊西方公司網路獲取包括人權工作者和其他異見人士信息的項目。

我們在中國的自我審查並沒有把事情變得更好。在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的政權和一個當地的公司之下工作並沒有把事情變得更好。甚至連一些軟性的價值觀比如“全球互聯”和“在網路上凸顯民主”也沒有什麼用——實際上,技術反而促使了對異見的壓迫。

值得讚揚的是,谷歌做了一件勇敢的事:

它把運營網站的業務撤出了中國。

這是一個有原則的決定,這個決定毫無疑問付出了金錢和機會的代價。中國政府已經相當程度地染指企業經營——本地公司的網頁不會數分鐘、數小時甚至數天無法訪問;當地公司不會被黑客攻擊——因為很多情況下它們與政府勾結,是作為政府官員的囊中物存在的。

但隨著這個決定的做出,谷歌幾乎肯定是把它在中國市場的機會讓給了像百度這樣的公司,這是一個為原則而做的決定。但不然的話谷歌還有什麼選擇呢?如果你的使命是讓人們能獲取這個世界上的信息,並且你致力於保護你的用戶的數據,現在重返中國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六、

我以為谷歌能吃一塹長一智,以為這是一個公司在做了錯誤決定後能回歸道德立場的案例。

至少,在我讀到這篇文章之前我是這麼以為的。(文章看上去是真實的;the Intercept或許在保護信源方面做得不到位,但它一直以來的報道基本是準確的,這篇文章也有其道理。)

谷歌這麼做已經沒有道德上能站住腳的理由了。已經沒有任何理由讓人繼續相信新自由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技術可以讓一切迎刃而解。這個實驗已經做過了!如果你看看過去兩年技術和社會交匯的世界,你又怎麼可能以為谷歌重返中國能帶來好處?

谷歌也明白這點。因為與上次不同,這次並不是一個同事之間有許多探討的內部項目,而是一個意在獨立運作的秘密項目,因為管理者知道它與許多員工的價值觀是相悖的。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答案就是谷歌這次和一個傳統公司一樣,要把市場上的每一分利益榨乾,不在意那些像原則、道德代價這樣無形的東西,甚至不惜冒犧牲用戶安全的風險。

讓我為你引述一段谷歌上市文件中的話吧:

“谷歌不是一家傳統公司。埃里克、謝爾蓋和我希望以不同的方式運營谷歌,在它未來成為上市公司後繼續沿用它作為私營公司時發展出的價值觀,我們的使命和商業描述已在招股書中寫明,我們鼓勵你仔細閱讀這些信息。我們會著眼長遠,而不是僅僅為了每個季度拿出漂亮的財報。我們會支持精選過的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並管理好我們的項目投資組合。我們會和我們公司的CEO埃里克一道,三人共同合作。我們知道我們作為受託人要對股東負的責任,並且會完成這些責任。我們會繼續招徠有創造力的、忠誠的新員工,也會歡迎新股東的支持。我們會堅持我們‘不作惡’的原則,保證用戶的信任,不對搜索結果收費。”

作為一個股東,我覺得谷歌沒有誠實地告訴我,它是否真的相信在這些情況下回到中國與這封信里所寫的公司運營的初衷是相符的。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自稱社會主義者。如果他們讀到這,很可能會搖搖頭說:相信一個公司能成為資本自我延續的載體以外的任何東西都有些天真了。公司是成不了別的東西的:這是歷史的必然!

在懷著尊重的前提下,我並不同意這種想法,就像我不同意只靠技術的進步就能引領我們走向解決問題的金光大道一樣(而我要把這個發在推特上,諷刺啊)

但現在可能是時候重新思考一下科技行業一直以來對這些問題的態度了。

我的朋友們對資本的理解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很大程度上它是僱員們的工作、創意和天賦的產物。這並不是說矽谷沒有聰明而不可或缺的創始人,但是創造像谷歌這樣龐大的公司不可避免地需要投資人、創始人和僱員的合作。

而在這件事上,創始人顯然把公司交予了別人手裡。你可以辯解說谷歌是它的創始人或者是它最有代表性的CEO埃里克・施密特的特別產物。但你不大能辯稱說今天的谷歌管理層仍然佔有這個特別、或者說是有特權的位置。是謝爾蓋・布林大膽推動了谷歌離開中國;而現在谷歌用謝爾蓋的遊艇的名字為這個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秘密的谷歌搜索項目起代號。谷歌變了。

這意味著在今天在谷歌工作的人們有一個選擇:

他們不必再犯同樣的錯誤。

谷歌員工的集體行動和憤怒已經帶來了好結果:去年,谷歌重申了對多元化的重視(我知道在這一點上很多科技公司都有很長的路要走);谷歌內部的反對聲音也讓技術發明停止被用於幫助那些主要為奪取人命而存在的機構。

如果技術是一個工具,那就意味著製作工具的人有責任通過參與決定如何使用這個工具來防止它被濫用。而如果公司的領導者不相信這一點,那他們需要明白而清楚地聽好:也就是說,沒有那些做工具的工人的幫助,你們成不了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公司。

我們都應該為這種“我們做出來的工具在被如何使用”的共同意識負起責任。我們做出的東西、建立的系統——我們的創造是有外在性的,它們對人命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如果技術將成為改善人類命運的力量,那麼它就需要它背後的人們有良知。

這並不容易,不幸的是,也沒有什麼容易的方式讓我們達成這一點——但是如果我們什麼都不說、不做,那麼我們重蹈覆轍就會成為唯一的歷史必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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