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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長透露將繼續驅趕低端人口 惹爭議

在中共兩會期間,北京“低端人口”議題持續發酵。北京市長陳吉寧聲稱,2018年北京減少人口16.5萬人,連續第2年下降。他暗示將繼續執行驅趕低端人口的政策,引發爭議。

香港《明報》報導,陳吉寧7日在中共人大北京團開放活動上談到“三線兩控”管理辦法。所謂“三線”是人口紅線、生態控制線和城市開發邊界;“兩控”是控制人口和城市建設用地。

陳吉寧稱,去年北京全市人口減少16.5萬,中心城區則減少40多萬。累計不予辦理工商登記2.1萬件,關閉退出一般製造業企業2,600多家,特別是疏解市場和物流中心680多家。

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和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1月數據顯示,2018年底,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54.2萬人,比2017年底下降0.8%,即減少了16.5萬。這是1997年以來的常住人口第2次下降。2017年底,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0.7萬人,比2016年底減少2.2萬人。

根據資料,由於北京市先前定下2020年人口將控制在2,300萬的紅線,近年當局清理數以百計的批發市場、物流中心,這些行業主要以中低端人口為主,引發北京驅趕低端人口的爭議。

中共激進限制北京人口

2017年11月份,在大興區大火燒死19人之後,當局進行大規模拆房和驅逐行動,只給居民幾分鐘時間打包走人,數萬農民工被迫離開北京。抗議者認為,當局以大火為借口,加速他們拆毀廉價出租屋、趕走“低端人口”的計劃。

對此,中國律師觀察中心理事長趙國君稱為“始亂終棄”。他說:“因為剛開始北京發展的時候,是‘北京歡迎您’,然後現在北京發展起來了,就變成了‘北京驅逐你’。”

北京企業家王瑛說:“北京如果沒有這麼多的外來人口,沒有一定數量的外來人口,北京所謂的高端人口也無法正常生活,這是常識。”

受波及“高端人口”也心寒

紐約時報》曾報導說,數以萬計滿懷希望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為了尋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而來到北京,很多人住在北京的邊緣地帶,因為那裡的租金較低。北京驅逐外來人口,已經影響到這些人的生活。

報導舉例稱,擁有紐西蘭學位、會講流利英語的外地進京年輕IT從業者司若木,曾以為他是北京需要的人才,但作為外來人口,他在北京被當作二等公民。警察來到他住的公寓樓,命令他和其他數百名租戶在48小時內搬走,這令他反思像自己這樣的人在北京有沒有未來。

美國中文網刊《中國事務》主編伍凡曾評論說,“一個城市的形成,它是有歷史原因的,有多方面各種利益自然組合形成的。你現在把低端人口趕走了,經濟馬上受影響,中層的人也受到影響,甚至高層的人連保姆都找不到。你想吃頓快餐都吃不到。整個經濟都受到影響。”

中共無序城鎮化的惡果

在中共建政後和城鎮化以來的幾十年里,盲目追求城鎮化率,無視資源與環境;官員為了政績片面追求人口規模和城市數量,無視城鄉差別;各地盲目“造城”、城市無序擴張;城市化代價很大,包括造成社會不平等,資源環境的污染和破壞……

《紐約時報》曾報導說,中共推行城市化雜亂無序,無視資源與環境的承受力,付出的代價巨大。

在這場驅逐之前,大約有800萬名外來人口居住在北京。然而他們融入城市生活卻困難重重,面臨諸如戶口、社會福利、子女入學、住房等多方面的限制。外來人口的困境反映了中國的城市規劃危機。

當中共官員們意識到這些間接後果之前,嚴重後果已經形成。當官方走投無路的時候,便把矛頭轉向那些最沒有能力反抗的人。近年來,中共當局除了出台種種歧視性政策,並開始清理“低端人口”。

減少人口一向被中共官媒吹噓為治療“大城市病”的解藥。大城市病指的是城市過度擁擠、污染嚴重。

北卡羅萊納大學中國城市項目主任宋彥說:“人口不是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大城市病是由於糟糕的城市管理、糟糕的城市結構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混亂的通勤、交通堵塞和過度擁擠。”

“我要說,如果存在過度擁擠或服務短缺的問題,你為什麼不擴大公共服務?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醫療、醫院——那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努力趕走農民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楚天 來源:大紀元記者李心茹綜合報導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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