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兩會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總理工作報告。甚麼扶助中小企、保就業和拉動內需，當然是正確的命題；問題是，政府哪裡來的能耐去改變市場的現實？代價又是甚麼？
計劃經濟國家政府雖然聲稱有能力調控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所公布的經濟數據卻矛盾處處，令人懷疑是否可靠。或者，政府真的比任何人更了解當前社會面對的挑戰，但更重要的是，中共究竟是否能夠面對現實。40年來最差的經濟增長，可以推卸到中美矛盾以及其他外圍不確定因素。可是，今年也是近代首次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人口急速高齡化肯定是中共一孩政策的後遺症，而且是一個難以逆轉的趨勢。
人口結構是一個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因素。高齡化社會與一個朝氣勃勃的社會，無論在文化、經濟抑或政治上，都會有非常明顯的分別。無疑，沒有一孩政策，一樣會出現人口高齡化。但人口高齡化的過程和速度，卻會影響到社會對改變的適應能力。斷崖式的出生率下降帶來的社會問題，其實早在90年代已經浮現，但當時的中國社會仍在市場開放改革的半路中途，國家行政機關的效率和能力也未見得有能力應付一個龐大的福利國家制度。
科技進步在若干程度上減少了經濟出產對勞動力的依賴，但是社會高齡化始終對消費和投資有一定影響。更重要是，在高齡化社會中，財富和收入的不勻稱會構成更明顯的矛盾，從而影響到政治和文化。
官僚沒有說不的自由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政府指標性的政策綱領。正面地講，可以說是21世紀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但也有人會覺得是新帝國殖民主義，甚至是冷戰2.0的布局。然而，從投資的角度看，中國大陸自80年代起不斷累積出口得到的盈餘，到了今時今日要找高潛在增長的地區先拔頭籌，南亞和非洲是很合理的對象。可是，這些國家在政治和法制上，未必對私有財產都有理想的保障，最終要是發生衝突和矛盾又如何解決？中共政府希望在國際關係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背後原因不難理解，可是這個"更重要角色"又在宣揚一套怎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呢？
偉大的政客，應該有宏大的願景；不過，現實中政客，絕大多數都沒有執行力。優秀的官僚，必要具備執行力，但很少兼備創造力。最理想的情況，偉大的政客在優秀的官僚支持下，為人民謀求最大的幸福。
以上的說話出自一個個人自由主義者的手筆，實在匪夷所思。不過，我不是說了在"最理想的情況"嘛？先撇開現實中政客和官僚都是甚麼貨色人物，政客和官僚在角色和功能上的矛盾，也令到最理想的情況，可能只會出現在作家筆下的世界。
在黨政官軍合一的極權計劃經濟社會，總理是個尷尬的角色；他既要為黨的偉大願景背書，但同時又是操作國家機器執行任務的官僚，沒有說不的自由。在這種設定下，他就算知道現實有多嚴峻，也沒有面對現實的餘地。歷史上不少已經消失的極權政府，都曾經在明顯的管治危機發生前，完全沒有任何對應，這就是所謂的灰犀牛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