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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今非昔比 習近平日子難過

一年一度的兩會閉幕了。對習近平而言,今年的兩會不能與去年的兩會同日而語。

去年兩會時,習近平正處於春風得意之巔。他的思想被寫進了黨章,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被取消,他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借剛結束不久的十九大的超強形象,空前爆棚。但是到了今年,那種豪情,那些自信,似乎都蕩然無存了。和2018年的兩會相比,習近平今年會不會有今不如昔的感概,不得而知。但從海外媒體的報道看,可以斷定,習近平顯然有這樣幾大憂慮:經濟減速、社會不穩和政治不安全。

這反映在今年兩會的幾個特點上。首先,維穩變本加厲。每年兩會期間,中共都會風聲鶴唳,如臨大敵,但今年有過之而無不及。2019是幾個重大政治事件的周年紀念,當局對政治敏感人物的監控及對維權人士和訪民的截訪和驅趕,比以往更加嚴厲。一些異議和民主人士,如趙紫陽前秘書鮑彤、天安門母親群體等,都被列入高度監控的重點人物。

更有甚者,往年的高壓維穩,今年更上一層樓,竟然變成“戰時機制”。離北京尚有一段距離的一些市縣,如河南省滎陽市、山東平邑縣、吉林豐滿區等等,從2月22日到3月17日,啟動戰時機制,要求每日維穩,每日彙報。此外,國家郵政局對所有寄往北京的郵件進行“二次安檢”。其中,對寄往兩會代表、委員駐地及中央領導機關等地郵件,進行“三次安檢”。從新疆寄往北京者,更需特別檢查。同時,搭乘開往北京的高鐵及一般鐵路列車的旅客,在“兩會”結束之前都須在車站內接受“二次安檢”。

這些戰時維穩手段,讓老百姓極為反感。他們問:為何啟動戰時機制?敵人是誰?手無寸鐵的民眾嗎?內戰爆發了?哪兒是匪區?哪兒是解放區?他們還說,兩會好像才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為什麼還要開呢?

聯想到公安部部長趙克志一月份對全國公安廳局長說,要以防範抵禦顏色革命為重點,堅決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各種滲透、顛覆和破壞活動,就能明白,為何中共今年兩會採取更嚴厲的手段。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導致中共在今年的兩會期間採取更嚴厲的高壓手段,這就是美中貿易談判的不確定因素。據多家海外媒體報道,今年一月,習近平在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專題研討班”上,發表講話,提出中共面對的“七大風險”。這“七大風險”包括:政治風險、意識形態風險、經濟風險、科技風險、社會風險、外部環境風險和黨的建設風險。

仔細梳理一下就會發現,美中剪不斷、理還亂的貿易戰,可橫跨5大風險:政治風險、意識形態風險、經濟風險、科技風險、外部環境風險。有意思的是,習近平肯定特別擔心中國經濟會放緩,但是他卻把政治風險放在第一位。這裡的政治風險應當就是政權風險,進而言之,就是習近平能否保持“定於一尊”的地位風險。

習近平的擔憂不能說沒有道理。在和美國波折不斷的談判中,習近平左右為難。對美國讓步太大,會遭到黨內和社會上的質疑,現在已經有人在網上公開辱罵習的親信劉鶴,將其比作清末的李鴻章。對美國讓步太小導致貿易戰遲遲不能熄火,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增長,同樣會遭到黨內和社會上的質疑。

這不,眼尖的海外媒體異口同聲地說,毫無疑問,習近平正面對黨內批評。《紐約時報》、法新社,法廣等都認為,習近平在兩會期間受到黨內質疑。法廣稱習近平“得意洋洋的時候已經過去”。《紐約時報》說,習近平其實一直受到中共黨內質疑。根據中共內部人士爆料,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有人拍桌子批評習近平的現行政策,包括強調“黨能夠領導一切、解決一切問題”,忽略市場邏輯和原理,輕視懂經濟的政治局高層等;還說,元月底公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就是因為習近平在中共內部遭遇批評,這份文件也是對兩會代表發出的警告。

總之,習近平的日子難過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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