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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一九六二年是毛澤東政治上的轉捩點。一月十一日到二月七日,毛召開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部隊的負責人,共七千多人,所以又叫七千人大會。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書面報告和講話。

這次的七千人大會講話,劉少奇(當時劉少奇已出作國家主席,毛仍任中國共產黨主席)事先曾呈請毛批閱。毛說他不看。毛說開這個會要民主,讓各級幹部按自己省區的經驗發表見解,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毛叫劉先將講話作為底稿,再根據與會人士的發言整理出一篇報告。

劉的講話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劉拒絕接受毛的官方說法:天災連連,導致三年饑荒。劉在人民大會堂講話中強調:“天災是一片,人禍是一國,要記取這個教訓。”此外,劉講到那些支持彭德懷的觀點,並反對大躍進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和地方幹部有翻案平反的機會。只是彭德懷不能平反。

毛為此很不滿意。毛在會議後跟我說:“開會不講階級,不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脫離這,講什麼天災人禍。我看這種講法的本身,就是災難。”

但許多與會幹部都同意劉少奇的看法。中國現況如此慘淡,大家對主要問題的看法不盡相同,七千人大會開了一個多月。

這次會議按照中共的說法,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有歷史意義的一次重要會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糾正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克服經濟困難,起了積極作用。但並沒有指出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造成全國人窮財盡、餓殍遍野的根本原因。可是會議中,將倡導責任田和包產到戶,使農民稍微喘口氣的幾位典型的省市負責人開刀示眾了。

毛只是在大會開幕,及劉、鄧、周、林大會發言時,出席大會,其他如小組會等,他都沒有參加。他每早起床後,就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會議室,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閱看小組發言簡報。

基層幹部終於揭開大躍進的假象,面對經濟困難的現實。基層幹部在大躍進的高指標壓力下,掀起一陣浮誇風,浮躁盲進,以免被戴上右派帽子。上面給壓力,下面的基層幹部不得不講假話,結果下面人承擔了錯誤的大半責任。七千人大會剛好給這些基層幹部發牢騷的機會,將這三、四年對黨領導的怨氣發出來。有人編了一個順口溜,表示會議開得很好,很成功。這句順口溜有四句話如下:“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兩頓乾飯,一頓稀飯),馬列主義。”

並沒有人將矛頭直接對著毛。大家主要集中攻擊大躍進的政策。但誰都知道“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總路線是毛提出的口號。批評政策無異是批評毛。

毛對發言簡報大為不滿。他有天跟我說:“該改成‘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完全放屁。’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

我的值班室就在毛一一八會議室的隔壁。七千人大會期間,實在是無聊極了。坐在那裡沒有事情干,只好找人天南地北的胡吹一頓,要不就到人民大會堂的各個廳去閑逛,不然只好看書,憋得十分難受。

七千人的大會,大家批評得很多,已經到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災難,不得不承擔責任的時候了。雖然沒有人膽敢叫毛自我批評,但毛轉而把此做為一種政治策略。

毛極厭惡承認錯誤,他認為自己永遠正確。在一九六零年,毛與蒙哥馬利的會見中,我第一次聽到毛坦率地承認自己犯了許多錯誤。毛說:“我們對戰爭有了不少的經驗。可是對於工業和農業的建設,沒有經驗,辦了許多錯事。犯了許多錯誤。”但在面對黨高級幹部和中國人民時,毛心理上難以俯首承認中國的災難是他一手造成的。一九四九年解放以來,毛終於做了第一次自我批評。

“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第一個應當負責的是我。”毛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卅日作了以上的講話。話後隨即批評了包產到戶制度。

我認為毛從未相信他的總路線有錯誤。撫今追昔,我才清晰見到他當時極恐懼喪失對共產黨及中國的控制。即使退居二線,毛仍自視為中國的中心。毛讓劉少奇做國家主席是為了考驗劉的忠誠度。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毛判定劉有二心。毛一肩扛起所有的責任,不是真在承認錯誤,只是變相宣稱他的天子地位而已。

林彪是屈指可數的數位支持毛的人之一。林在二月七日的講話,可真是抓住了毛此時的心理狀態。林說:“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難,總是因為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

林講話後,毛從主席台走回一一八會議室,一路走一路說:“林彪的話,講得多麼好哇。要是黨內的領導人,都有他的這個覺悟,事情就好得多了。”

我聽了毛對林的評論,覺得林彪可真是搔著了毛的癢處。與此同時,毛對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的發言表示很不滿意。

除了林彪有心邀寵鞏固地位以外,一九五九年我和毛曾第一次見過面華國鋒卻是誠心誠意的反包產派。毛將華在小組會上發言簡報,拿給我看了。華說:“經過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大幹以後,人瘦了、牛瘦了、田也瘦了。不能再大幹了。可是農村要度過困難,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包產到戶,更不能搞單幹,否則將是死路一條。”

毛同我講:“華國鋒是個老實人。他說出了當前的困難。也說出了解決困難的辦法。他比中央的一些人強多了。”周小舟等人被下放後,張平化接任湖南第一黨委書記。華為湖南黨委書記之一,處理日常工作。七千人大會決定恢復規模較小的人民公社和農業合作社,工業指標再度壓低,整個經濟重新組織,並糾正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政策。

二月和三月,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託,以國務院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名義,在廣州召開了科學工作會議。所有的副總理都出席了會議,全國一些知名的科學家都被邀到會。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後,全中國學術界籠罩著一片悲觀沮喪。幾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撤職、降職或勞改。僥倖未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也是日夜心驚膽戰,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些人被迫中斷研究,或是不斷參加政治學習,技術曠久日疏。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在會議中講:“別人不敢講,我要講。中國需要知識分子,需要科學家。這些年來,對待他們不公正,要恢復他們應有的地位。”

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主要說明,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屬於人民的知識分子。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發揮科學和科學家的作用。並且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學,而要同尊重科學相結合。

不少科學家發表講話,感謝政府對他們的尊重,使他們以後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技術專長。特別是一些在這些年中,受到批判或戴上右派帽子的科學家,對於這次會議,給他們摘掉帽子,恢複名譽的作法,表示萬分高興,簡直是感激涕零。

在五七年發起反右運動時,毛指出知識分子的無知,號召工農幹部破除迷信,破除怕教授的心態。周自然知道此事,因此他的發言絕對是有經過毛的同意。周的這個報告,事先是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並送請毛批准。

這本來是一件大好事,可以使廣大的知識分子受到鼓舞,解除那種戰戰兢兢、心情頹喪的精神壓力。可是毛卻不以為然。他看過這些簡報以後說:“我倒要問問,是誰創造歷史,是工人農民這些勞動人民,還是別一些什麼人?”毛仍然相信是勞動人民,而非知識分子在創造歷史。農民起義自古以來便是推動中國歷史向的原動力。

在這期間,毛召集了陳伯達、康生等人,談過一次話。這篇講話太長,只摘錄其中他對局勢的看法和他採取的對策。這篇講話沒有發表過,但很重要。毛說:“知識分子天天坐在機關里,住的好,吃的好,穿的好,也不走路,所以傷風感冒。文科大學生,今冬明春分期分批下去,教授、助教、行政人員,一起下去。到農村五個月,到工廠五個月,去參加階級鬥爭,才能學到階級鬥爭,學到革命。”

“現在社會上很複雜,有人提出包產到戶,這就是搞資本主義。我們搞了這麼多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三分之一掌握在敵人或敵人同情者手裡。敵人可以收買人,更不要提那些娶地主女兒的人了。”

我那時摸不清毛的意思,但感覺到他對知識分子和高級領導人的深切的敵意。文化大革命以後,江青多次講話中,將這次廣州科學工作會議稱為周恩來和陳毅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屈膝投降的黑會,是給知識分子脫掉資產階級帽子,加上勞動人民桂冠的脫帽加冠。

劉少奇和毛也越見分道揚鑣。劉要給一九五九年因彭德懷案而受牽連的人翻案復職,這行動在黨內極受歡迎。在七千人大會上,當時我不知情,許多幹部暗暗認為,肅清彭德懷一案有欠公允。有些人將彭比做現代海瑞。

劉也許私下贊同這些看法。七千人大會後,四月,中共中央書記根據中共常務副主席劉少奇的意見,由中央組織部發一分通知,對彭德懷案和大躍進時受錯誤處分的黨員和幹部甄別翻案。這份“全力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可替至少百分之七十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被錯誤批判和處分的幹部平反。但連劉也無法越權為彭德懷平反。當時毛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在火車上,毛同我談到這個通知時說:“這個通知是他們同意發布以後,才給我看。我看安子文(當時負責平反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這個人從來不向中央作報告,以致中央同志對組織部同志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都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的王國。”隨後又說:“從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一九六一年,到今年上半年,都講困難,越講越沒有前途了。這不是在壓我?”

據田家英告訴我,安子文聽到毛的批評後,說:“中央?誰是中央?北京有好幾個領導人: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我向他們報告不就是向中央報告嗎?”

另一個跟毛持不同理念的黨領導人是陳雲。陳與毛之間的關係長期緊張,毛認為陳是靠右邊站的人,兩人很少來往。在一九六一年,陳雲就認為包產到戶不能解決問題,而提出要爭取時間,分田到戶,七千人大會後,陳主管財經工作,陳將他的意見詳細寫在財經小組報告中,呈送毛閱批。

毛在上面批了:“將情況說成一片黑暗,沒有光明。此人是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

陳雲是黨的副主席之一。毛以主席身分指控主管財經工作的副主席右傾,這種批示對黨內影響太大。田家英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陳的政治前途,下了一無前例的決定:田叫林克把這個批示壓下,不要交到中央書記處去,免得以後被拿來用做批鬥陳雲的材料。林確實沒有交出,將這個批件壓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我不知道誰走露了風聲,將毛批件的內容泄露給陳雲,陳雲立即前去蘇州療養。陳未被撤職,文革中也未遭嚴厲批鬥。但在毛有生之年,陳未再在政壇上扮演要角。直到一九八零年,鄧小平復出後,陳才重返政治舞台。

一九六四年毛去外地,當時的收發文件的秘書只有林克和徐業夫。毛只帶了林克出去,徐留在北京。徐以清點機密文件為名,檢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面找到了這分文件。他將文件轉給了書記處。事後徐對我說:“林克這個人不適宜做機要工作,這麼重要的文件壓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東興和毛講了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六四年底林克調出中南海,自此後徐成了毛唯一的機要秘書。田家英此次沒有被牽連,但文化大革命甫爆發之際,田是毛的一組人員里第一個被批鬥的人。

我目睹我朋友林克遭受的痛苦和聽見那些殘酷的攻擊,非常慶幸自己當年沒有做毛的秘書。如果我做了,我也會被牽連。

我跟汪東興說,我懷疑毛對其他黨高層領導的希望幻滅。但汪嗤之以鼻,覺得我太敏感。汪說:“我們不是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一向很團結。”但我對毛的話聽得很仔細。情勢正空前緊張。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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