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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夏提:劫後餘生 一個維吾爾女士的陳述

——劫後餘生:一個維吾爾女士的陳述

    伊利夏提:劫後餘生:一個維吾爾女士的陳述(續)


    
    “回到哈薩克,回到家;關上自己的家門,長長地舒一口氣,靜靜地坐在沙發上;腦子裡,還是烏魯木齊之行那幾天,以及姐姐那驚恐的眼睛和那訣別的哭泣,始終縈繞在我的眼前耳邊;一兩個星期,一直處於一種噩夢剛醒來的感覺,惶恐、驚悚,及慶幸那只是一場噩夢的苦澀;我第一次感到哈薩克才是我的家,我的棲身之地。”
    
    “我試圖忘記那一段噩夢似的經歷,儘可能使自己忙於工作;然而,我身邊的人,大多是做邊境貿易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我不得不和他們打交道;而每天,他們帶來的消息要麼是誰的朋友失蹤了,要麼是誰的親人被抓走了。隨著時間的流逝,傳來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可怕,什麼南部農村維吾爾人被整村、整村的關進了再教育中心,家裡只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殘,連孩子都沒有人照看了;什麼維吾爾知識分子也開始被抓捕、失蹤,都是些很有名氣的詩人、作家,其中還有一些是我父親的朋友、同事、學生;再往後,就是誰家的親人死在了關押中,屍體沒有了等等的消息”
    
    “又過了一段時間,大約是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更有甚者,和我做同樣生意的維吾爾夥伴當中,有幾個持中國護照的,說是家裡要求一定回一趟家;就把哈薩克的生意交代給我們幾個合伙人,先後都回了中國;他們過了邊境後,就再也沒有音訊了;幾個大活人,就這麼悄無聲息地失蹤了,沒有能回到哈薩克;打他們的電話,回答都是空號。後來經過輾轉途徑我們得知他們也沒有回家;也就是說,這幾名維吾爾人就此失蹤了。”
    
    “這更使我憂心忡忡,擔心我在烏魯木齊的親人,特別是我姐姐;這期間,我多數時候是用我的中國手機發微信向姐姐問好,也順帶問詢其他親朋好友的消息,偶爾也打電話;過去,本來我們姐妹倆,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有時,一直聊到電話沒電了為止;但自從那次烏魯木齊之行回來後,我也開始有點猶豫了,可以說害怕給姐姐打電話,害怕聽到什麼噩耗,也怕聽到姐姐那帶著哭腔的低聲細語。”
    
    “和姐姐幾次通話之後發現,每次都是我在說話,姐姐只是在那兒嗯嗯啊啊,最多是:我們都很好,不用擔心;很明顯,姐姐害怕,她在等我掛斷電話。慢慢的,通話少了;只多在微信上留個言,問個好;或者發個問候表情。”
    
    “過去電話視頻一打通,爭著、吵著要和我說話的侄子們,偶爾和我開開玩笑的姐夫,也都沒有了;視頻聊天成了過去;接電話,再也沒有人說維吾爾語的薩拉姆了;開始說你好或者用漢語問候了。”
    
    “你知道嗎?過去,大概是因為幾乎每天都和姐姐及親朋好友聊天、視頻,而且幾乎是隨叫隨到的電話、視頻聊天,我沒有過太多的異國他鄉感覺,也沒有經歷過那種折磨人的孤獨;但這次回來後,特別是伴隨和家人、朋友的電話聯繫的減少直至最後的沉寂;我時時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和孤獨籠罩,不能自拔,只想哭;有時我會坐在家裡,幾個小時獃獃的看著父母的遺像,及其他兄弟姐妹、朋友們的照片默默的哭;可以說越哭越傷心,越傷心越想哭,幾乎每天都沉浸在無盡的痛苦與孤獨中。”
    
    “日曆很快轉到了2018年。因為阿拉木圖離邊境不太遠,而且在哈薩克做生意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包括漢人大多也都住在阿拉木圖附近的緣故吧;新年一過,小道消息,各種令人害怕、擔憂的噩耗越來越多;今天是教育廳廳長被抓的消息,明天是新大、醫科大校長被抓的消息,後天是作家、詩人、歌唱家被抓的消息;總之都是維吾爾人,尤其是一些維吾爾名人被抓捕、關押的消息。”
    
    “我開始擔心姐姐、姐夫了;姐姐一直就在烏魯木齊一家事業單位當會計,姐夫是一個中學的老師;可以說都是些本分人。但從那邊傳來的消息,越來越恐怖,包括那些我們過去認為是共產黨紅人的一些維吾爾人也開始被抓,還傳說有的已經死在了監獄。我怕姐姐、或姐夫會出事,我很後悔為什麼沒有把姐姐家那些爸爸的書全部幫她扔掉,特別後悔為什麼在哈薩克警察朋友強調了少去、或別去親人家的情況下,還去了姐姐家幾次。”
    
    “每天都是提心弔膽的過日子,總有一種會出事的感覺。大約是在四月底的一天,我早上醒來,查看手機;發現姐姐沒有回復我前一天的問候,心裡有點擔心,但自己安慰自己,可能太忙沒有看到,再等等;一天、兩天、到第三天;我感覺不對勁,因為姐姐從來都是我這邊一發信息,她那邊就立即回復;偶爾,也只是當天晚上晚一點,或在特別情況下,是在第二天的大早晨回復;三天都不回復,從未發生過;猶豫了一下,決定還是給姐姐打個電話確認一下,電話打過去沒有人接;再給姐夫打,還是沒有人接;我開始害怕了,我抱著電話一邊哭,一邊給朋友打電話,但也是沒有人接電話。”
    
    “我淚眼模糊的翻著電話本尋找那些能幫忙的人,突然,那位哈薩克警察朋友的號碼出現了在眼前;我如獲至寶,趕緊給他打電話。“
    
    “電話通了,我剛開始說話,他就打斷我說到:‘打我的辦公室號碼。’然後就掛斷了。我再撥他的辦公室號碼,打通了;我和他哭著講了我和姐姐聯繫不上,擔心她是否出事了,祈求他能否幫忙查一下。”
    
    “他稍微沉默了一刻,告訴我:‘別急,我幫你查一下;對了,你不要給我打電話,有事我會給你打過去。’我趕緊說:‘行,我等你的電話。’”
    
    “下午再繼續給姐姐打、姐夫打;突然,姐夫的電話打通了;我趕緊問你們還好嗎?姐姐怎麼不回我信息,你們怎麼都不接······?話還沒有說完,姐夫急切的打斷了:‘我們都很好,你不要再給我們打電話了,你姐姐去參加學習了。’然後就掛斷了電話。“
    
    “你姐姐去參加學習······,再不要給我們打電話······,匆匆掛斷電話······;這一切告訴我,姐姐出事了;這裡有關再教育營的消息早已滿天飛;什麼只有進、沒有出;甚至,有的維吾爾人進再教育營後,過一段時間,家人收到的是一份冰冷的死亡通知書,連屍體都沒有。越想越可怕,姐姐身體太瘦弱,肯定受不了再教育營的虐待。“
    
    “該怎麼辦,還是先等一下那位警察朋友的電話,他應該能有一些準確消息。等待最令人難受,但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令人萬般折磨、難熬的等待。那一天是怎麼度過的,說實話,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房子里從這間屋房子走到另一間屋子,不時看一看牆上父母姊妹的照片,然後眼淚就像是斷了線的珠子,不停的流;晚上我是幾點睡的,自己也不知道;早上突然醒來,發現自己還穿著衣服,手機就在身邊;趕緊查看手機,還是沒有電話;洗臉、洗漱繼續那漫長煎熬的等待。”
    
    “又一天過去了。又是下午了,我幾乎要失去控制了,要急瘋了;電話突然響了,拿起一看,是那位哈薩克警察朋友打來的。我急忙接通了電話,那邊傳來那位哈薩克警察朋友熟悉的聲音:‘你不要著急,我打聽到了,你姐姐現在在拘留中心被調查,可能要轉送再教育中心,我還沒有搞清原因;我在找人,我會盡我所能幫你;但我的建議是你趕緊找你的漢人朋友幫忙;最好是找你姐姐單位的領導,要是他們能出面作保,你姐姐應該可以不去再教育中心;但一定要快,晚了,一旦轉到再教育中心就不好辦了。抱歉,我幫不上更多的忙;記住,不要給我打電話,有新情況我會給你打電話,再見。’還沒有等我緩過神來,電話就斷了。“
    
    “放下電話,我一點、一點回味剛才電話里的信息;拘留中心?那不就意味著姐姐被抓了嗎!找人,要找漢人朋友幫忙,最好是姐姐單位里的領導。“
    
    “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北京當官的一位漢人朋友,他是自維吾爾自治區陞官到北京的,不僅有權勢的,而且在維吾爾自治區有很多老部下、朋友;幾年前,我曾經幫他安排他的孩子就讀哈薩克一個名大學,可以說,我們的關係相當好。我立即撥打他的電話,很快接通了,我告訴了他姐姐被抓的事情;請求他幫忙!他聽完,嘆了一口氣說:‘別急,讓我想想辦法;這也太不像話了,你姐姐他們也抓,他們這是在幹什麼?想要把維族都推到分裂分子哪裡去嗎?這樣吧,給我一兩天時間,我找一下我的老部下及其他朋友,了解一下情況,我會儘力幫你的,你千萬別著急!“
    
    “我又給我在烏魯木齊的商業夥伴打電話,讓他們也想一想辦法,讓他們找一找有誰認識姐姐單位的領導,找關係好一點的,花多少錢都行。就這樣,我抱著電話在煎熬中度過了我這一生中最艱難的幾天“
    
    “一兩天後,北京的朋友打來了電話,他說:‘事情不太好辦,那裡的情況極為複雜,而且很多單位都換了人,有點難度;不過,我通過朋友找到了你姐姐單位的領導,稍微了解了一下你姐姐及她家的情況;我看最好還是讓你姐夫出面找你姐姐單位領導說一說。你呢,現在就在哈薩克獃著,記住,千萬別去烏魯木齊,你就是去了也不一定能幫上忙;你就呆在哈薩克通過你在烏魯木齊的朋友給你姐姐單位領導打點、打點,他們出面作保,把你姐姐保出來應該問題不大,我在這邊也會儘力。”
    
    “我找到一個在阿拉木圖做生意的漢人朋友,用他的中國手機在離邊境很近的地方給姐夫打電話;在邊境打電話,那邊顯示是伊犁;姐夫一接電話,不等他開口,我就告訴他趕快找姐姐單位領導將姐姐保出來,花多少錢都行,我的律師朋友會給他送去一些錢,儘管花,一定要把姐姐保出來。姐夫嗯嗯了兩聲就把電話又掛斷了。“
    
    “和姐夫通完話,就趕緊給烏魯木齊我的合夥公司律師朋友打電話,要她給我姐夫送點錢過去;之後,我第一次稍微送了一口氣。“
    
    “接著幾天,就是不停的打電話找人;可以說只有漢人朋友的電話可以暢通無阻、無所顧忌,談話也沒有那麼多顧慮,其他民族的朋友,維吾爾、還是哈薩克,不管是警察還是官員,拿起電話都是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唯恐多說話。“
    
    “在煎熬、忙碌中度過了一周多,阿拉木圖、北京、烏魯木齊,電話、信息不停;最後,大約是我得到姐姐被送去學習消息之後的第三周,5月初,我在烏魯木齊合夥公司的律師朋友來電話告訴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姐姐出來了!’我高興的流著淚對朋友說:‘謝謝你,謝謝你們······’朋友打斷我說到:‘古麗你先聽,你姐姐是昨天下午回的家,現在在家裡休息,聽他單位領導說,休息一段時間後,你姐姐要下基層去南疆,時間可能會很長,聽說一般是兩三年。’‘什麼?下基層、兩三年?’我懵了。“
    
    “高興沒有持續幾分鐘,南疆基層······兩三年······,我得去一趟,無論如何我都要去一趟,親眼見一見姐姐,在姐姐去南疆之前去和她見個面。主意已定,我開始做準備了。”
    
    “說心裡話,要不是姐姐,我是一點都不想再踏上那塊兒土地;但為了姐姐,無論如何我都得去一趟;再見姐姐一面,什麼屈辱、侮辱我都無所謂了。”
    
    “儘管做好了自入關開始,再一次經歷令人屈辱的搜查、審訊的思想準備,但我還是心裡害怕、緊張、恐懼;一想到那脫衣檢查和凶神惡煞般的中國警察嘴臉,我身體馬上就會不由自主地顫抖。正在猶豫是否給那位哈薩克警察朋友打個電話,他自己就打來電話,告訴我姐姐回家的消息,我怯怯地告訴他我準備去烏魯木齊見姐姐,問他能不能幫忙到機場接我一下,他猶豫了一下,說:‘行,我去接你,告訴我你的航班,到達時間。”
    
    “訂票之前,我一一和朋友商量好了到達烏魯木齊後的安排;北京的朋友來電再三委婉地告訴我到烏魯木齊後,不要和維吾爾親朋好友見面聯繫,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和姐姐見完面之後,就趕緊返回哈薩克。”
    
    “就這樣,我猶猶豫豫、膽顫心驚的,再一次於2018年5月中旬來到了烏魯木齊。海關手續對維吾爾人更為可怕;過去入關時,偶爾還有海關人員和我開開玩笑,現在一個一個虎視眈眈如臨大敵,似乎每一個手持外國護照進入烏魯木齊的人都是敵人,每一個手持中國護照返回自己家園的維吾爾、哈薩克人都是敵人,時刻準備抓捕!”
    
    “我大概是因為有那位哈薩克警察朋友、一位我們烏魯木齊合夥公司的漢人律師及北京朋友的老部下等來接,待遇稍微好了一點;只是被帶到一間隔離室被審問了約一個小時來烏魯木齊的目的,準備呆幾天,會見誰,這邊有沒有親人等;我告訴他們是因為公司事務來的,看情況大約要呆幾天,只和公司相關人員見面,這邊沒有親人。就這樣,在那些海關警察虎視眈眈的疑慮目光中,我顫顫兢兢,幾乎是在幾個接機的漢人朋友的攙扶下走出了烏魯木齊機場。”
    
    “走出機場,哈薩克警察朋友匆匆告辭走了;走之前,他把我叫到旁邊告訴我千萬不要和姐姐家人聯繫,有事找他的話,就用漢人朋友的電話聯繫;可以看得出來他也有擔憂,似乎想說什麼但又說不出來;最後,他看著我,意味深長地說:‘這裡一切都不一樣了,照顧好自己,儘快安排和姐姐見面,然後立即返回哈薩克。’ 不知是因為在幫助我而擔心,還是他也有自己的什麼心事,他一臉的憂鬱。”
    
    “儘管有漢人律師朋友的陪伴,到賓館的登記入住,還是和前一次一樣,逃脫不了那令人心煩意亂、萬般屈辱無奈的前台審問,以及隨後的附近派出所警察折磨人的重複盤問。”
    
    “安頓下來後,我和律師朋友商量了一下見姐姐的事宜;她告訴我見面安排在一家比較高檔的賓館餐廳雅座;她會來接我去那家賓館。姐姐單位的一位漢人朋友負責將姐姐接到那家賓館餐廳。朋友再三叮囑我,見到姐姐後,好好聊一聊,但時間不宜太長。一想到明天要和姐姐見面,心裡甜酸苦辣五味雜陳,但一想到要在餐廳見面,而不是家,令我難過傷心,且難於接受和想像。”
    
    “第二天更是難熬,我幾乎是在等待的焦慮和期盼中度過的,一直在想像著姐姐現在的樣子,瘦了?精神怎麼樣?以及我們姐妹相見時的歡樂與痛苦;總算等到了晚上,我迫不及待的和律師朋友提前來到了要和姐姐見面的那家賓館雅座等待。“
    
    “大約半小時後,一個漢人幾乎是攙扶著一位顫顫悠悠的女士走進了雅座;咋一看我還以為是什麼人走錯了門呢?再看,那是我姐姐!我再怎麼想像也沒有想像到姐姐會突然變得這麼瘦弱、老態!那一頭秀髮怎麼也沒有了!姐姐!妹妹!我衝過去抱住了姐姐,她似乎要摔倒,微微顫顫的,搖搖晃晃站不住!姐姐哭不出聲來,聲音嘶啞;她的身體在我懷裡劇烈的顫抖著,手卻緊緊地、緊緊地抱著我,似乎一鬆手我會跑了。“
    
    “不知什麼時候,律師朋友把雅座的電視打開了,聲音不小;她走到我們跟前,對我輕輕的說道:“古麗,讓你姐姐坐下,你們聊一會兒;我和朋友出去到前台點菜,我會把門關上,不會有人來打攪你們,姐妹倆好好聊一會兒。記住,千萬別關電視!”
    
    “我讓姐姐坐下,她還是兩手緊緊地抓著我的胳膊,還在哭。我極力控制住自己,擦乾淚水,勉強擠出一點笑容,兩手捧著姐姐的臉,看著她說到:‘別哭姐姐,你還好嗎?姐夫他們好嗎?姐姐你的頭髮呢?’姐姐淚眼汪汪的看著我,哭得更厲害了。說實話,看到姐姐的樣子,立馬浮現在我眼前的是幾年前看過的《鋼琴家》電影里的華沙集中營猶太人形象。我輕輕的擦拭著幾個月不見,變得骨瘦如柴的姐姐的淚眼,說著一些安慰的話。“
    
    “時間過得好快,兩位漢人朋友回來了,姐姐單位的那位說:‘古麗,你姐姐過幾天要去南疆下基層,大約是三年,這也是給你姐姐一個機會;你姐姐的頭髮是在拘留所剃掉的,那是拘留所的規矩,我們也沒有辦法。’今天,你們倆再聊幾分鐘,我還得把你姐姐送回去。‘我看看我的律師朋友,幾乎是祈求的說到:’請你們幫個忙,我們再見一次面,明後天行嗎?今天姐姐的情緒特別不穩,她一直在哭,我們幾乎沒有說話,我想和她說幾句話。‘律師朋友:’古麗,今天就這樣吧,我和朋友商量商量,我們儘可能再安排你們見一面。‘律師朋友一邊說著,一邊看著姐姐單位那位女士,她也點了點頭。”
    
    “姐姐不想離開,我也不想讓她走,她緊緊地抱著我;但考慮到姐姐的安全,我強忍著淚水,控制著自己,讓她單位的那位女士幾乎是把她從我懷裡強行拽走了。看著姐姐一步一回頭戀戀不捨的離去,等雅座的門一關上,我立即癱坐在椅子上,不由自主的放聲大哭,這是什麼世道啊?我們這是怎麼了?怎麼又回到了眼見骨肉分離、卻什麼也做不了的那個冷酷年代?”
    
    “律師朋友把電視聲音放大,坐在我身邊輕輕拍著我的肩膀說到:‘古麗,別哭,這一切都會過去,慢慢都會好的;這不,今天姐姐也見到了不是嗎?我還會儘力幫你安排再見一次面,我保證。’”
    
    “大約是過了兩天吧,在朋友的安排下,我和姐姐又在那個餐廳雅座見了一面。這次姐姐情緒比上次要好一點;但姐姐還是那麼虛弱,也還是在單位那位女士的攙扶下來的;姐姐精神上似乎已經被徹底擊垮了,對生活一切都沒有了信心;她不停地小聲叮囑我:千萬再不要來烏魯木齊,保重自己。”
    
    “我說等你從南疆回來,我還會再來看你;姐姐抬頭看看我、輕輕靠近我耳邊說:‘妹妹,你以為他們真的會讓我們回來嗎?他們這是在清除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我們這一去,能活著再見到你就是萬幸了!妹妹,我愛你!謝謝你把我從拘留所里救出來;如果再晚一點,恐怕你可能就再也見不到我了!’”
    
    “姐姐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向我傾訴,繼續輕輕的對我說:‘那裡面太可怕了,妹妹;一進去,他們就把我的頭髮給剃了;每天三頓,每頓只有一個饃饃和一碗水,根本吃不飽;打罵侮辱每天有,似乎是有意要折磨我們,還有長時間的夜間審訊,一句話說錯就打罵、坐老虎凳;大早晨排隊升旗、唱歌,然後就是學習,還要背誦習近平講話。你知道嗎?那裡面關押者一大批維吾爾知識分子,好多是大名鼎鼎的學者。有一天,在我被拉去審訊室,我在走道里見到了父親的一位詩人學生,他滿臉血跡,幾乎是被拖著拉走了。他們看樣子是要徹底清除我們。’”
    
    “一會兒,時間又到了;我和姐姐再一次告別的時刻到了;這次,說實話,一種預感告訴我,這是我們的永別!我再一次緊緊地抱著姐姐,親吻著她的臉、頭髮,眼淚也不由自主的順著臉頰往下流,嘴裡輕輕說著,姐姐、姐姐!姐姐把我抱得更緊了,她不停地在我耳邊說:保重妹妹、保重!我看著姐姐被單位那位女士又一次強拉著離開了!姐姐幾乎是一步一回頭,流著眼淚凄凄慘慘的離開的。”
    
    “那一晚,我也是一路哭著回到賓館,哭著入睡。第二天,律師朋友把我送到了機場,我第一次帶著一種絕望的凄楚飛離烏魯木齊——我出生、長大的城市,孤獨的回到了哈薩克;但我忘不了和姐姐告別的那個凄楚場面!姐姐那輕輕的耳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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