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坐鎮重慶領導中國抗戰的蔣介石。
從1915年到1972年，蔣介石每天都寫日記，寫了57年。他寫第一篇日記時28歲，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對袁世凱的革命活動。1972年7月21日，他寫下最後一篇日記，這時他85歲，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可以說，他的一生都與中國的戰爭、政治、國家聯繫在一起。今天的《解密時刻》介紹蔣介石在1945年抗戰結束前的內容。我們的嘉賓是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女士。透過蔣介石的日記，我們也許能夠了解更多國共兩黨關係的秘密，還能夠對中國抗日戰爭前前後後的複雜情況理出一條更清晰的線索。
九一八事變蔣介石是否下過不抵抗命令？
李肅：當我們談論可能不清楚的歷史事實時，人們總是會提到抗戰初期的不抵抗政策。就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攻擊我瀋陽北大營張學良部隊的軍營，又侵占我東三省。東北軍在不抵抗政策的指導下，不放一槍一彈就把東三省讓出去了。根據大陸的說法，不抵抗政策是蔣介石下的，張學良是根據他的命令再給自己部隊下命令。但是後來又很多說法，包括張學良自己的說法，都否認這樣的說法。那麼蔣先生的日記是怎麼說的？
畫外音：1931年9月18日晚，駐紮在瀋陽附近的日本關東軍派人炸毀南滿鐵路一段鐵軌，然後嫁禍於中國軍隊。關東軍以此為藉口，對瀋陽北大營的東北軍守軍發動攻擊。東北軍在基本沒有抵抗的情況下迅速撤退，瀋陽隨即淪陷。之後，日軍迅速占領中國東北三省。中國的官史說，是因為蔣介石下達了不抵抗命令，東北軍才全線潰退，丟失東三省。
郭岱君：實際情況正如您剛剛說的，不抵抗政策不是蔣先生下的。張學良在三個場合都鄭重的否認。他在台灣接受訪問，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的訪問，以及他自己的回憶錄裡面都很明白地說完全沒有這回事。實際上在蔣日記來講，九一八他根本不知道。那個時候電話等都不那麼方便，「九一八」事件發生他還不曉得，第二天才知道。所以他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到，在9月19日，也就是第二天的時候他才寫道：「昨晚倭寇無辜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占領我營房。天災匪禍，相逼而來，恕我為亡乎？」所以他其實第二天才曉得這個事情，然後趕快趕回來。第三天9月20日他才寫：「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搶占，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苟為我祖宗之子孫。如不收回東北，則永無人格矣！」所以說不抵抗真的跟他沒有關係。但是很多人也注意到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並沒有立刻抗日。
攘外必先安內，抗日緩兵之計
畫外音：九一八事變之後，儘管日本占領了整個中國東北地區，蔣介石並沒有對日宣戰，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主張。很多人認為，蔣介石的這個政策在日本入侵時繼續圍剿紅軍，置國家與民族利益於不顧，導致了東北的淪陷。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蔣介石日記也許可以解開「攘外必先安內」之謎。
郭岱君：他不但沒有立刻抗日，還反而提出一個「攘外必先安內」，日記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的答案。所以很多學者，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學者來看（日記），他們覺得真是原來如此！因為蔣其實是了解日本的。他說：「倭三日可亡我矣」。他為什麼沒有立刻抗日呢，他是有他的考量。因為中國的軍隊裝備跟日本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所以只要日本封鎖長江和沿海一帶，三天就完蛋了。所以他說：「不可貿然而戰」。他在日記中考慮了很多。九一八之後他考慮了很多，他曉得是有問題，必須抵抗，但事實上不知道怎麼辦。所以他這個時候寫了很多很多的。他甚至在9月20日立下遺囑，說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也打不過人家，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萬一不測，當見危授命，特書此為遺囑。」但他自己認為就是要爭取時間抗日，爭取時間備戰。等到1932和1933年時，他跟德國的軍事顧問和蔣百里先生有很多的討論，慢慢地眉目就比較清楚了，就是要進行持久戰，爭取時間備戰。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1931年到1937年在真正抗戰爆發中間，國民黨做了很多事情，但只能做不能說，因為他要掩飾。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攘外必先安內」。當時就考慮要遷都，因為他曉得上海很快就要失去，南京沒有辦法守，怎麼辦？所以考慮遷都洛陽，遷都西安，最後決定遷都四川。大家都曉得中國那個時候是個軍閥割據的時代，蔣介石根本沒有辦法控制整個中國，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幾個省而已。所以他在日記中就說我怎麼進入四川呢？特別是四川、雲南和貴州都是軍閥勢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並跟德國的軍事顧問商量。有一天就是「得一計」，要以剿匪為掩護，建立西南根據地，「借剿共以收復西南」，故意把紅軍留下一小股，把他們往西南趕。所以你可以看到紅軍的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是從江西往西南走，然後才到延安的，中央軍就在後面追，因此才能夠進入四川。這是他的一計。所以有一天他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
李肅：這就是說他當年要剿滅紅軍，實際上是要抗戰的一個策略？是他有時故意把紅軍放過去，所謂的圍追堵截，他是有控制的。當時說的「攘外必先安內」或者是不抵抗政策，大陸說法是蔣介石實際上是不顧外敵侵略的威脅要打內戰，要剿滅共產黨。也就是說他認為共產黨紅軍對他政權的威脅要大於日本的侵略。
郭岱君：這個事情要看是從什麼角度來看，因為國家不團結是不可能打仗的，這個大家都知道。可是在當時紅軍只剩下不到兩萬五千人，蔣介石當時認為他只要收復西南，立刻就可以把紅軍剿滅。他還真沒有把紅軍看在眼裡。所以他更重要的希望能夠收復這些軍閥，讓軍閥團結起來抗戰。所以這是他的一個考量。問題是他這麼做但不能說。所以這個日記出來，就是借剿共以收復西南，借剿共以掩飾抗戰之決心，這對所有的學者，特別是對中國大陸的學者，是個很大的顛覆，很大的震撼。他一方面是收復西南，準備要遷都重慶，另一方面又讓蔣廷黼、宋子文、孔祥熙、陳儀到歐美各國去結交，希望能夠得到軍事上的支援。其中孔祥熙的成果最好，他在1934年跟德國簽訂了秘密協定，所以德國就派了軍事顧問到中國來，還有很多的兵工廠和武器都給了中國，德國甚至於他的參謀總長塞克特將軍都擔任我們陸軍的總顧問。他的副手法肯豪森上將親自到中國來訓練中國的軍隊。中國在此之前沒有軍隊，因為軍閥的軍隊各自為政，不團結，而且都沒有什麼訓練，真正一點點訓練就是黃埔的，但黃埔的人數非常有限，也僅僅是短期的訓練。所以實際上1934年德國的顧問法肯豪森來了以後，才開始訓練，這個時間才開始編定陸軍寶典，步兵手冊。蔣希望能夠爭取時間，希望有五年或六年甚至更久，他希望能訓練60個師。蔣同時推行新生活運動。這看起來是個生活運動，是個教育，可以他說以教育掩護動員，實際上是要國人動員起來，精神上要準備抗日。他的日記里有很多這些話語，比如怎樣以教育來掩護動員，以外交來掩護他的各種遠交近攻，通過發展實業來備戰。所以這幾年有人說是國民黨的黃金時期，實際上是備戰。因為他在日記中說：「中日之戰必不可免」。他心裡非常清楚，但問題是他做的所有這些都不能講。
李肅：他什麼時候在日記裡面說是「中日之戰必不可免」？
郭岱君：太多次了。那個時候有很多人反對他嗎？不但東北流亡學生反對他，左派人士罵他為什麼不抗戰，國民黨內部也有人對他有批評。他很痛苦。所以有的時候別人批評他，他會說，我為什麼要忍受這種屈辱？但他有時就自我鼓勵說，「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辱」。所以當時的情況就跟我們以後要談的和談問題有關。當時我想只要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仗是沒辦法打的，因為中日太懸殊。所以當時國民黨重要的領導人汪精衛他的口頭禪就是：「這個仗怎麼打？」國民黨裡面的於佑任、居正和孔祥熙，都認為不能打，因為實際上是沒有辦法打，包括民間的知識分子胡適、蔡元培、傅斯年，他們都認為不能打。所以大批的學生，因為比較熱情，認為頭可斷，血可灑，我們不怕死，我們要抗日。所以北大的學生抗議，蔡元培出來跟學生解釋說，我們要忍，現在還不能打，結果蔡元培被學生打倒在地。當時整個的形勢就是這個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