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狡兔在法律界的輩份相當高，非常熟悉刑事程序。政府強推「送中條例」，他很勞氣。他向羊獅虎詳述了他的意見，但拒絕寫文，故羊獅虎濫竽充數，筆錄如下。
對台移交疑犯不須修例
羊：政府以早前台灣發生的港人殺害港人案件為例，力陳應修訂現有《逃犯條例》，以便與沒有引渡協議的地區作一次性引渡安排，伸張正義。為什麼你認為此乃多餘之舉？
兔：就算沒有引渡協議，香港和台灣本來就可以商討一次性引渡安排。舉個例子：2010年3月，英國公民Dean在台灣酒後駕車撞死電單車司機，被台灣地方法庭裁定醉酒駕駛、誤殺成立，上訴後加監至四年。保釋等候最終上訴期間他逃回蘇格蘭。台灣最高法院後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當年，台灣跟英國沒有逃犯移交條約。2013年10月，台灣法務部與英國內政部達成協議，以諒解備忘錄方式展開法律程序，引渡Dean回台灣服刑，當時他已被拘留。蘇格蘭下級法院批准引渡。2016年9月，蘇格蘭上訴庭聽取有關台北監獄情況的證供後，裁定Dean相當可能會受到不人道或殘酷對待，違反《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第3條，拒絕引渡。2017年6月，英國最高法院裁定移交逃犯非常符合公眾利益和法治精神，而台灣是發展成熟和尊重法治的社會，沒有理由不信納法務部高級官員的保證，確保Dean會受到人道對待。最高法院裁定引渡沒有違反《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推翻蘇格蘭上訴庭的決定，批准引渡。
羊：等等，英國還英國，香港還香港呀！
兔：香港和英國同是普通法地區、同樣與台灣沒有引渡協議呀！此案顯示，若特區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磋商，便可跟英國一樣以諒解備忘錄或其他方式，移交謀殺案嫌疑犯到台灣受審，更可要求對方遵守《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和《香港人權法》，就公平審訊和無罪假定等權利作出保證，並要求台灣當局保證不會在定罪後對該人判處死刑，否則拒絕移交。觀乎此，何需勞師動眾，修改《逃犯條例》？政府陳義很高，要彰顯正義，但何以不一早修例以引渡逃到台灣的香港大亨？現在借台灣兇案來修例，不止偽善，而且陰毒。
羊：幾位香港大亨是逃往台灣，而台北案嫌犯是逃回香港，怎可比較？
兔：移交逃犯的承諾必然是雙向的。如果特區政府這麼有正義感，要修例來把謀殺嫌疑犯交回台灣，何以不要求台灣當局引渡香港大亨，或要求台灣遞解他們出境？新聞紙有報導，石棺案的幾個逃犯也是被台灣遞解出境、香港警方接收的呀！何以幾位大亨可在台灣長期居留？
法庭無權覆核特首決定
羊：政府建議修訂的《逃犯條例》具體如何執行？
兔：根據《逃犯條例》第6條，收到移交要求後，特首可發出授權進行書（Authority to Proceed），同意進行引渡程序。提出移交要求的人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外交或領事代表，或中央人民政府認可的代表。若特首發出授權進行書，該人會被扣留和儘快送到裁判法院進行交付拘押的法律程序。魔鬼在《逃犯條例》第5條：行政長官負責給予授權進行書，他會考慮是否政治檢控等等，然後案件到裁判署。這時，裁判官已不能覆核特首的決定。若涉案人不服，要挑戰授權進行書，必須用司法覆核或人身保護令才可以。因特首的權力是公法（Public Law）範圍，不能用普通的司法程序。司法覆核必須根據高等法院命令第53條進行，並要在三個月內提出，以免行政受拖延。但這不容易，因為很難有證據證明是政治檢控或因種族、信仰等原因檢控。在《逃犯條例》第5條列出一些對移交的限制，但要證實檢控基於隱藏動機，實在困難。尤其是敏感的課題，政府可能用Public Interest Immunity為理由而拒絕透露資料。而政府的決定一直很難挑戰，修例後更少了立法會把關。
羊：但政府不斷重申法庭可以把關，不是嗎？
兔：根據《逃犯條例》第10(6)（b）條，裁判官若信納：一、授權進行書關乎有關罪行（Relevant Offence）；二、支持該罪行的文件已妥為認證和呈堂；三、該些證據足以令有關罪行在香港進行審訊，意思是表面證供成立。裁判法院必須將該人拘押等待特首決定移交。留意，裁判法院的權力只限於審視以上幾項，無權覆核特首發出授權進行書是否合法。
羊：為何你說表面證供是很低的舉證標準？
兔：表面證供成立的意思是，若你完全接受控方的證據，合理的陪審團會把被告定罪。這跟毫無合理疑點差天共地。法律上有三個舉證標準：表面證供、相對可能性及毫無合理疑點。表面證供成立是極低的標準，相對可能性是民事訴訟的標準，毫無合理疑點是刑事檢椌的標準。顯然，毫無合理疑點是非常高的要求，相對可能性次之，表面證供標準最低。
何謂中央認可台灣代表
羊：你剛才提到，提出逃犯移交要求的人「必須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外交或領事代表，或中央人民政府認可的代表」，這套用於台灣兇殺案就很麻煩：是中央人民政府認可的代表，不是香港特區政府認可的代表呀。
兔：對，《逃犯條例》第6條是死穴，涉及政治考慮。我不清楚誰是中央人民政府認可的台灣代表。問題是，無論特區政府動機如何良善高尚，若中央人民政府撒野，特區政府也莫奈何。無論修不修例，中央不承認要求移交一方的身份，便是政治問題，沒救。況且修例後，特首可以不要求對方履行國際公約等等，若對方是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這些要求，會不會太有喜劇感？要求移交一方是中央人民政府，結果它反口，特區政府又可以怎樣？
羊：政府提議的修訂如何影響現時的《逃犯令》？
兔：現在特區政府與約20個國家有固定的《逃犯令（Fugitive Offenders Order）》，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菲律賓和印度等，每個《逃犯令》都有詳細條文規定移交細則。現時是立法會把關，修訂後特首一人決定。修例後，特首可以不經立法會而與其他地方訂定《逃犯令》，詳細條文不經立法會審批。這是很大的問題，因為現在的《逃犯令》會詳細列明移交細節和限制，若不經立法會，《逃犯令》的內容便無從監察。以《逃犯（加拿大）令》為例，條文列明若移交的人可能被判死刑（第4條），移交導致不人道、不公平和壓迫性（Unjust or Oppressive）的情況（第6條），可拒絕移交。以《逃犯（澳大利亞）令》）為例，條文規定若移交導致被要求移交一方不履行國際條約的義務（ICCPR），可拒絕移交。因此，立法會審議《逃犯令》內容是重要和必須的。
羊：政府呈交立法會的文件說怕修訂前的安排會打草驚蛇，有根據嗎？
兔：未進行引渡逃犯程序之前，該逃犯根本不會知道。這是混淆了《逃犯令》和授權進行書的兩個階段。前者是香港政府跟其他地方磋商後達成長期移交逃犯的安排，內容非常重要，就算給立法會審議，也可要求保密，怎會打草驚蛇？何況，就算沒有長期安排，特首如果有意，可以用一次過的機制引渡某人，除非某人是懵的，否則他不會不知。因此，特區政府如果要搞大劉，根本不需要修例。還有一點，根據《逃犯條例》第7(1)（b）（i）（B）條，警方可申請臨時拘捕令，拘捕台灣案的殺人疑犯，然後向特首申請授權進行書。所以，政府把急於修例說成是怕台灣案的嫌疑人在香港服刑期滿時潛逃，這種情形根本不會出現。
追溯力爭議是混淆概念
羊：這幾天建制派有法律資格的議員出來放風，說條例修訂可做到沒有追溯力，好像在安撫某大亨似的，你有什麼意見？
兔：通常刑事罪行所講的追溯力，是指立例前的行為，不應當成犯法，這是人權法Article12，但今次《逃犯條例》修訂，不是把以往無罪的行為變成有罪，而是將一個嫌疑人移交到其他地方審訊或服刑。後者更加沒有追溯力可言，因為他已被定罪，正如大劉的案件。鄙人認為放風人的講法，是混淆概念。況且，如果可以用追溯力這藉口救大劉，亦可救正潛逃香港的大陸逃犯，例如林榮基，荒謬吧？
羊：這樣看來，修例的重點並非急於移交台灣兇殺案的嫌犯，而是把現行逃犯移交安排的監察機制拿走，特首一人獨攬大權？
兔：我不猜測當局動機，但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向台灣提出引渡某些香港大亨，卻藉台北兇案大做文章，顯然有蠱惑。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可以因此而犧牲司法公義？我不懂。但一眾官員、建制派議員（其中有本地律師）公然在傳媒鏡頭前撒謊，更是此地無銀，無恥程度中人慾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