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100周年了。主流意見認為這場由學生發起、抗議列強移交德國租界青島給日本的愛國運動，間接為中共掌權鋪路、直接推動了白話文，從此確定以反封建傳統（打倒孔家店）、引入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為擺脫貧窮落後、邁向富強的路向。余英時先生對此廣為認受的說法不敢苟同。
余先生在2006年贏得殊榮——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以有人文科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其領獎演講開宗明義指出，中國毋須像五四運動所號召全盤西化，方能置身現代富強國家之列。反之，中西方文化並不對立，指自己在美國半個世紀，除了初期須稍作心理調校，一直享受美式生活而無損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西兼容並蓄，無衝突。
其《回憶錄》透露，經考證，他發現人們把德、賽二先生以至白話文和五四扯在一起，乃不大美麗的誤會。1918年尚未爆發五四運動，其精神領袖之一的陳獨秀已以德、賽二先生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思想。至於以白話文則可以上溯元明小說和戲曲，五四之前亦已在大學風行。
知識人盲追西化罔顧國情
余先生甚至不認為愛國是五四的獨有元素。1894年甲午戰爭，滿清慘敗，李鴻章簽下割地（台灣）賠款（白銀二億兩）的《馬關條約》。翌年，康有為、梁啓超等80多位知識人聯署上書光緒反對其事。可見19世紀下葉以降，愛國乃「知識人的共同情操」，學生五四上街充其極是愛國情操較大規模的延續而已。
不容置疑的是因列強割據，知識人求變救亡之心切，不惜罔顧國情、傳統而硬套西方理念為圖強必由之路。囫圇吞棗，硬套西方理念，遊走於中西文化的胡適尚且不能從免，遑論其他。即以梁漱溟而言，余先生指他早年聽見資本主義維護私有產權即大起反感，故此寧可選擇社會主義。硬套西方理念造成的傷害，可無人能及毛澤東推行的所謂共產主義。三分一個世紀前，余先生跟我如是說：「如果說毛澤東受到馬克思主義什麼的影響，就只有鬥爭這個觀念，就靠這個打天下。這是他從馬克思主義得來的東西，其他的東西，就是跟他的土法煉鋼一樣，是土法革命。」
硬套西方理念的又不止於一個世紀前的五四知識人。余先生的《回憶錄》述及其好友、名經濟學者邢慕寰，說他接受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福利主義干預模式，在芝加哥大學則深受反對計劃經濟的海耶克影響，到了哈佛又師從里昂狄夫（Wassily Leontief），搞其以計劃為務的「經濟投入－產出表」。唐人街雜碎般的大雜燴，對經濟學可有透徹認識？
教人難過的倒是殷海光。他翻譯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啟蒙了一兩代青年人追求自由。余先生指出，殷海光全力宣揚反傳統運動，「認為『民主』和『科學』之所以未能順利實現，主要是受阻於兩三千年的中國文化傳統」。殷海光可有讀懂一貫強調意念傳承、禮崩樂壞道統蕩然則極權興的海耶克，令人不無存疑。
儘管如此，乘著五四運動浪潮，余先生認為德、賽二先生雖已「正式入籍中國」，卻未「安家立業」：「『科學』在中國主要表現為『科技』，是『藝』而非『道』；為真理而真理的科學精神尚未充份建立。『民主』的地位則是『尊』而不『親』，甚至還時時有取消國籍，遣返西方的呼聲。」
換言之，五四百年，中國人猶未掌握德、賽的根本。其故安在？陳寅恪在爆發五四那一年比較過中西文化，指中國人「惟重實用，不究虛理」，是以「此後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營商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余先生認為此番「石破天驚的預言，今天已完全證實了」。入籍百年，德、賽二先生猶未在神州大地「安家立業」，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