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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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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到南昌,已經是夜裡將近十二點鐘。

江西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方志純,還有省委幾位領導都在等我們。方說「毛主席來南昌已經有兩星期了,這兩天很不舒服,所以要李大夫馬上來。」

我們隨即到毛住的濱江招待所。這次張耀祠同毛一起出來負責全面工作。隨同毛的還有機要秘書徐業夫、警衛處處長曲琪玉和服務員周福明來照料毛的生活。毛的幾位女友也在,護士劉、兩位女機要員和專列服務員張玉鳳。其餘就是三個做飯的廚師,十幾個武裝警衛。毛身邊的人全換一批,氣氛迥然大異,我覺得很不自在。

我認識周福明(周也是毛的理髮員,在進一組前替毛剪過幾次。王子已經退休了)最久,周跟我說事情的前後始末。原來十二月二十六日毛過七十二歲生日,下午吃飯時喝了點酒。飯後這幾位「女將」陪著散步,出了招待所後門到贛江邊上,雖然雨停了,可是風很大。毛覺得熱,解開上衣扣子,敞著懷,受了風。不知怎的,毛和張玉鳳又為了一件陳年往事大吵一頓。

一年前,毛髮現張和另外一位一組人員來往,於是又嚷得一塌糊塗。為此,張的來往對象在北京待不下去,被調到南京。毛生日那天下午,又因為這件事,和張生氣。

當天夜裡毛咳嗽多了,開始發燒。大家著急,又沒有辦法,勸他找位江西醫生看看,他不同意,最後毛決定叫我同吳旭君去南昌。

我走進毛的臥室。毛躺在床上,滿臉通紅,呼吸急促,咳嗽不停。

毛對我說「已經有好幾天了,沒有挺過去,只好請你回來,沒有辦法。」我仍是毛唯一信任的醫生。

毛的體溫是攝氏三十九度六,感冒已轉成急性支氣管炎。我提出,最好是肌肉注射抗生素,可以快一些消炎退熱,毛同意了。

早晨五點鐘我與吳旭君回到南昌賓館,汪東興還沒有睡,同方志純幾人在聊天等我們。汪聽完報告後決定,如果明天毛的病轉好,我們三人就回鄉下。

第二天我和汪一起去看毛。毛已經退燒,咳嗽還厲害。他同意再繼續治療三天。毛叫汪東興回去搞四清,我和吳旭君兩人則留下。

汪出來以後有些不高興,後來他對我說「主席這個人真奇怪,急著忙著讓我們離開北京。這次又催著讓走,可是對四清,一句也不問一下。不知什麼意思。」

當晚汪乘車回鉛山縣。

這次隨毛外出的「女將」有兩位機要員、專列乘務員張玉鳳、護士劉,一共四位。她們輪番陪毛,我很難找到空閒擠進去,看看毛。周福明也很少進毛的房間,他通常將從廚房拿來的飯或茶交給「女將」之一,由她端進去侍候。我去看病時,也小心不撞見這些人。

又連續治療三天以後,咳嗽完全好了,可是又面臨了另一問題。

我發現毛服用的安眠藥量,已經超過以往用量的十倍,這使我十分擔心,因為這一藥量已經是常人的致死量了。毛對安眠藥雖然已經有了耐藥的反應,但是如此大量的安眠藥天天吃下去,勢必會發生毒性作用。我如果仍在鉛山縣石溪鎮搞「四清」的話,對於這事情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可是現在我回來了,對此不能放任不管。

一組幾位人員告訴我,自從政局開始緊張後,毛的安眠藥藥量逐漸加大。毛的失眠和政治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去年十一月底,葉群趕到杭州向毛告了羅瑞卿,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毛到上海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撤銷了羅瑞卿在軍隊方面的領導職務,由楊成武代總參謀長。在這些天,毛經常日夜不睡,即使增加安眠藥量,也不易入睡,而且養成了這麼一種習慣,不打算睡覺時也吃安眠藥。

我回南昌後一星期,有天半夜我去見毛。毛躺在床上看《後漢書》。他看見我進去,將書放下。毛說「病已經完全好了,你這個郎中還是有點好藥啊。」

我笑了笑說「藥還是很普通,主要是對症。」

毛伸手拿了一本小冊子,交給我。我一看標題是《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刊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匯報》的一篇文章的排印本,作者是姚文元。這篇文章我在鉛山時就讀過。

我弄不清姚這文章的意圖。毛曾親自大力提倡海瑞的戲,這齣戲的編劇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兼北大教授。除此之外,吳還是全國首屈一指的明史專家。毛對明史一向極有興趣,常找吳來談話討論,許多次我也在場。毛曾批評吳一部早期作品《乞丐皇帝》,他對吳說「你這本書沒有寫出歷史真實,朱元璋參加紅巾軍不是偶然的,他運用的戰略戰術有突出的成就。用無賴加在他身上不妥當,用這點影射蔣介石更不妥當。北洋軍閥混戰割據,蔣初步統一中國,是一大功勞。蔣有民族氣節,對美國人並不屈從,認為中國只有一個,不能分割,這完全與我同調,是志同道合。不能完全否定蔣的歷史作用和地位。」這新編的《海瑞罷官》一齣戲,是吳晗響應毛的號召,我無法理解為何會遭到批評。

毛告訴我,這篇文章是江青張春橋共同商量,由姚文元執筆寫成。

這文章醞釀多時,始於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以後。當時會上有許多幹部將彭德懷比做現代海瑞,並認為毛和嘉靖一樣,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江青敏感地嗅出戲劇家的所謂「反毛」傾向,她在看了《海瑞罷官》之後,立刻認定吳晗暗暗支持彭德懷。

然後江青找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和副部長周揚,提出組織寫作力量,批判吳晗寫的京戲《海瑞罷官》,沒有得到彭、陸、周等人的支持。毛向江青授意,可以找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但柯於一九六五年四月突然去世,江青便找了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辦理,張指定上海《解放》雜誌編委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圖寫作。毛直到要刊出前才看到這篇文章,事前並不知道內容。這文章主要批判吳晗及同情彭德懷的人,其他各報此時理應群起響應轉載,但它們竟然置之不理。

毛那晚極為光火地跟我說「《文匯報》上發表過,北京的各報就是不轉載。是我講了話,過了十九天才在北京見報。你看,他們厲害不厲害。」

我聽了這些話,好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弄不清毛的意圖。我當時自然不會知道姚這篇文章會成為毛吹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幕的號角,尤其不知道毛說的「他們」指的是些什麼人。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才完全明白,毛所說的「他們」,包括了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

我跟著又說「另外還有一件事。這個時期,安眠藥吃得太多了,已經超過以往用量的十倍。」

毛說「有這麼多嗎?」

我說「我查了每天的用量,照這樣下去,會發生不利的作用,對身體不好。」

毛說「那麼怎麼辦呢?」

我說「在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給你重新調整藥量。」

毛問我怎樣調整法。我說「我準備用一些葡萄糖裝在外形相同的膠囊內,這樣真假夾雜服用,可以減下安眠藥量。」

毛說「那好,你去準備,向護士長和護士交待清楚。」

我剛要退出去,毛又「餵」了一聲,說「我看這有毒,不能再住下去了。告訴張耀祠,立刻去武漢。」

我多年前於成都便意識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時懷疑泳池被下了毒,現在看來毛的情形是更嚴重了。毛以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來所謂的毒是「政治」高層共產黨領導之間的明爭暗鬥。

我去找了張耀祠,說明毛要立即動身去武漢。隨後趁專線電話還沒有撤銷,我打電話給衛生部,是已升任該部副部長的史書翰接的電話,我將毛這次病情和安眠藥重新調整的辦法,告訴了史。

史說「原來發了這麼高的燒,咳嗽這麼厲害。會不會有肺炎啊?還是照張愛克斯光片子才能放心。順便跟周總理報告一下,請專家來診。」

但我覺得毛的身體已無大礙,我較為擔心他的安眠藥劑量過量和被迫害妄想症兩事。我覺得,現在的局勢有點緊張,而且聽毛的口氣很不順;不能提照胸部愛克斯光,免得節外生枝。

至於再派二、三位老專家來,我認為這更不妥當。如果這樣辦,一者,毛會以為我不肯負責任,叫別人來,是推卸責任;再者,毛或許以為還有別的病,我對他隱瞞,要找人來商量。沒有經過毛的同意,就向周恩來報告,都很不利,會造成誤會。

我終於說服史書翰,這一事到此為止,並叫他不用擔心。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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