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年間，紹興府有個狀元叫王佐。
王佐母去世，葬於紹興獅子塢，墳墓被盜，遺骸棄於荒野，官府遲遲不能破案。
王佐弟王公袞，候任烏江縣尉，查出掘母墓者，為本村無賴嵇泗德。
嵇泗德是盜墓的慣犯，有前科。
王公袞訪將他抓住，送紹興府治罪。
按照《宋刑統》「諸發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即：盜墓判流刑。掘墓辱屍，罪至絞刑。
嵇泗德掘墓開棺，曝人屍骸，顯然已經觸犯死罪。
然嵇泗德被關監內後，經審判僅輕刑，杖之而已。
王公袞不勝悲憤，誘使獄卒飲酒醉，手執尖刀，進嵇泗德的牢房，一刀結果嵇泗德的性命。斬下嵇泗德的腦袋，到衙門投案。
紹興府不敢擅斷，將此案上呈朝廷裁決。王公袞兄長王佐，亦上奏皇上，願用自己的功名、官職替弟贖罪。
宋高宗下詔讓給事中楊椿、中書舍人張孝祥等人就此議法。
張孝祥曰：「復仇，義也。夫仇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仇而不止。於是聖人為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為爾誅之；當刑也，吾為爾刑之。以爾之仇，麗吾之法。於是為人子而仇於其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仇之義在焉故也。」
即：張孝祥認為，血親復仇是自然正義的。但任由復仇肆行，則天下將陷冤冤相報循環。故而，需要國家立法控制私人暴力復仇，由法律實施正義。為人子知仇不報，是相信朝廷法律會主持公道。
張孝祥又曰：「今夫佐、公袞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戮屍也，父母之仇，莫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殺也，以謂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仇亦報。此佐、公袞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
張孝祥的意思是：王佐、王公袞兄弟母墳被嵇泗德挖開曝屍，王公袞抓獲嵇泗德，若私殺報仇，也屬正義。然王公袞是將賊交官法辦，按大宋律法，嵇泗德理當死刑。
這是王公袞沒有私刑復仇的信念。
而後張孝祥鋒芒一轉，指責審理嵇泗德案紹興府司法官曰：「獄成，而吏出之，使賊洋洋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
張孝祥曰：王公袞之所以最後殺嵇泗德，因法失公道。若嵇泗德法不當死，而王公袞殺他，那是王公袞之罪，但嵇泗德罪已至死，卻被司法故縱。請問，如何告慰受辱之母地下之靈？為人子者，如何能心安於人世？因此，王公袞殺嵇泗德，合乎自然正義，並不違背國家立法之精神。
對此，張孝祥提出司法建議曰：「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
即：王公袞刺死辱母者，應判無罪。王佐提出替弟弟贖罪之請，請朝廷駁回。應依法追究紹興府司法官員「故縱失刑」的法律責任。
張孝祥之說，議法同僚一致贊同。
呈報皇上，宋高宗詔令「給舍議是」，並命王佐「依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王公袞不負刑，受「降一官」行政處分。
張孝祥提出的法制裁決觀念，經受了歷史考驗。
宋孝宗乾道年間，王公袞被任命為「敕令所刪定官」（主持立法的官員）。
一日，孝宗皇帝召王公袞入對，跟左右曰：「這位，便是當年手斬發冢盜的王先生。」對王公袞昔日的復仇行為頗為讚賞。
當世及後世司法學者，談及王公袞復仇案，一致認為王公袞無罪。
明代學者丘濬在《大學衍義補》中，甚至為王公袞受行政處分鳴不平。曰：「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袞一官，豈所以為訓乎？」
法律源於道理，道理來自人情。回顧歷史王公袞血刃辱母大仇案，對我們的法制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