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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批毛澤東玩弄權術爭取同情者

「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他指出:「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製,而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工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反革命,用不著拿獨裁來代替民主。獨裁製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

毛澤東兼職秘書李銳晚年談到新民主主義出台背景,披露了一些毛澤東鮮為人知的策略於手腕:前些年出版過一本《歷史的先聲》,收集了抗日時期黨報上鼓吹民主的社論和文章。其中延安《解放日報》上的資料少,重慶《新華日報》上的資料多。因為前者是讓解放區的幹部閱讀的,沒有必要宣傳這些;而後者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爭取同情者,當然要揭露國民黨的不民主、反民主。

著名中共黨史專家李銳(圖源:VCG)

至於並無新舊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義,在我看來,它並不是社會主義之前的一個發展階段,而是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本質和內容,因為民主與專制的鬥爭,追求自由和人權,是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普世規律。我們不能設想能夠有一種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會主義。甚至可以把這作為一個分水嶺:只要不實行民主主義,它所宣稱的社會主義就是假的。

現在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這是個很好的提法,並且定義為六個目標,民主、法治列在首位,既符合全國人心,又順應世界潮流。

只要經濟上不出現大問題,政治改革,社會轉型慢慢來,就有希望。中國的事著急沒用。一代人跟一代人總會不同,而且大環境在變化,整個世界形勢在變化。所以總起來看我並不悲觀,還是比較樂觀的。

蘇聯的社會主義,那時我們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主義

笑蜀:李銳老,在10月14日央視播出的“紀念長征七十周年文藝晚會”上看到你的鏡頭,很高興。

李銳:我也算老資格。抗戰以前入黨的黨員嘛,抗戰以前的黨員都屬紅軍那一代。

笑蜀:長征迄今已經七十年。作為抗戰前入黨的老一輩革命家,今天你能不能談談,你對自己為之奮鬥了一生的社會主義,到底有什麼樣的思考?早年你參加共產黨,肯定是嚮往社會主義的,那麼你當時想像的社會主義是個什麼樣子?

李銳:我那時參加共產黨,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

“九一八”那一年,我正讀高中一年級,學校的愛國主義氛圍很濃厚,社會上的影響也蠻厲害。我讀小學、中學都在長沙。那時湘江江面上就有英國、日本的軍艦。長沙發生過“六一慘案”,大概是1923年,日本兵上岸,在岸邊開槍,打死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小孩,重傷九人,輕傷三十多人。1928年濟南又有更大的“五三慘案”,日軍進攻中,我軍民傷亡三千多人,有十多個外交官被慘殺。當年5月7日,也就是日本強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那一天,被定為國恥日,年年學校都要紀念的。這些事件對我們都是很大刺激。

再就是家庭影響。父親李積芳1905年赴日留學,剛到日本就碰上孫中山第一次到東京演講,父親聽了以後就把辮子剪了,參加了同盟會。他在早稻田大學與宋教仁是同級同學,同黃興、秋瑾是朋友,民國二年當選眾議員,所以我同兩個姐姐都生在北京。他後來追隨孫中山,到廣東參加“非常國會”。不久回到長沙,1922年去世。

笑蜀:你那年幾歲?

李銳:不滿5歲。母親李張淑是清末平江啟明女子師範畢業的,受父親影響很深,很有文化,夫婦間能詩詞唱和。我年幼的時候就聽母親講,日本對中國野心很大。比如橘子好吃,日本的老師就教導小孩,最好的橘子都在中國,要吃橘子就要去中國。父親給我留下一個書桌,書桌里就有宋教仁、黃興、秋瑾的《榮哀錄》、《飲冰室文集》等。所以我從小就知道日本要滅亡中國。

高中時我就寫過一篇左翼小說,我們班上還辦牆報,宣傳愛國主義,在同學中影響很大。1934年高中畢業時,由於理科基礎好,也受科學救國的影響,上大學考的是工學院。“一二九”運動後,就全身心投入救亡運動。

笑蜀:你的整個學生時代受的都是左翼影響。

李銳:都是左翼影響,尤其是魯迅的影響。魯迅的書看了很多,書店都能買到。

還有一個家鄉關係。我的老家是湖南平江。平江很早就有共產黨組織,有大革命留下的基礎,有彭德懷“起義”,紅白鬥爭非常激烈。我家跟共產黨的淵源也很深。我父親的兩個同鄉知交都是黨早期的關鍵人物,方維夏是毛澤東第一師範時的老師,另一個叫李六如。他們兩個在北伐時,都是譚延闓第二軍的師黨代表。李六如寫過小說體自傳《六十年的變遷》,內中提到我母親--“李家媳婦”的。

方維夏也是日本留學的,回來是湖南省議會的議員,跟我父親年齡差不多(我父親是1882年生的)。李六如比我父親小六、七歲,參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才去日本留學,受河上肇的影響,在長沙辦學校,在家鄉辦工會、農會,結識了毛澤東。1922年經毛介紹入黨,抗戰時期做過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他的原配夫人跟我母親是同班同學。當年毛澤東經常去李六如家裡。李六如夫人告訴我母親:毛的長褂子,我不知道幫他洗過多少次,毛不講衛生。我父親去世後,靈柩從水路運回平江時,方維夏曾撫棺痛哭。1934年,方在湘贛邊區被國民黨殺害。

一個是社會影響,一個是家庭影響,我母親就跟我講過,父親認為,將來天下是共產黨的。所以我從小就左傾。主要對蔣介石不滿,日本侵略蔣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獨裁,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我就認為中國要民主,要強盛,希望就在共產黨。

“一二九”運動時,我是武漢大學鬧事的頭頭,隨後是武漢秘密學聯的負責人。在學校有公開的學生救國會,我們四十多個進步同學,還成立了秘密的“武大青年救國團”。因為有助教參加,不完全是學生。

當年武漢找不到黨的組織,我們八、九個最信得過的秘密學聯中的人,於1936年下半年,自發成立了共產黨組織:“中國共產黨武漢臨時支部”,並在1937年2月,在謝文耀家中舉行了一個很莊重的入黨宣誓儀式。謝文耀是解放戰爭時在河南犧牲的,時任中原《七七報》副社長。

笑蜀:你們當時不知道當共產黨危險嗎?

李銳:知道危險。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被蔣介石追殺。長沙“馬日事變”時,我在街上看見過被殺害的屍首。每殺共產黨人,背上插著木標,由軍隊帶領從街上擁過,還吹衝鋒軍號,有的頭顱還懸掛在鬧市。魯迅在《鏟共大觀》中寫的“革命被掛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就是講這種事。他寫了很多關於政治犯的文章。他的很多青年朋友被蔣介石殺掉了。

當時對蔣介石是恨透了。東北丟了,冀東自治,蔣介石不抵抗。所以那時候顧不得危險,在武漢大學鬧的厲害,上街遊行我是頭頭。

1937年5月,為了接上黨的組織關係,我就離開學校到了北平,先後同去的有謝文耀和楊純(楊已去世,離休時任衛生部副部長)。從此,我就完全變成了職業革命家,我們那一代進步青年多是這樣。

笑蜀:當時除了讀魯迅的書,你還讀過哪些進步書籍尤其是馬克思的書?

李銳:那個時候讀的進步書籍影響最大的就是《西行漫記》。完全是從救亡思想出發,要亡國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那時其實沒有多少馬克思的書可讀,主要讀左翼的書。馬克思的書武大圖書館有,但那是英文版的。毛澤東的書根本就沒讀過,哪裡有啊?

笑蜀:你們當時理解的社會主義主要是哪一種?

李銳: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那時我們認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義。

笑蜀:為什麼?

李銳:因為蘇聯強大。當時我們認為,蘇聯強大是計劃經濟的成就,對計劃經濟是正面理解的。蘇聯那時候被我們看成是人類未來的樣板。

笑蜀:胡適那樣的知識分子對你有沒有影響?

李銳:他們對我沒什麼影響,那時我還罵過胡適。

笑蜀:為什麼?

李銳:當時胡適辦《獨立評論》,我們也看,但是他對學生遊行持批評態度。認為學生遊行是可以的,但要遵守法律。他在《再論學生運動》文中說:“凡大規模遊行,都應該在事前將路線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機關,然後可以責成警察機關維持秩序。我在民國四年看見紐約市‘婦女參政’的五十萬人大遊行,民國廿二年看見過紐約市‘蘭鷹運動’五十萬人大遊行,都沒有絲毫的紛擾。”那時武大學生救國會辦了一個刊物《救中國》,我就在《救中國》上發文章回應胡適。文章開頭就問,胡先生寫文章時“是在紐約還是在北平?”是否“將這兩次運動的紛擾之罪加之於學生?如真是這樣,那麼,‘中年人’的心未免太毒了。”文章標題叫《胡論學生運動》(這篇文章已編入《李銳詩文自選集》,題目改為《胡適論學生運動》)。

笑蜀:那時你很討厭胡適。

討厭。而且不止我討厭,可能當時進步學生普遍如此。當時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在社會上佔優勢,武漢大學的教授和學校當局,對學生是同情的。

當年對蔣介石鬧革命是無可厚非的。現在有一種歷史觀,說這個革命到底應不應當搞還需要考慮。但當時沒辦法考慮,歷史就是這樣的,歷史有它的必然性。

因受難而大徹大悟

笑蜀:你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在到延安之後?

李銳:到延安之後也只有一些很粗淺的書可讀,那時我們接觸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聯共黨史》,這本書是1938年出版的。毛澤東也是相信這本書的,尤其是《布爾塞維克化十二條》,這是當年的幹部必讀書。

笑蜀:看來你們那時接受的社會主義,都是《聯共黨史》說的那種社會主義。整個延安時代,除了讀《聯共黨史》,你還讀了哪些書?

李銳:有毛澤東的書,有《共產黨宣言》,列寧的《論“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論》大概也讀過,還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陳伯達的幾本小冊子影響很大,即《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內戰時期的反革命與革命》、《關於十年內戰》、《評“中國之命運”》、《中國四大家族》。他被毛澤東賞識,七大時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被認為是黨的理論權威,他的書是當時解釋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最好的書。

笑蜀:系統鑽研馬列原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比如讀馬列全集。

李銳:那時談不上。那時馬列全集還沒有,馬列選集也是50年代以後才有。

笑蜀:那麼整個延安時代,經典作家的著作你基本上沒有接觸到?

李銳:接觸很少。從整風運動起,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六大以來黨的文件,清除黨內的錯誤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笑蜀: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劉少奇。

李銳:不止劉少奇、陳伯達,還有一個張如心,你知道吧?

笑蜀:不太熟悉。

李銳:他是馬列學院的教員,在延安做過毛澤東的讀書秘書。那時他寫了“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兩篇文章,發表在《解放周刊》。《解放日報》是1941年辦的,之後《解放周刊》就停辦了。最早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就是張如心的功勞,比劉少奇早。但張如心這個人脾氣古怪,後來毛澤東不要他了,要陳伯達當秘書。

笑蜀:那麼總結起來可以說,其實在整個戰爭年代,在1949年以前,你們並沒有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

李銳:沒有系統的,那時只有零星幾本,也沒有在黨內廣泛傳播。

笑蜀:當時你算黨內的大知識分子了。

李銳:也可以這樣說吧。當年黨內老中青三代,大學生很少。

笑蜀:像你這樣的大知識分子讀過的馬列原著尚且如此之少,其他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可想而知了。

李銳:一般人只是讀讀通俗讀物,接觸的都是二手的。主要原因是原著太少,毛澤東是好讀書的人,但恐怕也不例外。

笑蜀:那麼你系統接觸經典著作是從50年代開始?

李銳:也談不上。50年代我們一直在工作,沒有時間讀,也沒那麼多書讀。馬恩選集、全集都是50年代才開始出版的,先是選集,然後是全集。全集直到七十年代都沒有出全。所以我最先讀的馬列選集。

笑蜀:那你什麼時候開始系統地讀原著呢?

李銳:在秦城監獄。最後幾年開放了圖書館,可以借讀馬恩全集了,尤其是讀了《資本論》。

笑蜀:那你讀了馬列全集、讀了《資本論》之後,你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跟原來讀《聯共黨史》接受的社會主義概念有沒有什麼不同?

李銳:基本上還是傳統的。

笑蜀:社會民主主義的書有沒有接觸?比如第二國際主要理論家伯恩斯坦的書?

李銳:沒有。考茨基的書也沒接觸,只知道列寧寫過一本書:《無產階級的叛徒考茨基》。這在我的秦城詩詞集《龍膽紫集》中有反映,其中“溫書”一節。獄中讀過的書有:《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馬恩書信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資本論》、《國家與革命》、《馬克思傳》等。其中的《資本論》辭約四百句,記得這首長辭還在八十年代的《讀書》雜誌上發表過。

笑蜀:那就是說,文革以前,你對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主義一點印象都沒有?

李銳:也不是。知道一點李卜克內西,還有盧森堡。

笑蜀:對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主義的認識僅限於此?

李銳:對。

笑蜀:那你的思想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化的?

李銳:在延安我就有了問號。

笑蜀:什麼原因?

李銳:我投奔共產黨主要是為了救亡,但也要民主。但延安的實際情況不那麼如意。對一些等級制度和落後現象看不慣。其實我們並不同意平均主義,領導人都是老前輩,受過那麼多苦,吃好一點,穿好一點,生活好一點沒有意見,有意見的主要是民主問題。大概是1940年到1941年間,中央青委一些同志辦了一個雜文性的大牆報《輕騎隊》,批評一些認為是封建性落後的或不順眼的現象。我也是積極分子之一,最初幾期寫過文章。

再就是搶救運動。被逮捕後,定要承認自己是特務,怎麼可能呢?不承認就受刑逼供,如不讓睡覺,眼睛都不准你眨,24小時盯著你。我有過五天五夜(有長到半個月的),你受得了嗎?

沒有民主,不講法治,曾深受其害。第一次是搶救運動,第二次就是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開除黨籍,流放勞改。尤其是文革期間關在秦城八年。

笑蜀:第二次受難,更讓你大徹大悟。

李銳:1959年之後我變化很大。從自身經歷來看,我同意鄧小平講的一句話,社會主義是什麼,我們還說不清楚。但無論如何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社會主義不能沒有民主,不能沒有法治。現在提出和諧社會,和諧的前提之一就是民主,沒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哪來和諧?

笑蜀:在這個問題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走了彎路。這是不是揭示了一個規律性的東西?

李銳:的確如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走了彎路,說明不僅有後人的問題,經典作家的理論,從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也有問題。比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等主張,就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有問題,並不科學。恩格斯晚年對這些問題實際上是有反思的。

在上一個世紀,第三國際領導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東歐已紅旗落地,而第二國際傳統的歐洲有社會黨的國家,社會主義都在生長和發展中。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不能性急,社會主義不是強制推行的產物,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自然演進的結果。馬克思講過,只有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再不能發展了,生產關係才能改變。所以發達國家最有資格搞社會主義,現在看來也是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元素最充分。我看過一個材料,瑞典沒有明顯的貧富分化,個人收入差異本來高達300多倍,但經過國家稅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實現共同富裕。也沒有腐敗,三十多年沒有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歐其他國家也有類似情況。

笑蜀:你這種思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李銳:五十年代去過蘇聯兩次。1979年後,去過美國兩次,去過巴西,去過瑞士,經過日本、法國、比利時,還去過澳大利亞,這使我大開眼界,啟發思考。可以說,80年代以後,開始有國際視野,關注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關注社會民主主義,思考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我現在的想法是,社會主義就是大家過得好一點,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會生活講平等與公正,人權有保障;真正實現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

還有就是人與自然要和諧。我懂一點自然科學,從事過十一年水電建設,我懂這個道理。所以社會主義概念進一步發展,就涵蓋了環保。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社會主義應該是這樣一個完整的整體。

倒退不是出路,出路在與時俱進

笑蜀:現在北京思想界很多人在談論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它們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李銳:你這樣提出問題,還是一種老觀念。按照傳統思維方式,所謂“新民主主義”是有別於“舊民主主義”的一種民主主義,而社會主義則是較之新民主主義更高的一個社會發展階段。通常的說法是,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或發展到社會主義。幾十年來,我們已經很熟悉、很習慣這種階段論了。其實,已經有學者指出,民主主義就是民主主義,並無新舊之分,把民主主義加上一個“舊”字做狀語,再給它作一些限制和增補而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已經不是民主主義了。

以“社會主義”自命的,理論有多種,實踐也有多種。如果你問的是社會主義是指蘇聯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的那一種,也就是我們多年來習慣和實踐過的那一種,那種“社會主義”才正好同“新民主主義”配套。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終究要發展到那種“社會主義”的。

至於並無新舊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義,在我看來,它並不是社會主義之前的一個發展階段,而是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本質和內容,因為民主與專制的鬥爭,追求自由和人權,是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普世規律。我們不能設想能夠有一種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會主義。甚至可以把這作為一個分水嶺:只要不實行民主主義,它所宣稱的社會主義就是假的。

這裡我將陳獨秀晚年對民主的思考做點介紹,這對我們今天了解民主也是很有益的,因為我們過去的糊塗觀念或錯誤理解太多了。

陳獨秀在晚年著作《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中說:“民主主義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如有人反對或鄙薄資本主義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兇橫地、更露骨地迫害無產階級。”他反覆講:“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整個人類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他在《我的根本意見》文中稱:“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文中還談到:“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他指出:“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製,而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工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反革命,用不著拿獨裁來代替民主。獨裁製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五四運動的主帥真是何等英明的歷史預言家。

笑蜀:但提出“新民主主義”,總還是有部分繼承“民主主義”的意味吧。這種部分繼承在當時是策略還是誠心?

李銳:這個問題很難簡單地回答:是什麼,不是什麼。毛澤東是一位策略大師,他公開發表的著作,顯然多有宣傳的或者策略的考慮。現在有人提出是策略還是誠心這個問題,自是《新民主主義論》中所宣布的主張,後來並未見於實行,因而懷疑其誠意了。其實,宣傳是宣傳,理論是理論,政策是政策,措施是措施,這些雖然彼此有關聯,卻並不是同一的。毛的許多做法,多是從實際出發,並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後來也有的是先做起來,再由秀才們去做理論的說明。有些真要做的或在做的,卻從來不宣傳,例如“馬克思加秦始皇”(在延安時就說過,“皇帝、總統、主席是一回事”這樣的話),早就說過這句話,可是至今也查不清確切的出處,他也從來沒有公開宣傳過。有些宣傳的,卻是並無意真正實行的。前些年出版過一本《歷史的先聲》,收集了抗日時期黨報上鼓吹民主的社論和文章。其中延安《解放日報》上的資料少,重慶《新華日報》上的資料多。因為前者是讓解放區的幹部閱讀的,沒有必要宣傳這些;而後者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爭取同情者,當然要揭露國民黨的不民主、反民主。

毛當年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有複雜的歷史原因和當前國民黨鬥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後,一直存在革命的性質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的爭論。同國民黨第一次合作時,曾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合作的政治綱領。到1927年合作破裂後,又將三民主義視為“完全是一部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理論”。這也是左傾教條主義統治時期的一種理論認識。抗戰爆發後,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再次提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1939年12月,毛澤東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長文時,已將“三民主義”視為“舊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論》是1940年2月發表的,正式提出,中國的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完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在宣傳上或者說策略上確實取得很大的成功,使得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減少了對共產黨的疑慮,在國共兩黨的殊死鬥爭中願意站在共產黨一邊。這對於這場鬥爭最後勝敗的結局是大有關係的。

這是就實際上的收效說的。就毛的初衷而言,他提出新民主主義論,是當年他在黨內鬥爭中的需要。據王明在《中共五十》中說,1941年,毛曾經對他談過自己要創立“毛澤東主義”的想法:“新民主主義也就是毛澤東主義。我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是毛澤東主義的第一部理論著作。1939年我寫《新民主主義》就考慮到這一點了。不過當時還不能公開講,現在可以了。”這也許是毛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許多考慮中最重要的一種。從這一角度說,他倒是非常誠心的了。

笑蜀:那麼當時提出新民主主義,黨內有沒有分歧?如果有,大致是怎樣的分歧?

李銳:《新民主主義論》是1940年2月發表的(在刊物上刊登時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那時還在整風運動之前,毛還沒有取得“定於一尊”的地位,他提出這一主張,黨內還是有分歧的。王明在《中國五十年》中說,當《新民主主義論》的草稿交給政治局的幾個人看的時候,王明即表示,這書稿在中國革命的所有問題上,都同列寧主義是矛盾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行動綱領。據王明這本書中說的,當時任弼時對新民主主義論也是持批評態度的。

大家知道,王明是共產國際的忠實代理人,他當然把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真理,他必須持反對的立場。我是1939年最後一天到達延安的。當時刊物上看到這篇文章,大家都是認真學習的,因為1938年的《論新階段》,已是學習的文件了。黨的上層的分歧情況,我們都不知道。整風之後,批判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七大以後,毛澤東更成為黨的精神領袖,就更談不上分歧了。

笑蜀:現在很多人尤其是很多革命老人懷念新民主主義,認為需要回到新民主主義,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李銳:為什麼提出這樣的問題,需要對過去的一些歷史關節做點回憶。

1949年9月,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當時中國經濟很落後(工業僅佔10%,農業和手工業佔90%),同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相距甚遠。這個過渡時期到底有多長,一般認為是“相當長的時期”。毛澤東在政協二次會議上講:“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要在“很遠的將來”。1951年3月,劉少奇在黨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講了三句話:“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最後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鬥爭。”1953年初,周恩來、鄧小平主持起草的一個文件說:“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大家知道,就在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嚴厲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指出:“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的錯誤。”隨即進行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和農業的合作化。1953年4月時,中共中央關於幹部理論教育的文件中,還規定高、中級幹部學習《聯共黨史》的重點是,反映蘇聯恢復國民經濟、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歷程的第九章到十二章。這就是斯大林強調的發展重工業、追求單一國家所有制的斯大林模式。

歷史是不走回頭路的,走過來就回不去了,歷來都是這樣。當有人表示,希望回到某一時代(古人也說過唐虞盛世之類),不過是表示他對所處現實環境不滿罷了。如果說,把1949年以前解放區的情況,或者說把1949年到1952年那短短三年間的情況,叫做實行了新民主主義,其實也不是什麼理想的天堂,不用說回不去,就是能回去也沒有什麼意思。倒退決不是出路,出路在與時俱進,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法治的、富裕的現代化國家。這些前面我已經說過了,這就是我的看法。

笑蜀:這樣一個真正民主的、法治的、富裕的現代化國家,你認為中國有希望達到嗎?什麼時候能達到?

李銳:現在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這是個很好的提法,並且定義為六個目標,民主、法治列在首位,既符合全國人心,又順應世界潮流。因此民間立即傳出“拆”字之說:民以食為天,有“禾”入“口”;民主首靠言論自由,人“皆”能“言”。如果按照過去斯大林、毛澤東的理論,這個提法必定會被批判為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今天誰還在乎這頂帽子呢?這就是歷史的進步。只要經濟上不出現大問題,政治改革,社會轉型慢慢來,就有希望。中國的事著急沒用。一代人跟一代人總會不同,而且大環境在變化,整個世界形勢在變化。所以總起來看我並不悲觀,還是比較樂觀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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