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在上周三（4月24日）被判刑，其中戴耀廷、陳建民被判16個月，朱耀明判16個月緩刑、邵家臻判8個月。親北京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戴入獄後第二天，已經去信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表示戴讓港大「聲譽受損」，要求港大將戴開除。
占中九子被判刑，引起國際高度關注，不少論者認為這次判刑，標誌著香港已失去1997年前的集會遊行自由，香港的政治環境，將加速與中國大陸同一化。
這次被判刑的占中運動領袖，在醞釀占中時，並不打算長期占領，只打算做短暫的象徵性占領街道後，即被動接受拘捕。2014年的占領能延續超過兩個月，完全不是占中發起人的原意。如果當日不是有群眾自發占領旺角，而旺角的群眾又沒有那麼堅持，在警察和黑道連番進攻後仍死守陣地，那麼金鐘一帶的占領，一早就散了。現在將整個持久占領的責任歸於占中發起人，客觀上無疑是在警告以後的社會運動發起人，一旦你發起了行動，你將要為你無法控制的狀況和群眾自發行動負責。
平心而論，這次判刑最高16個月，相對於台灣、韓國在爭取民主化過程中反對派領袖與參與者遇到的鎮壓，還不算重。2016年初旺角因為警察強行清理街頭小販引爆本土派青年與警方暴力衝突，梁天琦作為保護小販行動發起人被判刑六年，比這個更重。這次占中九子判刑的最震撼之處，在於英治時代後期開始出現的安全和平、不用考慮要付出大代價的主流反對運動範式，已經走到盡頭。
殖民時代後期，港英吸取了1967年暴動教訓，也要與中共競爭民意，所以不得不進行各種改革。仍未收回香港的中共，也要裝出一個開明的形象，反民主也不敢太過分。在這特殊時空下，進入建制或以建制認可的和平方式推動反對運動的年輕人，很多都可以同時成為受壓迫市民的喉舌和被建制賞識的青年才俊，左右逢源，兩面通吃，不用像同期韓國台灣的民主運動先鋒一樣，須要擔心牢獄之苦與生命安全。
1997年後，反對運動參加者面對的，已經不是港英的開明吸納政治，而是親疏有別、敵我分明的中共鬥爭思維。在此格局下，不論你要求港獨、香港前途自決，抑或只是要求真普選、平反六四，都一律被視為與共產黨對著幹，北京都一視同仁，都要一一消滅，只有收拾先後次序的分別。
1997年之後，香港特區政府開始動用修得越來越嚴苛的公安條例檢控參加示威遊行期間作公民抗命的示威者，並時有成功入罪。當時特區政府針對的，都是反對運動的激進派，如「長毛」梁國雄和專上學生聯會的學生等，入罪後的懲罰，也多是罰款、服務令，或監禁緩刑。主流民主派，對於1997年後的政治收緊，有的對於被鎮壓者給予緩手，但更多的只作口頭譴責，甚或劃清界線，以為被鎮壓的只會是激進派，與自己無關。
但發展到今天，溫和主流如愛與和平占中發起人，都要被收監，各門各派的民主運動參加者，都不能再無視政治空間急速收縮和中共以敵我矛盾看待所有反對派的事實。這乃是任何思考香港反對運動何去何從、應該如何再上路的必要認識和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