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江認為中國的民刊，是記錄人民反抗的歷史。
六四屠城即將30年，中共經濟實力的崛起與宣傳機器的碾壓，令事件逐漸埋沒成為未能平反、無以反思的又一樁「黑歷史」。1989年，中國最精英的一代知識分子被無情踐踏，參與學運浪潮並僥倖生還者、曾經是北高聯常委的邵江等則仍堅持用學術方法來還原六四史實、延續獨立思考的火種。
從中共建政以來，反右、文革、六四······極權制度歷史上的每一次運動伴隨而來的，都是對自身歷史與人民記憶的封殺與重塑，而民間的每一場苦難和抗爭都極易被中共宣傳機器的「主流」歷史敘述所遮蓋。1989年的邵江，六四後被捕入獄17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成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他近年一直在研究中共從1949年建政以來的地下刊物（民刊），為民間思想梳理脈絡。
「在中共的審查制度之下，中國每一代人要重新認識歷史，重新認識民主、自由。」邵江認為中共黨國體制的重要特徵就是屏蔽、邊緣、甚至摧毀民間的獨立歷史敘述。同時中國會提供一個關於這段歷史的主流的敘述版本，使得一代一代人遺忘或者根本不知道這段歷史的不同敘述。
鄧小平在1989年3月曾經提過：「十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教育方面，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教育發展不夠。」六四後，鄧又幾次重複了這一觀點。1978年開始的民主牆時期之開明氣氛，顯然令中共心有餘悸。邵江認為，1989年以後的年輕人無法再去理解民主理念，因為中共的教育已經將這一理念和中國的發展完全割裂。「他們很多人接受了西方脈絡下的民主思想，卻已然無法與中國現狀產生共鳴，不知道與中國有什麼關係。」
縱觀中共建政後的歷史，其實從1957年已經開始討論民主問題，並有地下刊物流傳，林昭的《星火》便是其一。哪怕是在文革期間，也有一些民間出版物在偷偷流傳。所謂民刊，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自發的、獨立的辦刊，不接受中共黨團組織指導的獨立思考的歷史，反抗的歷史——就像林昭在她詩歌里闡述的普羅修斯盜火的精神。「我們這代也不知道當年發生了什麼。而他們從那時候其實早已經開始討論中國的制度性問題，當時為什麼中國人遭受了這麼多苦難。」
邵江認為，1978年民主牆開始到1989年這個連續的時間段中，是相對完整的結合中國現狀討論民主的時期，那時候的開放令大量了解親歷西方政治的個人可以將第一手的經驗和觀察帶回國。直至1989年無論是寫傳單還是寫雜誌的人，很多都是民主牆時期的人。包括方勵之、劉賓雁的文章都可以在當時的民刊上找到。「當時在大學中有公開沙龍，宿舍邀請上一代人來討論的並非『民主是什麼』，而是『為什麼中國沒有民主』？」某種意義上可以說89的年輕一代，是78年開放的大環境所孕育的。80年代民主牆曾有人用香菸牌子幽默的做過中國政治問答，「問：中國是個癌症病人，問題出在哪？答曰：『中南海』；問：中國知識分子像什麼？答曰：『駱駝』。」這個問答至今似乎仍然適用。
談及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邵江顯示出了與他沉鬱形象頗為不相符的激越。「89年以後，中共唯一達成的當年學生的『七條要求』，就是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到現在大學就是被中共『買斷了』，只剩下（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等幾個知識分子站出來說話。」89年之後中共吸取教訓，用經濟利益「收買」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換取他們在政治上的緘默。「89年就是一場大肅清，把中國最有才華的一批知識分子清走了。這一代只剩下了平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