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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痛的十萬青年十萬軍

—抗日戰爭中國弱於日本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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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18事變之後,國民政府著手準備全面抗日,為此制定了國家計劃「指導大綱」,但面對步步逼近的全面戰爭,依然困難重重,其中最尖銳的問題是,中日之間力量對比差距實在巨大,僅僅就軍隊而言,就決非在數年之內可以拉近。

中日之間的海軍根本無法匹比,作為一個幾乎完全暴露、無法藏掖的軍種,中國海軍一遇開戰必然徹底毀滅,別無出路(具體可參見顧則徐《淞滬會戰時期悲壯的中國海軍》)。

中日之間空軍也是根本無法對抗,中國全部飛機僅及日本海軍擁有飛機數量的10%左右,不過空軍在當時是一個可以在內陸藏掖的軍種,所以也就可以獲取蘇聯、西方支援並向他們採購,以勉強彌補巨大差距。

中國主要賴以跟日本對抗的是陸軍,在中國不得不放棄海岸帶的必然局面下,在國民政府不願意投降的前提下,中國進行抗戰的決定性力量只能是陸軍。但是,中國陸軍的狀況同樣可悲,而且是全面落後:編制、訓練、裝備、後勤、指揮等等,與日軍比較都屬於上一個時代的軍隊。今人甚至可能難以想像,在質量根本無法對等的情況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陸軍實質上的兵力數量也不如島國日本。

我為什麼要說「實質」呢?中、日戰爭是現代戰爭,儘管當時中國人口大約有4.5億人,日本人口約為0.65億人,但可以適合現代戰爭的人口質量卻不同,中國可以適合這種戰爭的人口數量反而遠遠少於日本,並不能夠跟日本相比。

抗日戰爭爆發時,蔣介石為國民政府大本營大元帥,參謀總長為何應欽,副總長為白崇禧。所以何應欽、白崇禧二人對中日軍力進行的比較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兩人在中日軍力比較上結論近似(就中國而言,此處「軍力」可以理解為陸軍兵力),所以不妨就以何應欽的說法為例(見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金文圖書有限公司,1982年。P18-22。):

【日本】:總兵力448.1萬人。其中:現役兵38萬人,預備役兵73.8萬人,後備役兵87.9萬人,第一補充兵157.9萬人,第二補充兵90.5萬人。其中戰鬥兵可以有199.7萬人。

【中國】:陸軍現役兵170萬餘人,壯丁訓練陸續約100萬人(1936年前後),學校軍訓完成預備役17,490人,候補軍官888人(1936年前後)。

就中國兵力不如日本的直接原因來說,上述何應欽的中日兵力比較已經說明,儘管從現役兵力而言,中國多於日本——「170萬餘人:38萬人」,但是,由於中國沒有實行現代兵役制度,即使將水平很低的壯丁訓練計入,可以擁有的總兵力也遠落後於日本,僅為約「272萬人:448.1萬人」。

日本可以形成的戰鬥兵為199.7萬人,對比中國現役兵170萬餘人,似乎超出並不多,其實不然,當時中國軍隊由於必須承擔後方治安、交通、後勤甚至地方管理等職能,現役兵一般僅可以有30%投入前線作戰,實際可以使用的有效作戰兵力僅約50-60萬人而已,假如竭盡全力投入50%作戰,也只有85萬人,如果打光了,也就意味著什麼都沒有了。

中日全面戰爭前期,日本一個師團約為1.7萬人左右,中國一個師的兵力參差不齊,少者僅有三、四千人,完整建制在1-1.5萬人之間,但按照戰力,對付日軍一個師團,中國需要使用10-15個完整的步兵師才可能占有優勢。如果以此計算,中國兵力簡直可以稱之為了「渺小」。蔣介石國民政府之所以能堅持抗戰,並非在於兵力,而是在於前所未有的意志力及地理優勢而已。

儘管中國從清末時候就開始努力建立新式的兵役制度,國民政府甚至制定了義務兵役法規,但實際上始終沒有能夠得到全面實行,中國軍隊主要採用的還是募兵制。甚至可以說,當時連真正的募兵制也沒有能夠實行。

從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之後,中國內戰幾乎沒有間歇,其實,打來打去不過就是那麼些人,「當兵吃糧」,士兵和低級軍官今天在這個部隊當兵領餉,明天被俘虜或投降後,再繼續在昨天還是對手的部隊當兵領餉。所謂打仗,除少數屬於硬仗外,多數不過就是仗著氣勢衝來涌去,對老百姓是英雄,戰場上一見苗頭不對就拔退逃跑,不少士兵甚至逃也懶得逃,直接在原地舉手繳槍,然後在新的部隊繼續領餉。

中國總兵力從清末不到100萬人到抗戰前增長一倍,除作為基本人員的「老兵油子」外,主要是靠土匪、流民和拉壯丁加入軍隊。這種狀況除了不斷增加「老兵油子」,並不能提高多少軍隊質量。而且,新增兵員很難適合現代戰爭。比如,1933年長城抗戰喜峰口戰役,宋哲元第29軍趙登禹旅3月11日偷襲日軍,近身用大刀與日軍作戰,這種故事儘管感人,十分英勇,但終究是種悲哀。靠大刀片子最多只能取得個別戰鬥勝利,在絕大多數情形下是無效的,從戰役角度戰勝日軍則更加不可能。高歌「大刀向日本鬼子頭上砍去」,不過就是鼓舞士氣、民氣的手段而已,到了戰場上基本無用。

那麼,作為人口大國的中國,連總兵力也無法跟日本相比,難道僅僅是兵役制度問題嗎?換句話說,為什麼從清末至1936年前,中國就沒有有效地實行現代兵役制度呢?其中當然有種種形勢的原因,但是,從根子上講,其間並非沒有可以實行現代兵役制度的時機。而阻礙其實行的原因之一,就是基礎教育實在落後。

兵役制誠然是解決兵員的制度,但是,現代兵役制度並非簡單與人口有關係。由於必須從屬於現代戰爭,因此,現代兵役制就與一個國家的基礎教育有著密切關係,也就是說,現代兵役制度與基礎教育密不可分,基本兵員必須要從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人口中招收,以保證可以獲取合格的兵員。正是在這一點上,導致了國民政府在進行全面抗戰時,連國家總兵員都無法跟人口較少的島國日本比。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空前重視教育,尤其注重作為義務教育的基礎教育。日本早在1915年男童入學率就達到了98.9%,女童入學率達到98%,1920年初等教育六年制學校兒童入學率已達99.3%。(參見滕大春主編:《外國教育通史(第五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P477。)

中國則不然,儘管清末以後日益重視基礎教育,但這種重視不過是口號強於行動,政府財政始終沒有向教育進行鮮明傾斜。日本在1920年左右所達到的基礎教育入學率,在中國不過是最近二十年依靠民眾自己分擔費用才達到。簡而言之,中國百年來基礎教育達到日本百年前水平,主要依靠的並非政府推行,而是民眾自身對教育的重視,孩子讀書總費用在家庭支出中基本占大頭,而政府主要出力的是口號與鼓勵政策。

基礎教育如果基本普及,在抗戰前人口平均年齡較低情況下,在校小學生數量占總人口比例應在20%左右。1919年8月-1920年7月,國民小學生數、高小學生數總計5,722,213人(見周予同:《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版,P140。),僅為總人口1%強而已。可見1920年前後,中國普及教育之落後。黃炎培1919年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一文中感嘆:「依民國成立以來歷年學生數之進步……則百人中亦僅得二人耳!夫苟教育漸幾於普及,則在校學生數至少當占總人口20%,不且將待之百年耶?」(舒新城輯:《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中、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P367。)他這意思,是按照中國基礎教育的增長率,估計需要100年才能實現普及,才能達到當時日本已經達到的水平。

由於基礎普及教育極其落後,因此中國軍隊士兵基本是文盲,一方面使用的武器落後(就個別軍隊而言,步、機槍未必比日本落後,但中國整體屬於雜牌軍,武器來源五花八門,不能配套,維修、後勤難以為繼),一方面又無法充分發揮現有武器的效能,從而軍隊戰力十分低下。軍隊戰力越低,就越需要數量以彌補質量,從而造成惡性循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儘管努力執行現代兵役制度,但並不能真正執行,結果大量拉壯丁,表面上擁有的兵員數量越來越多,實際則導致民怨,農村勞力發生短缺,軍隊質量難以提高,只能將越來越多的文盲驅趕上戰場,用血肉之軀對抗日軍的有效攻擊。

進入抗日戰爭後期的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的提出,曾感動無數中國人。這一口號,是國民政府為動員10萬青年從軍而提出。儘管「國統區」被嚴重壓縮,但畢竟仍然擁有2.5億左右人口,難道動員10萬青年很困難?非也。此青年非彼青年,「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青年」,是具有中學或至少高小畢業的「知識青年」。

當時,中國需要組建派往緬甸、印度作戰的遠征軍,這支軍隊需要掌握現代武器並適應新式戰術,兵員必須是具有一定知識的青年,因此,這對加入盟軍協同作戰陣列,同時基礎教育非常落後的中方來說,就成了必須舉國大動員的困難事件。「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人程度,與中國的虛弱恰是正比,口號越感人,越表明中國嚴重缺乏適合現代戰爭的兵力資源。直到五十年代,高小畢業生還屬於「知識分子」,因此,十萬青年組建的遠征軍,在中國屬於從未有過的精英武裝。

戊戌變法時期,翰林王照是康、梁同黨,他積極主張普及教育。他曾對康有為說:「我看只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一天的改變,再行新政。」康有為回答:「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的及?」王照後來終於因為意見不合,而與康、梁分道揚鑣。他在1930年時曾比較中、日教育,感嘆道:「迄今32年矣,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王照:《小航文存、方家園雜詠紀事》。寧河王氏水東草堂刊本,1930年。P511。)意思是從他主張普及教育有32年了,中國已經比日本更加落後,當初說「來不及」,幻想一下子解決問題,結果反而浪費了32年。

王照認為解決中國落後問題一在普及教育,二在議會民主,兩者不可缺一。他晚年為中國當政者喜歡急功近利而非常悲痛,他說:「治本之道,專在普及教育。收效固遲,而舉辦宜急。孟子苟為不蓄終身不得之言,最為痛切。政治家往往但計本身當國速見之功,不肯費全力以貽他年之效,自前清大老(佬),以及民國偉人,同此心理。」(同前,P510-511。)

王照終身以推廣普及教育為志行。1901年李鴻章尚未去世前,流亡日本的王照秘密回國後拜見李鴻章,試圖向他建言推行普及教育。由於王照是著名的康、梁同黨人物,李鴻章不便於見面,就讓認識王照的親信幕僚于式枚接待。于式枚說:「足下從海外歸來,定抱救國策略,願聞其一。」王照向他介紹了中日基礎教育差距,建議朝廷不要光注意眼前問題,應該把中國基礎教育立即提上議程,切實普及,並且介紹了自己發明的便於普及識字的注音字母。于式枚很不高興,以為王照看不起他,不是李鴻章本人接待就用空談跟他糊弄。于式枚說:「這不像老前輩的雅言。老前輩必有雄謀碩畫,不屑對我們這般小角色說出來吧。」王照辭門而去,感嘆于式枚「不懂人話」。(同前,P316-317。)

儘管王照為中國普及教育的進步嘔心瀝血,但直到他1933年去世前,中國基礎教育還是遠不能達到他心目所希望的接近日本水平,這使他非常悲憤、哀怨。中國普及教育的落後,終於在抗日戰爭中顯現出嚴重後果。實際上,上述何應欽的中日兵力對比,已經鮮明地映襯出了王照1930年「迄今32年矣」之感傷。——比起日本符合現代戰爭的龐大後備兵役數量,中國僅由學校軍訓完成預備役17,490人、候補軍官888人,其微不足道實在是滴血般慘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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