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伊犁一個美麗的山村——曲魯海鄉，離伊寧市大約30公里左右。
我出生的年代正好是中國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末期，「文化大革命」的星星之火正準備燎原之時；等我稍微懂事時，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了其轟轟烈烈、到處煽風點火的高潮期；因而，可以說「非常不幸運的」，文化大革命也給我留下了一點難忘的印象。
那印象里，最深刻的是「燒書」或曰「焚書」。
記得那是一個夏季的晚上，由阿克木別克·霍加（Hekimbek Hoja）的夏季官邸改造的公社大院裡，像一座山一樣，堆滿了從鄉里維吾爾、哈薩克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家裡收繳來的中亞老突厥文的各類書籍，有《古蘭經》、《古蘭經注釋》、《聖訓》以及其他宗教書籍和印刷於蘇聯中亞的歷史文化、小說等類書；大多數都是大部頭的、厚厚的書；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的書！
書要燒，讀書的人也要批判；凡是家裡搜出了書的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都被拉來，沿著書山圍成了半圓，他們胸前都掛著大牌子，被要求低頭站在書堆邊；爺爺和他的朋友、花白鬍鬚的伊斯拉弗拉·大毛拉（Israpul Damollam）站在一起。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全鄉唯一的漢人、公社李書記喊叫了一陣後，民兵在書山上撒上汽油之後，將點燃的火柴一扔，「轟「的一聲書山就點燃了；熊熊燃燒大火中，有人開始喊口號並打罵胸前掛著牌子的那些維吾爾、哈薩克精英，也包括我爺爺；我含著淚水望著顫顫巍巍站著的爺爺，心裡極為難受。
突然，一個正揪著伊斯拉弗拉·大毛拉的鬍子、打罵他的民兵，不知用什麼點燃了大毛拉花白的鬍鬚，「嘶」的一聲，立即，空氣瀰漫著一股糊味兒。
人群出現了騷動，大喇叭里開始要求大家回家，說是批判大會結束了；我和只比我大幾歲的叔叔一起一步一回頭的看著熊熊火光中搖搖晃晃站著的爺爺，一萬個不情願的回到了家；我們想等爺爺回家，但睡眠征服了我們，也不知道爺爺是幾點回到家的。
那個晚上，爺爺大概是因為不留長鬍子而倖免於難；而伊斯拉弗拉大毛拉，據爺爺說，當晚被民兵押解到縣裡去了，再後來聽說他被判刑了；後來，我也只是在八十年代見過他一面，人已非常老，弓著腰、拄著拐杖勉強能走一兩步。
那次燒書之後，本來就沒有書店的曲魯海鄉，家家除了紅寶書之外，就只剩滿篇毛主席像的教科書了，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書籍；似乎，人們忘記了書。讀書的人，也因抓的抓、殺的殺，也沒剩幾個。
爺爺大概是屬於鄉里有先見之明的幾個精英之一，他很早就把他大部分的書都給藏起來了；那些大部頭的書，爺爺用布裹嚴實之後，埋到了果園牆角；其他一些書，爺爺藏到放農具、家什乾果的儲藏室里；因而爺爺的藏書，大都數倖免於難；但他還是非常小心，那時，我一直也沒有搞清除爺爺的書到底是藏在什麼地方了。
春、夏、秋三季，爺爺一般是坐在果園角落一棵大梨樹下的木床上讀書；爺爺的書都是一些書皮、書頁都發黃了的、大部頭的書；每次有人來訪，一進院子，奶奶就會要我通知爺爺有人進來，爺爺一看到我，就會把書收起來，藏到床底，或枕頭下面。冬天，爺爺一般是等夜深人靜之後，再把窗戶用棉被捂嚴實，等我們都入睡後，再在煤油燈下讀書。
我有時半夜醒來，會發現爺爺在讀書，在讀那些大部頭的、發黃了的書。
有時，爺爺會給我和叔叔講一些歷史故事，歷史人物；現在想一想，大都是有關中亞那些新式教學（Jediddizm）倡導民族復興先驅的故事；記憶中有伊斯馬伊利·嘎斯普阿里（Ismayil Gharsipali）、加茹拉耶夫（Jarula）、穆薩巴耶夫（Musabay）、阿布都卡地爾·大毛拉（Abduqadir Damollam）、艾力汗·圖熱（Ilhan Torem）、阿合買提江·卡斯木（Ehmet Ependim）、麥斯武德·瑟比爾（Mesud Ependi）等中亞突厥各民族精英；偶爾，爺爺也會教我們背誦《古蘭經》經文和古典維吾爾詩詞。
每次我問爺爺他那些傳奇故事、歷史軼事都是從哪裡來的時候，爺爺都會鄭重的告訴我：「書，孩子，都是從書里來的；好好學習，多讀書，走更遠，開闊你的眼界；你的父母上學讀書，走出曲魯海鄉到了哈密，你要超過他們，比他們走得更遠；你的世界肯定會比我們的更寬廣，一定要好好讀書。」
我喜歡讀書、嗜書如命的習慣養成，說是因了爺爺的影響，既不是誇張，也不是虛構。我第一次聽說列寧、史達林、第二次世界大戰、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三區革命），也都是自爺爺聽來的；教科書里學到的只有一個毛澤東和林彪。林彪出事後，教科書還被老師們拿去將有林彪那一頁用漿糊給粘起來了，這樣，就只剩一個毛澤東了。
爺爺講述的那些歷史故事、歷史人物的趣聞軼事激發了我對讀書、學習的欲望。
我上鄉小學之後，在要儘快讀懂爺爺書本之渴望激發下，經過努力，我很快就學會了維吾爾新文字的讀、寫；但卻很失望的發現，我還是讀不懂爺爺的書；因為爺爺的書，是當時中亞通用突厥文的，而且大多是在現俄羅斯韃靼斯坦的喀山印刷的，或是1944年「三區革命」（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時期，在伊寧市印刷的；對爺爺的書而言，我仍然是個文盲。
後來我來到哈密，進入哈密鐵路第一小學學習；經過半年極為艱苦的努力，由完全不懂漢語，到能跟上班裡的同學，再躍居為班裡前幾名。漢語，為我開啟了另一扇讀書的大門，我開始如饑似渴的讀漢語書。
漢語書，是從讀浩然的《金光大道》開始的，然後在哈密市發現了一個租書店，開始了一天兩分錢租書讀的少年時代。為了省下錢讀更多的書，我白天讀、晚上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讀，還幾次被父親發現訓斥。我開始接觸當時被禁的小說《播火記》、《紅岩》、《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等。
記得第一次看到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當時也不知道巴金是誰，只是想要租來讀，向櫃檯後的女士遞過去書名條子，那位女士看看書名，然後看著我說道：「哎呀，你一個小孩子看這書，不合適呀。」當時我羞紅了臉，書也沒有借就走了。
上初中時，開始了所謂的「改革開放」，鐵路上也開始給「文化大革命」時期學習新維吾爾文字的維吾爾職工開掃盲班；那正好是假期，老師又是父親的一位好朋友，所以我就找他問我能不能參加掃盲班一塊兒學習剛恢復的維吾爾老文字；老師高興的說：「只要你願意來，我任何時候都歡迎你、孩子！」
就這樣，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我又學會了維吾爾老文字的讀、寫；立即，我開始了對維吾爾語書籍的如饑似渴的閱讀。這，不僅為我開啟了讀書了解世界的另一扇大門，同時也使得我得一機會重新認識我的民族及其古老的歷史、文化、傳統，並為我人生至今的為維吾爾人鼓與呼事業，打下了堅實的維吾爾人文基礎。
當時，維吾爾人，正在其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阿布都熱依木·武鐵庫爾、圖爾貢·阿力馬斯、阿布都拉·塔里布、佐爾東·沙比爾、阿伊賢姆·柯伊姆等帶領下，正在由昏昏沉睡到甦醒，由甦醒走向民族復興。
維吾爾語新書大量出版，尤其是有關維吾爾近代史的歷史小說一本接一本；《抹不去的足跡》、《甦醒了的大地》、《足跡》、《激流漩渦》、《探索》等等；中亞突厥文古籍也被整理以現代維吾爾語出版，阿布都熱依木·尼扎熱的《艾里甫與賽乃木》、《熱比婭與賽義德》，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語大辭典》、玉素甫哈斯哈吉普的《福樂智慧》；包括波斯詩人薩迪·舍拉茲的《玫瑰園》、《薔薇園》，費爾達維斯的《列王紀》等古典名著；我開始夜以繼日的大量閱讀這些書籍，以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源泉。
記得為了買到一本作家卡哈爾的《滾滾的伊犁河》歷史小說，我還曾專程坐一晚上的火車去了一趟烏魯木齊。在烏魯木齊通過叔叔的關係買到了一本《滾滾的伊犁河》之後，激動異常；未等到家，我在回家的火車上一晚未睡讀完了那本書。
《滾滾的伊犁河》，因為是當時第一本寫「三區革命」的書，且版量有限，不僅在維吾爾人中轟動一時，出現了洛陽紙貴現象；而且可能也使政府審查者的神經緊張；很快，這本書就沒有了，也沒有再版。
再後來，上大學了，大連理工大學圖書館成了我最喜歡去的地方，開始讀更多的書，尤其是伴隨當時的相對寬鬆，在大學裡開始大量閱讀一些有英文翻譯、其他地方難於找到的有關突厥-伊斯蘭歷史文化的書；同時也大量閱讀羅素、費爾巴哈、斯賓諾莎、弗羅伊德、韋伯等西方哲學家、社會學家的書籍；也開始閱讀一些對蘇俄及共產主義頗有微詞西方學者的書，對馬列共產主義的質疑也開始越來越強烈。
大學畢業，回到石河子當老師了，要讀的書更多了。這期間，石河子、烏魯木齊都開始出現了一些維吾爾人、回族人、漢人開的私人書店。經常買書和老闆熟悉了以後，每次到書店，老闆自己就開始悄悄告訴我，他有一些禁書；這樣我讀到了圖爾貢·阿力馬斯的《匈奴簡史》、《維吾爾古典文學》等維吾爾被禁書本；買到了很多寧夏、甘肅各地出版的中文伊斯蘭書籍，如陳克禮的《塔志（聖訓）》、馬堅的《回教真相》、馬注的《清真指南》等；也幸運的讀到了《山坳上的中國》、《雪白血紅》、《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中文禁書；這些禁書儘管很貴，但使我眼界更開闊。
圖爾貢·阿力馬斯的《維吾爾人》一書，出版不久就被禁了。政府的禁令，等於是為《維吾爾人》一書做了最大的廣告；一時，烏魯木齊又出現了洛陽紙貴現象，愛書的維吾爾人到處打聽哪裡能找到《維吾爾人》。
在沒有維吾爾語書店石河子的我，更是不知道該怎麼才能搞到《維吾爾人》；在我幾乎要放棄時，一天，一位在石河子醫學院教英語的美國朋友托馬斯來找我，他說他向國外郵寄《維吾爾人》一書被郵局拒絕了；我一聽心裡暗自高興，問他準備怎麼辦，他說沒有辦法了。我說：「托馬斯，既然你寄不出去了，能否把書賣給我？」托馬斯看看我，拿出《維吾爾人》對我說：「好吧，伊利夏提，我們是朋友，我當禮物送給你。」我高興的抱著書跳起來了。
我不僅自己讀書，而且也教育兒子讀書；慢慢的，在我影響下，兒子也開始嗜書如命。當時因為工資不高，買書錢有限，對一般書籍閱讀，我不得不依賴石河子唯一的、藏書有限的市圖書館；在借閱當中我發現市圖書館還有兒童閱覽部分，這樣我就給兒子也辦了一個市圖書館的借閱證；兒子到學校給同學和老師講了他在市圖書館辦借書證的事。
記得學期末，我去參加兒子家長會。那天，班主任老師當著全班學生及家長的面說：「我們班唯一一個維族學生，在他父親的幫助下辦了市圖書館的借書證，你們知道嗎？他可是一個維族學生啊，你們呢，哪位辦借書證了？沒有吧？還不如一個維族！」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是該高興呢、還是生氣；班主任看似在讚美，但仔細琢磨，話裡有話。
後來，因為民族壓迫、政治迫害，我不得不倉促離家出走，淪落異國他鄉，但無論走到哪裡，我還是繼續買書、讀書。但臨走之前，又經歷了一次禁書；佐爾東·沙比爾描寫三區革命前後背景的歷史小說《家園》三部曲，出版發行不久，就被查禁；又是洛陽紙貴。好在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經驗，所以書一出版，就通過書店的朋友把書買回了家。
在馬來西亞時，吉隆玻雙子塔四層有一家書店，也有中文書籍。那家書店是我在國外接觸的第一家書店；裡面各類書籍的豐富多彩，是我意想不到的；我如獲至寶，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那家書店的書極其昂貴；所以，我基本上在書店裡讀，不買；好在國外書店就是不買書，也不趕人；我有時一坐一天。
記得當一本有關切·格瓦拉生平的英文書到該書店時，我因對格瓦拉的興趣，特別想買那本書，但又因為當時的經濟困境，不得不每天下班到書店讀。
一位認識不久的美國黑人朋友在書店裡遇到了我，看到坐在地上拿著電子詞典正在讀書的我，他好奇的問我是哪一本書使我如此著迷，當我告訴他是有關格瓦拉的，我特別喜歡，但書太貴，所以就每天來書店讀，他笑著說：「佩服你，伊利夏提！」
書店要關門了，我戀戀不捨把書放下走到門口，驚訝的看到那位美國黑人朋友就站在書店門口，手裡還拿著一本《切·格瓦拉生平》。他走過來，對我說：「伊利夏提，我很高興認識你，作為朋友，這是我送你的一點小禮物，請你接受。」我含著眼淚接受了這珍貴的禮物，嘴裡喃喃細語「謝謝、謝謝。」
來到美國後，發現這裡不僅書便宜，而且什麼書都能找得到；與中國最大的不同是，這裡沒有禁書；我找到了一直想讀一讀的，包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賽義德·庫土布的《路標》等在中國想都不敢想的書。
我又開始從新建立並擴充我的家庭小圖書館；一邊不停地自亞馬遜、二手書店購買各類感興趣的書籍，收集任何有關維吾爾人的歷史文化地理書籍；還通過朋友將留在了石河子的一些維吾爾文、中文書籍帶出來了；當然，那些被中共禁了的書一本都未能帶出來。在馬來西亞搜集的中英文書籍，本來就隨身帶過來了的。
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就如維吾爾人十二屬相的輪迴；燒書、禁書，在我進入我爺爺當年目睹他的藏書被焚燒年齡的今天，我又手揣維吾爾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中共禁書名單，又在目睹維吾爾人書籍再一次被禁、被焚燒；目睹維吾爾知識精英再一次被強制失蹤、抓捕；再一次見證維吾爾文化、歷史、傳統、信仰被摧殘。
似乎，對維吾爾人而言，近代的歷史在不停地原地打轉；黑暗，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似乎看不到一點光亮！但是，我讀過的那些維吾爾、中西方思想先賢的書明確告訴我：焚書、燒書、禁書，都無法阻擋真理和思想的自由傳播，也不可能改變歷史的真相；黑暗不可能永遠，黑暗之後必然是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