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去了趟大陸，見了一些朋友，發覺大陸近年因為高壓管治、箝制言論自由，人民的精神空虛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筆者這次去的地方是杭州，以前習大大做過省委書記的地方。作為寫作者，每次出行習慣帶幾本自己的著作贈送師友，偶爾也幫人帶幾本書。
記得有次，筆者帶了幾本「禁書」，包括中大出版社《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海關職員不懂判斷，叫來領導過目。那位領導翻看筆者帶的書後，說了一句：「中大這幾年出了不少好書，沒有問題，走吧。」由此可見，這位領導自己也會看這類書籍，且能分辨出版社。因此，筆者對杭州海關的印象向來不錯。
萬萬沒想到，這次筆者只帶了自己寫的書，卻被扣查了。可能正值六四30周年前夕，風聲鶴唳，海關人員甚至問筆者：「你是不是來參加什麼聚會的？」
和筆者的書同時被扣查的，有一批走私象牙。在這個國家，違禁書籍和走私象牙一樣「有價值」，也算「欣慰」吧？而最諷刺的是，筆者抵杭當天恰好是4月23日所謂「世界讀書日」，城市偶爾還能看到鼓勵市民閱讀的宣傳廣告。
接下來幾天見的朋友形形色色，有傳媒界的、文化界的，還有體制內的。聊天的總體氛圍，都覺得現在這個世道，只能選擇閉嘴，埋頭賺錢。
其實從幾年前開始，大陸傳媒界、文化界的朋友，都紛紛下海投身創業大潮。由於過去幾年創業環境還不錯，如果趕上網際網路經濟等風口，或者抓住買賣房產等良機，一些人的日子是過得不錯的。有位朋友，坐擁杭城三套物業，價值2,000多萬。還有一位朋友，創業新媒體公司，有幾十名員工，前景頗好。更有一位朋友，現在則是管理50多億人民幣資產的知名投資人。
文化人即便有錢了，也不會打扮得珠光寶氣。把酒言歡，多是性情中人。酒過三巡，朋友俯首耳語道：「現在真是沒意思呀！」然後，便開始憶往昔。
十餘年前，微博時代，雖然大家的錢沒多少，但是媒體的影響力還在。那時可以說是「公知」的「黃金歲月」，大事小情，用轉發和「圍觀」就能造起聲勢，公權力會有幾分畏懼。後來，「公知」被批倒批臭，維權律師相繼被捕，連筆者早已不太使用的微博帳號，去年也莫名其妙被銷號。種種現實，令本來還有幾分理想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漸漸選擇不再發聲，明哲保身。
私下的討論還是有的，只不過也變得越來越危險。央視前主持人畢福劍，因為在酒桌上唱小曲諷刺毛澤東，結果整個人就被和諧了。在今次飯局上，一位體制內的朋友可能酒喝得多了點，說了些「出格」的話，然後他跟眾人說：「我剛才說的這些話，你們誰要是錄了音，就能拿去賣錢。」何故？現在「發動人民鬥人民」，單位、學校，乃至私下聚會，只要能提供「反動言論」證據者，都是可以舉報領賞的。監控至此，誰還敢說真心話？能不說違心話已屬可貴。
行文至此，又想起數月前在南昌的飯局。當時有幾位央企高層在座，筆者第一次知道近年央企開始大搞「批鬥會」。形式是這樣的：每逢年終舉辦，各人都要上台作批評，先是自我批評，然後批評別人。批評不准流於表面，不能說「領導太辛苦不注意身體」之類明貶暗褒的話，必須擺事實講道理，反省到內心深處。不知不覺，這些頗有文革色彩的事情在大陸已經蔚然成風。
體制內的朋友曾語重心長地跟筆者說：「現在能做的，就是保護好朋友。」
中國的現況，用萬馬齊喑來形容最恰當不過。大環境已經極差，中國人現在除了賺錢、消費、投資，似乎已無其他可以安慰心靈的方法了。中國人似行屍走肉，每天刷抖音看搞笑視頻，生活在毫無意義的「歡樂」里。
有些人在移民，但說到底，只要自己的國家不太壞，誰會主動背井離鄉呢？
「愛國」並沒有什麼光榮的，不像某些建制派說的是什麼「高尚美德」，它本是人的基本感情之一，根本毋須歌頌。反而是，倘若中國的國民不愛國了，統治者真該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到底是什麼，讓這基本感情都泯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