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9日安門廣場鎮壓後，人們攀上的廢棄的坦克
1989年6月北京城的腥風血雨，將一批知識分子和廣場學生打向天涯。三十年來，他們一直在異國他鄉思考和奮鬥。「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祖國」是他們的真實心態，不過當年那場運動悲慘結局以及中國發展之道路，仍然是他們放不下的心結。一批過來人談他們的六四觀和世界觀。
1989年6月5日軍事鎮壓一天之後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軍人和坦克
1989年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北京發生了軍隊動用坦克機槍鎮壓示威者慘案，傷亡慘重，史稱「六四事件」。槍響後，隨之而來的通緝令和殘酷政治現實,迫使一些學生領袖和被當局認為是八九民運幕後黑手的知識分子流亡海外，其中就有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長嚴家祺。
流亡美國的中國政治學者嚴家祺和葛培理牧師，攝於1988年
嚴家祺去國前就在中國政治圈頗有名氣：他是文革後恢復社科院政治學所後的首任所長，他和妻子高皋共同撰寫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了100萬冊，是在大陸改革開放氣氛濃厚領導開明情況下得以出版的，如今已成絕響。他積極參與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並很早就提出了要「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還在總書記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了兩年（1986-1987）。他在當年5月學生在廣場靜坐示威絕食中充當了勸說者和調停人。
六四槍響，嚴家祺在香港自由民主派幫助下流亡法國後來到了美國。如今，嚴家祺在華盛頓郊區馬里蘭居住，在六四30年之際和美國之音記者有一次對話。
記者問他：「六四鎮壓和今天中國之崛起有什麼關聯？六四鎮壓後，中共強硬派占了上風，整個政治經濟局面左轉，若不是鄧92年到南方講話，是不是整個國情加上人們的思維方式，又回到了文革之前？三十年，中國從開發中國家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六四」和中國今天經濟發展有何種因果關係？」
嚴家祺：中國高速發展不是新鮮事
嚴家祺認為，中國今天的高速發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他說：「中國今天發生的事，其他國家早有類似現象發生」。他說，聖經說日光下沒有新事。法國19世紀80年代走向民主前，也是在專制政治下經濟的大發展的時期，當時法國也成為世界名列前茅的大經濟體。他說：法國經濟發展與19世紀當時共產主義剛剛產生還沒有力量、與當時正在西歐發生的工業革命有關；中國經濟發展與六四大屠殺導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的衰亡、與網際網路的大發展、經濟全球化、全球信息革命有根本關係。
對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深入研究的嚴家祺，對中共最高當局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方式和手段，提出了批評：「資本主義的弊病要用資本主義手段，也就是經濟手段克服。中國今天要消除社會經濟中弊病，用政治手段解決，加劇了社會矛盾。」他說：如果說中國有什麼「新特色」，那就是用一黨專政代替了歷史上的君主專制，今天中國的現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黨專政下的「老資本主義」。今日歐美資本主義克服了「老資本主義」的許多弊病，但今天中國資本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孳生的資本主義。他說：「習近平企圖回復到毛澤東時代，是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這要分析馬克思主義為什麼在20世紀經歷了興起和衰亡。」
早在1979年就主張「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嚴家祺進一步批評了習近平：六四不恢復真相，中國就沒有正義。只要看一看一個心中沒有正義、是非觀念的人的行為，與有正義觀念的人的行為有什麼區別，就可以知道今天中國會怎麼樣，「習近平去年修改憲法，企圖恢復最高權力終身制，就是按現在憲法，最高國家行政權屬於國務院，習近平作為國家元首，也沒有最高國家行政權，他是明目張胆的違反憲法，中國怎麼可能建立法治？」
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博士如今是主辦智庫的學者，他也談到了六四鎮壓和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1989年鎮壓之後，在李鵬的主導下，整個政治經濟發展確實有向後倒退的趨勢。鄧小平的南巡，也確實扭轉了這個發展方向，重新確立了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路線上來。
中國方面對鄧小平南方講話給予高度評價。中國媒體說,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並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通稱南方談話。鄧小平紀念網發表陳炎兵、何五星的文章說：「講話針對人們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慮，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從中國實際出發，站在時代的高度，深刻地總結了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提出了新觀點，講出了新思路，開創了新視野，有了重大新突破，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文章說，鄧小平這個重要講話，「不僅標誌著繼毛澤東思想之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偉大歷史性飛躍的思想結晶——鄧小平理論的最終成熟和形成；而且也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它說，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對中國90年代的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對21世紀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仍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王丹：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不是鄧小平功勞
王丹說：「但我並不認為這是鄧小平的功勞」。因為，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之間，由於政治高壓和經濟上對民營經濟的打擊，再加上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中國的經濟危機已經十分嚴重。GDP已經呈現負成長的態勢。鄧小平被迫以退休老人的身份，南巡到深圳挑戰北京，正是因為看到了這樣的危機已經威脅到了共產黨的統治。
六四鎮壓一年半後也就是1992年初，卸掉所有官職的鄧小平以退休老人身份坐專列到深圳等南方城市視察，發表了一些講話，強調發展經濟追趕亞洲四小龍並說：「誰不改革誰下台」被解讀為劍指江澤民和李鵬。中國稱這是鄧小平南方講話，外界稱鄧南巡。
六四鎮壓後在通緝名單上排第一的王丹說，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南巡，中國不是回到文革或改革前的問題，而是政權還能不能維持下去的問題。「鄧小平南巡，現在被解讀為所謂的『堅持改革開放』並得到正面評價是錯誤的，事實是，鄧更在乎的不是改革開放，而是政權的穩定。他經歷過文革，深深知道在六四失去合法性之後，經濟如果崩盤，人民的不滿會再度爆發。」
王軍濤是1976年民運（四五運動）和1989年民運（八九民運）的積極參加者，當時他是研究社會的學者和新聞工作者（經濟學周報副總編）。但是，六四鎮壓後被打成六四動亂的黑手，遭到通緝於1990年被捕，後被判刑13年。1994年，被從獄中直接「流放」美國，到現在已經25年了。王軍濤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師從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現在是專職民運活動家。
王軍濤：六四前後發展速度無明顯不同
在六四30周年之際，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經濟發展並不是六四鎮壓的結果，因為六四之前與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的發展速度並沒什麼顯著差別。但人們分享發展的果實和機會在這兩個時期有很大差異。「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來自經濟改革帶來的活力，這個速度自70年代末就開始了。1989年鎮壓曾帶來兩年的低速。鄧南巡講話後重啟高速。1989年後的發展速度並不高於1989前的速度。」
王軍濤談到了八九前後也就是鄧南方講話前後中國社會發展模式之不同：「89前後的發展模式雖然都是以發展為中心，但政府的作用不一樣。89前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黨政分開、政經分開、政企分開，小政府大社會，政府不直接進入發展。89後政府強勢介入經濟發展，舉債大興基礎建設投資，房地產和金融投機過度發展，為今後危機甚至災難埋下隱患。」
1976年，年僅17歲的王軍濤就捲入了中國政治鬥爭，他參加了紀念周恩來的活動，被當成幕後黑手被捕坐牢大半年，打倒「四人幫」之後於11月24日獲釋。14年後的那一天，四處躲藏的王軍濤在南方被抓，這次是因為八九民運，當局指控他是「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坐牢三年多後，王軍濤被釋放到美國。
他說,在2010年之後，中國經濟是逐年下行，「中國經濟速度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後，逐年下降。主要是政府感到前些年舉債導致的危機需要軟著陸。這就是習近平經濟思路的出發點。三去一補會降下速度，這是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創造新的動力。」
電視片《河殤》總撰稿蘇曉康也談到了他的六四30周年觀感及六四和今天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蘇曉康：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代價太大
去國30年的蘇曉康說，中國經濟起飛的最大秘訣，是廉價勞力優勢，這是一個「六四紅利」。他認為，1992年開始的中國市場化，是撇開所有制改革，先用國家權力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農村則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後，任憑公開瓜分，接著就是「圈地運動」——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交易雙方討價還價權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部分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部分人降低「費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度洛陽紙貴的電視片《河殤》作者蘇曉康說：「這一切國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殺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線」。
蘇曉康還批評了六四後西方世界對中共的綏靖政策。他說，六四屠殺後，美國為了中國市場而繼續迎奉中共，老布希總統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柯林頓總統接納中國進 WTO，所以「中國奇蹟」是西方與中共集權制度的一個合謀結果，中共從六四危機中存活下來並升級為超強集權，並威脅國際社會，西方自己也要負責任。
中國作家蘇曉康說,中國所謂「經濟起飛」對於中國自身，是摧毀性的，它在價值和生態兩個層面，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坊間直說「斷子絕孫」的發展模式。環境代價今天已成不爭事實，大半個中國沉淪於重度霧霾，中共為挽救他們的江山，不惜毀掉中華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氣、江河統統污染了，國人的癌症發病率急劇上升，民間哀慟「國在山河破」。
流亡作家蘇曉康說,六四後中國的經濟高增長率，帶來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他援引地理生物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話說，中國百分之十的年增長率「各種環境問題皆導致巨大的經濟代價、社會衝突和健康問題，其中某一個單項都足以引起中國人的嚴重關切。但是以中國巨大的人口、經濟和區域，其環境問題勢必不止是個國內事務，而將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與中國分享一個星球、一個海洋、一個大氣層的皆將漸次受到影響，亦即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將全球化。」
李恆青：六四鎮壓帶來的惡果
1989年參加了天安門運動的積極分子李恆青，如今是美國的經濟學者。他在六四30周年之際對美國之音說,「六四」屠殺是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道路上無法忘記的創傷，是歷史的傷口。執政當局用機槍和坦克殺戮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不僅僅積累了仇恨，也使中共背上了更沉重的血債。
他說：「鄧小平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鎮壓的決定將自己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他深知為了能給中共續命，必須要發展經濟。因此才有了南巡，才有了『不改革就下台』的講話。」
李恆青說，然而，六四屠殺在中共官員心中築起了一個又一個小天安門，那就是「有反對的聲音就堅決鎮壓」。這才是六四後三十年的紅色恐怖——暴力維穩。官員們一方面追求GDP數字，一方面強化維穩體制。搞得沒人敢提意見，唯長官意志是從，這才會有中國經濟的野蠻發展，掠奪性地開發自然資源，污染了大地、河流和空氣，製造出無法消化的過剩的產能，和貧富差距極端化的仇恨，等等。當下的中國是一個畸形的社會。這也正是六四屠殺帶來的惡果。
鮑彤：六四不是過去噩夢而是現實存在
在六四30周年之際，身在北京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先生也發表了感言，他在給香港民主派集會一份書面發言稿中說：「六四不是過去的噩夢，而是一系列現實的存在：一個大『天安門事件』和其後千千萬萬個『小天安門事件』的總和」。「中國人民的集體維權行動，幾乎沒有不遭國家暴力鎮壓的」。「公民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信仰權、言論權、集會結社權和遊行示威權都被黨國沒收了」。
鮑彤說：六四=逆黨者亡。自己人先富起來=順黨者昌。這一昌一亡，支配著當今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政府姓黨，軍隊姓黨，科學姓黨，高科技姓黨，宗教姓黨，藝術姓黨，發財姓黨，娛樂姓黨，教育姓黨，傳媒姓黨，監控姓黨，······簡言之，一切領域無不姓黨。
鮑彤曾是1089年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的秘書兼政治局常委秘書，六四後趙紫陽被軟禁，鮑彤則失去自由入獄多年。他在六四30周年之際發表書面感言說：「中共的一手是『六四鎮壓異己，坦克加衝鋒鎗』，另一手是『自己人』發大財。如今『聽黨話跟黨走』，融匯貫通了鄧小平當年『四項基本原則』的全部。這本是毛澤東的初心，問題是毛澤東做不到。『餵胡羅卜，當然遠不如讓他們發大財』，讓社會財富潮水般朝『自己人』轉移。中共認為，『兩手鐵硬，天下歸心』」。
胡平解讀六四和發展相互關係
胡平雖然「六四」鎮壓時已經身在海外，但仍然被列為「異類」而不許回國。去國三十多年的學者胡平認為，六四30周年談六四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胡平曾發表文章（如何解讀中國之崛起）說,當年，中國發生過規模浩大的八九民運，有數以千萬計的民眾參與了這場運動。後來運動遭到鎮壓，緊接著是蘇聯東歐巨變，國際共產主義土崩瓦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
胡平在2017年說,那時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認為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歷史上最輝煌的勝利，而且會取得進一步的勝利。中共這樣的專制政權，不會有太多的日子。可是28年之後，我們看見，這個世界變得跟當時人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中共專制政權不僅沒有倒台，反而變得比以前更加強大。
異議作家胡平說，與此同時，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倒出現了種種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整個世界的一個巨大變化。我們每一個人，就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目睹了一個空前的巨大變化、逆轉。」
胡平說，在二三十年前，自由、民主取得的勝利是沒有先例的，但二三十年後，情況居然成了這個樣子。胡平還認為，研究這段歷史，對人類的前途、命運是至關重要的。
胡平認為，說到六四後中國的崛起，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民的普遍期望值提高了，「人的情況越有改善，就越有進一步改善的願望。」用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話來說，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候，不是它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試圖改革的時候。因為改革本身，使它的弱點顯露於天下，改革本身會釋放出一些原來被壓制的力量，所以反而會促成它的滅亡。這是一個一般性的規律。
北大哲學系碩士胡平說,這裡還有另外一個特殊的原因：「對於共產國家而言，且不談它的政治改革，只是它的經濟改革，就意味著要改掉社會主義，恢復被打倒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共產國家搞改革，哪怕是只限於經濟領域，它也是一種自掘墳墓。它的改革本身，就是對共產黨的革命，以及對共產主義的革命，所造成的共產黨專政的一個釜底抽薪的自我否定。以至於後來朝野上下都有這麼一種願望，就是不僅在經濟上恢復資本主義，在政治上也要回到民主憲政的道路上來。」
胡平說,於是，在我們眼前出現了一種最詭異的情況，共產黨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成了最大的地主和資本家。共產黨當年是以革命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私產，建立起名義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後來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屬於少數共產黨員自己的私產。前面是以私充公，後面是化公為私，前三十年搶劫，後三十年分贓。
流亡美國的異議作家胡平說,這種過程，從道義上來講，無疑是最無恥最惡劣的。但從經濟上來講，這種做法反而卻是最有效的。因為如前所講，它避免了大眾私有化造成的資產零碎化所帶來的問題。它使得大資本進一步到位地從所謂的全民的手中集中到了少數權貴的手中，就完成了資本主義的變化。
第一部全方位描寫回顧那段厚重歷史的書籍《八九民運史》作者陳小雅談到了在中國經濟崛起和在中國從事民主活動的艱難。她在接受法國廣播電台採訪時候說：「我認為民主的進程和經濟或GDP掛鈎，一定要有社會組織的生長和理性的增強，或者說社會的自發育程度的提高。」
八九民運史觀
北京作家陳小雅說，現在，海外的人權組織，各種各樣的國際基金會似乎都很期待，全球都在期待這個小雞快點而破殼而出，但是這個小雞不知是不是自身有病還是雞蛋本身並不是受精卵根本孵不出雞來？她說：「我觀察到的是，外邊很熱，但裡邊並沒有想像的那種熱度，也沒有組織化這些東西，非常非常困難。「
設在美國的公民力量負責人楊建利博士，為陳小雅《八九民運史》新書發布說：「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是中國歷史的重要一環，是中國當代社會的重要轉折點，卻也是歷史研究中和文學創作中最為薄弱的部分，這與八九民運波瀾壯闊的規模是極不相稱的。令人欣慰的是，無論是當年的參與者還是今天的好奇者，無論在朝還是在野，都可以通過這兩本書獲得不可或缺的寶貴信息，提升我們對那段歷史和當今中國的認識。在六四屠殺三十周年到來之際，《八九民運史》和《愛爾鎮書生》的出版給更多人以八九民運的現場感，讓我們回溯歷史，思考未來」
唐元雋：六四同政治腐敗
1989年在長春參加民主運動的唐元雋六四30周年之際（博訊網）發表文章說，六四慘案不同於天災，它的後果幾乎無法補救。這就是慘案過後，人民的政治自由被大大收緊，政治改革變得遙遙無期。三十年來，一方面是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則是政治上的高壓管制，自由的批評，監督的機制被幾乎徹底湮滅，整個中國經濟發展但政治落後，全社會在追逐金錢，道德信仰趨於崩潰。這是政治腐敗，人心淪落的局面下畸形的發展。
唐元雋是長春工人，因組織遊行，在民運遭到鎮壓後被判刑20年，後改判8年於1997年獲得假釋。在2002年，他乘船偷渡台灣跳水游泳到金門大膽島，再到台灣，最後來到美國，得到政治庇護。紐約時報記者希爾格斯（Lauren Hilgers）曾採訪唐元雋等流亡人士並寫成書。希爾格斯援引唐元雋的話說，新流亡者的軌跡往往遵循一個特定弧線：「第一年，你敢說，話很大膽。第二年，都是廢話。第三年，你沒話可說。」不過，唐元雋六四30周年的這篇文章相關內容，顯然和他自己的這番話有所矛盾。
流亡者何以為家
流亡美國的嚴家祺等一大批知識分子、學生領袖，三十年來基本都被卡住不得回中國。北京對這批人的態度是：想回國？先檢討認罪再說。這就把許多不願低頭的流亡者擋在了國門之外。這批流亡知識分子，不少人曾因家庭緣故申請回去，但如果不認罪悔罪一般都被拒絕了。
王軍濤去國25年，除去短期在紐西蘭大學當博士後，其餘時間，都在美國做研究和策劃參與各種活動。他說，他也想回國，但當局不讓：「我想回國，一直要求回國；為此在海外『自廢武功』十多年，讀書做學者。直到2004年我被誣陷為台諜支持台獨，我還希望努力。2007年我父親病危，我家人申請被拒，我才意識到他們不會讓我回國。」
王軍濤援引當局的話說：「對我的原則很簡單，放在國內危害小就放在國內，放在國外危害小就放在國外。他們覺得我在海外當學者既符合我的利益也讓他們安穩，希望我繼續留在海外。我意識到，如果我做學者就永遠不能回國餞行使命了。於是，我放棄兩個offer（其中一個是前港督、時任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提供的機會），毅然決然地重做職業革命家。」
王丹也是三十年來，中國國門緊閉，不得而歸。蘇曉康也是，去國之後，再也沒有機會回到故土。嚴家祺也一樣，三十年來再無踏步中國。作家胡平並無遭到通緝，但由於其在海外異議運動中的位置，他一直不得回到中國。李恆青一直到2015年親人去世才得到批准得以回國奔喪。
活到老學到老
他們努力活到老學到老。嚴家祺說，為了理解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近10年來用了很多時間學習經濟學和金融學。他寫了一本近300頁的書，還在訂正修改中。書名《全球金融恆等式》。在政治學方面，去年用2個月寫出一本《國家首腦終身制》近300頁，一家外國出版社已在去年8月簽訂出版合同。
陳小雅：國門難邁
北京政治學者陳小雅則是被禁止再出國門。她在六四30周年之際對美國之音說，本來她之前是可以出境的，但近來，上面突然卡住她不讓出境了：「現在，應親戚朋友邀請，東住住、西住住。不讓出國，就只好在國內走走。」
六四30年來，之前的二十多年，陳小雅都可以出境，她去了歐洲和美國等許多地方，當局並無為難她。美國新世紀網說，2018年夏天，陳小雅曾到美國旅遊一個多月，回去也沒事。但是，實際上她早被有關部門盯上。2019年1月11日，她參加旅遊團到越南旅行，在邊境被攔了下來，說奉命阻止她出國，因為出去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危險。從這次和邊境官員交流和實際遭遇她才得知，就是因為這趟美國之行，她才被列入了黑名單。
陳小雅1982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六四時，她是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員，六四後因為撰寫《八九民運史》和政治觀點立場被下崗。1996年，她在台灣出版《八九民運史》，後來繼續補充最後擴為三卷《八九民運史》，136萬字，2016年4月開始在亞馬遜上銷售。
流亡幸福觀
對於要在美國「告老還鄉」「葉落歸根」的異議人士來說，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祖國。對流亡者「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評價，嚴家祺自有其看法，他談到了他的幸福觀：「幸福是過有意義的生活，生活的意義有千百種，各人不同。幸福有三大基礎，一是良好的生活環境；二是純樸的人際關係；三是情感的自然表達。」
有此三點，夫復何求，嚴家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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