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的入黨
形勢逼人，連一向保守的楊虎城都這樣，早在6月就決定跟紅軍一起乾的張學良就更不用說了。
6月30日，中共派駐張學良身邊的代表劉鼎突然密電中共中央，其實最關鍵的只有一句話：張學良申請加入中共。對這份電報，中共中央非常重視。次日，中央即在陝北安塞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專題研究了張學良的入黨申請。會議中，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同意將張學良作為「特殊黨員」接納，認為此舉對聯合東北軍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最終中共決定允許張學良入黨。同時也接受了張學良心腹67軍軍長王以哲的入黨申請。
由於接收張學良加入中共事關重大，而中共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麼重要的決定，必須經過蘇聯的批准。故7月2日，由當時黨的負責人洛甫（張聞天）致電共產國際，請求對此事的具體指示。張聞天當天的電報上即有：「我黨擬許其（張學良）入黨」等語句。
之後，1936年8月9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4人聯名給張學良寫一封長信，談了17個問題。信中開頭就稱『李宜同志』，李宜是張學良與紅軍聯繫的化名。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與張學良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計8條。這封信里稱張學良為同志，稱楊虎城卻沒有稱同志。
同志的稱呼是什麼意思，大家都知道。當時只有除了國民黨員內部，共產黨員內部，軍統中統特務內部會互稱同志，其他是不會稱為同志的。在之前寫給張學良的信都稱為先生或者將軍，從無稱過同志。
但共產國際方面的態度很微妙，在多次研究以後，共產國際在1個多月的8月15日後，回電報導：「關於你們申請張學良入黨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心，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必須保持同張學良的接觸……但是，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軍閥集團(即兩廣事變)失敗之後，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最終共產國際的結論為：不允許張學良入黨。
話雖如此，但目前對張學良是否入黨的問題，學術上仍有較大爭論。而爭論關鍵在於相關資料的解密問題。
俄羅斯方面已經解密了他們的資料，當年共產國際已經明確拒絕了張學良的申請，因為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一向反蘇，甚至出動部隊查抄了蘇聯駐北平的大使館，絞死了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李大釗。而張學良自己在中東鐵路事變中查抄了哈爾濱的蘇聯辦事處，並且將東北境內的中東鐵路蘇聯員工全部武裝驅逐出境，雙方由此開戰，各傷亡數千人。加上蘇聯支持蔣介石，馮玉祥，盛世才等中國實力派都沒有好結果，蘇聯認為對這些新軍閥都不能給予信任！所以拒絕張學良入黨，在蘇聯看來是完全正確的。
但關鍵是蘇聯拒絕張學良入黨，中共方面就沒有同意張學良的入黨嗎？在這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中共就沒有任何舉動？難道張學良不是特別黨員嗎？
什麼是特別黨員？張聞天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凡黨員處於特別地位，而不過一般黨的組織生活者，謂之特別黨員。從這段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特別黨員是指那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擔負特別的工作任務而受到特別管理的黨員。
特別黨員通常都具有特別的社會身份，主要是當時社會的中上層或其社會地位與中上層有聯繫。特別黨員的入黨介紹人往往由黨的中高級領導人擔任，常常需要黨中央批准。
對特別黨員的管理也很特殊。當時中央組織部曾規定：一切有上層地位的黨員，應該由適當高級黨委直接管理。一不編入支部，二是由高級別的負責同志與之個別聯繫。這是為特別黨員的身份保密。特別黨員的黨員身份不僅對黨外保密，即使在黨內也只有很少幾個人知情。
如楊虎城的心腹部將趙壽山1942年由毛澤東批准入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都不知道這情況。另外如國防部作戰次長劉裴（桂系著名軍事家），作戰廳長郭汝瑰（民國著名軍事家），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吉鴻昌，他們也是潛伏在國民政府內的特殊黨員，而他們身份也根本沒有人知道。吉鴻昌如果不是在死前高喊我就是共產黨員，誰又會知道這回事情。郭汝瑰如果不是在1949年率領國民黨72軍在四川宜賓叛共，誰知道他是中共黨員。至於劉斐更是厲害，他應該早在1920年就入黨，之後潛伏了29年之久，不但騙了蔣介石，連一手提拔他的白崇禧都被騙了。直到今天劉的身份還是秘密，無法確定他如何入黨的。而劉斐和郭汝瑰的地位非常特殊，他們幾乎了解國軍全部軍事作戰計劃。劉郭兩人合作，將內戰中國府國防部制定的所有軍事計劃全部交給毛澤東，甚至文件還沒有發到國軍將領手中，毛澤東就已經先得到了。這也導致了國軍在內戰中的一再慘敗！
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張學良是中共特殊黨員，也是最為機密的大事。這種事也必定只有毛周等高級領導知道，或者就是當時張學良身邊最親密的共產黨員，如葉劍英，劉鼎，宋黎等人才會知道，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西安事變後中，張學良被軟禁長達70年之久，期間算是生不如死（張學良在回憶錄中寫到，其實他這一輩子就活到35歲，也就是西安事變之前）。中共方面雖然曾經希望釋放張，但最終沒有成功。如果有明確資料證明張學良是中共黨員，那麼中共無疑於見死不救，犧牲了盟友成全了自己（周恩來曾經說過對不起張學良這個朋友），政治上會遭受很大的問題。
而如果蔣介石可以證明張學良是共產黨員，國民黨方面就會很輕易的證明西安事變就是中共策劃的陰謀，也可以解釋西安事變並非因為國府的無能，而是中共的狡猾。
另外，共產國際雖然做出明確答覆，但中共有無將共產國際的消息明確通知張學良，這也是個秘密。要知道現在對比電報可以知道，自1936年初中共秘密與張學良接觸後，就常常有選擇地將共產國際的電告內容轉告張，甚至到西安事變之後也是這樣。這些目前為止都沒有可靠的解密資料。所以，這方面的求證是非常困難的，恐怕也這幾十年內也不會有相關資料解密。
但最近一些其他資料似乎改變了以往的看法，中共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東北軍將領閻寶航之子，閻寶航是張學良的好友）在張學良的葬禮上曾經和張的心腹將領之一，後來為解放軍鐵道兵司令的呂正操將軍（呂在東北軍中擔任過張學良的副官，同張非常親近）有過對話。呂正操將軍明確說：張漢公是共產黨員。
閻明復在中央統戰部工作時，主持東北軍黨史整理編輯的宋黎（擔任過張學良秘書的共產黨員，學運領袖）曾對他說過，當時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中，知道張學良是黨員這件事的毛澤東、周恩來、李克農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葉劍英同志（葉劍英當時為駐張學良處的中共代表）。宋黎曾經就這件事去訪問過葉帥，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覆。宋黎把他和葉劍英談話的內容紀錄下來，裝進一個信封，放在保險箱裡。宋黎說，等我死後再拿出來交給中央。閻明復問他：為什麼現在不報告中央呢？宋黎說：現在張漢公還健在，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他，他是中共黨員的事絕對不能傳出去。
話雖如此，目前宋黎，葉劍英，張學良都已經去世，這份文件並沒有公布。
其實就目前國內情況來說，對待抗戰，文革，三年饑荒這類世界早已定論的事情仍然不能證實，怎麼可能去顛覆西安事變這類嚴重的問題。即使有這份文件，就現在來說也根本不可能公布。
現在已經得到證實的為，80年代葉劍英將軍肯定東北軍67軍軍長王以哲為中共黨員，他同張學良都在6月提出申請，由周恩來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組織部在1985年公布了干審字460號檔案，檔案中可以查閱到共產黨員王以哲的入黨手續）。由於此事非常機密，連當時在東北軍活動的共產黨員基本都不知道王以哲已經入黨這個情況，就更不用說張學良入黨的問題。作為一個東北軍軍長的王以哲入黨的事實，直到王在西安事變時被殺的50年後才解密。如果張學良本人是黨員，至今不能解密也是必然的。
而且如果當時只批准了王以哲的申請，卻不批准張學良，會對張有多大的打擊？這無非是暗示蘇聯和中共不信任張學良。張之所以敢於反蔣，無非第一得到中共願意和他合作，第二得到蘇聯願意援助支持他的承諾。如果沒有蘇聯援助的肯定，沒有中共願意軍事合作的肯定，張學良單純聯合楊虎城反蔣同聚眾集體自殺沒有任何區別。
事實證明，在西安事變中，張楊捉蔣以後，蘇聯拒絕援助張楊，中共也不願意出兵。張楊雖然抓了蔣介石，但在僅僅二周內迅速垮台。張楊先後被捕，一個被殺一個被終生囚禁，東北軍和西北軍很快被瓦解，兩個軍事團體就此消亡，這可謂對張楊最壞的結局。
拒絕入黨就是共產國際對張學良的不認可，這點稍微有點智商的人都會知道。這種情況下，張就是再傻，會毫無顧忌的冒著這麼巨大的危險捉蔣嗎？如果說蘇聯認為張學良是軍閥靠不住，那張的部下王以哲軍長難道就不是軍閥？
有些人說，中共曾經第一次拒絕張學良入黨，是因為如果張學良入黨，只是爭取了一個人，對全局不利。但中共為什麼在幾十天以後張學良第二次申請的時候，卻同意了張學良的申請？當時情況有絲毫變化沒有？
所以有很多東西是無法經得起推敲的。
目前尚不能肯定張學良就是共產黨員。但即使張就是共產黨員，他畢竟還是東北軍的領袖，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為第一位。以他之後的作為，他也沒有像彭德懷，賀龍那樣把整個部隊拉走成為紅軍。
所以張學良入黨的目的，和當年楊虎城兩次申請入黨如出一轍，也就是想徹底獲得中共的支持，從而獲得蘇聯的徹底支持，和新疆王盛世才入黨的目的一樣。
蘇聯對中國軍閥雖然顧忌，但對中共的援助一向不遺餘力。遠的不說，9月11日，共產國際即欲從外蒙古提供給中共第一批物資，包括1.5到2萬支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彈藥，足可以把現在陝北3萬紅軍全部武器換一遍。後又準備通過新疆向中共提供一批1160噸箱裝貨物（用蘇聯卡車運輸的話，需要近500輛），200萬盧布和35萬美元的現金，15萬美元用於採購飛機的撥款和484名相關的專業軍人，可見數量之多。
而蘇聯對於後來成為蘇聯共產黨員的盛世才也給予大量軍事援助，僅在1933年12月就援助給盛世才300萬盧布的軍火，其中包括30架飛機（包含機組人員）、機槍、步槍、通訊器材等軍火和戰時物資。1935年8月，蘇聯向新疆省政府提供500萬金盧布的借款，用以戰後恢復和發展生產，以及償付蘇聯軍火款。1937年1月，蘇聯又向盛世才提供250萬金盧布的借款。
就之後的行為來看，張也好，盛也好，一個是身邊不明的中共黨員，一個是確實的蘇共黨員，但都並非真正以共產黨員自居。
中共和國府的談判
張楊迫於形勢先後作出了這樣的行動，中共方面也在積極活動。此時中共情況很不妙，他在陝北的部隊有三萬人，但僅有一萬支步槍，彈藥方面雖經張學良大力支持，但終究無力進行一到二次大規模戰役。
蔣介石解決兩廣事變以後，迅速調轉約30萬大軍北上，加上原本在西北的約10萬中央軍，中央軍總數可能達到40萬人。這些部隊都是中央軍的主力部隊，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早在長征期間，薛岳領導9萬多中央軍，一路擊敗數量多達8萬多人的紅軍，將其從江西中央蘇區打到陝北蘇區。一路上紅軍損失了接近10萬人（沿途招兵），最終僅剩下約6000到7000人到達陝北。一路上，薛岳中央軍僅在第二次遵義戰役被林彪出奇兵擊敗一次，損失也不過只有幾千人，其他和紅軍的交手都是完全獲勝。當時中央軍不過9萬多人，而現在中央軍數量多了4倍。紅軍數量卻只有中央蘇區的三分之一，此消彼長，將來作戰結果可想而知。
除此以外，陝北雖然遍布溝壑，是防禦的好地方，但如果蔣介石繼續採用步步推進，層層緊逼的戰略，紅軍就無法集中兵力打伏擊戰，自己的優勢無法展現，很難獲得決定性勝利。
另外，即使沒有中央軍的進攻，紅軍在陝北生存也非常困難。此時紅軍有3萬多人，而陝北整個蘇區人口僅有40萬，地廣人稀。當時陝北很多村鎮只有十幾戶人，一個縣城只相當於江西的一個鎮子大小。就算是在延西公路這樣的大路邊，也是經常走上幾十里沒有一戶人家。
而在四川被擊敗的紅四方面軍4萬多人和長征而來的紅二六軍團1萬人，可能在幾個月後到達陝北。這兩支部隊都是新敗之師，戰鬥力虛弱，在短時間內無法起到什麼作用。而一旦他們到達陝北蘇區，紅軍總數就達到8萬多人，相當於蘇區每4個老百姓要養活一個紅軍士兵，這在自己也經常遭遇饑荒的陝北人民來說，根本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之後的抗戰，也大約100個老百姓養活一個抗戰國軍士兵，就這樣也是非常困難的。所以紅軍處在這種絕境下，除了軍事上奮力自保以外，也在尋求其他方式解決。
早在1935年蔣介石就希望蘇聯壓制中共和談，合法解決中共武裝。雙方在蘇聯和南京多次接觸，但在1936年初談崩，蘇聯表示不願意壓制中共談判，蔣介石憤怒的撤回正在談判的駐蘇聯武官鄧文儀。與此同時，國民政府方面在國內也跟中共搭上了頭。
1月，中統陳立夫部下曾養甫（美國匹茲堡大學工學碩士，他和中共北方局有些秘密關係）聯絡上中共地下組織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呂振羽，張子華。國民黨提出三個要點：1.中共協助國民政府聯蘇；2.紅軍改編，蘇維埃改制。3.幫助國民政府先統一，然後抗日。
這也是國民政府之後和中共談判的基本點，一直沒有變過。
由於周小舟他們不過是北方局，只是中共一個支部，不可能做如此決定性的談判。所以國府安排共產黨員董健吾，張子華兩人趕赴蘇區談判（董張兩人無法進入蘇區，只好拜見張學良，由此被張發現蔣介石在和中共談判）。他們此次帶去幾點交換條件，如果中共同意收編，國府可以不進攻紅軍，之後一致抗日，釋放政治犯。
2月份董健吾他們趕到蘇區時，毛周對國府的收編要求有明確認識：無非是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軌道，在共赴國難口號下節制紅軍，最終將其瓦解。
他們回復為，如果國府同意以下要求可以考慮談判。這些條件包括：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容許紅軍迅速集中河北，準備抗日。釋放政治犯，開放政治自由；內政經濟上必須改革。
可見，中共提出條件和國府的要求相差很遠。
其後，3月，蘇聯正式和外蒙古簽訂武裝協定，也就是和外蒙古建立軍事聯盟，由此違背了之前和中華民國的約定，也是蘇聯占領外蒙，分裂中國的最好註解。蔣介石再次勃然大怒，由此基本停止和蘇聯的談判。
這邊直到4月底5月初，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等人再次和國府談判，提出希望國府停止在山西對紅軍的進攻。
國府這邊在5月15日再次提出了幾點要求，其中要求紅軍將主力部隊集中起來，趕赴察哈爾綏遠邊境靠近外蒙一側駐紮，國內其他零散部隊向國府投降。國府可以改組，加入抗日人士；和日本正式宣戰以後，給予紅軍正式編制，一起抗日；希望紅軍領袖來南京談判，同時幫助國府聯合蘇聯。
可以說，此次國府提出的要求更為實際，也非常中肯。其中將紅軍移駐綏遠察哈爾靠外蒙邊境，表面上對紅軍有明顯好處，也就是紅軍可以得到蘇聯的軍援。
但察哈爾北部東部已經為日軍控制，而日軍扶持偽軍準備進攻綏遠。紅軍駐紮在察綏就必然要和日偽衝突，這樣蘇聯如果支持紅軍，就必然和日本反目，對中國有利。如果蘇聯不支持紅軍，那麼紅軍荒涼的察綏邊境自然無法擴大，不被日偽消滅也會始終保持小規模，不會對國府再造成威脅，對國府非常有利。
此次談判意圖傳到陝北蘇區的時候，正好是兩廣事變開始，中共覺得情況一切大好，所以對這個建議不感興趣。毛澤東甚至直接說出：滿紙聯合抗日，其實是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我們導致日蘇戰爭。
所以周小舟在7月再次和曾養甫談判時候，雖然說了很多點，但始終在外圍繞圈。
雙方之後多次聯絡，均沒有達成協議。而最終開始有誠意討論這個問題，則是在11月。
雖然在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3大方面軍會師，全國規模的紅軍長征終於結束。但此時紅軍的情況已經非常危急，中央軍幾十萬主力紛紛準備開入西北。而最可怕的是紅軍準備靠近蘇聯求生的寧夏戰役基本失敗，紅軍剩餘最有戰鬥力的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的5萬大軍在黃河一線，剛渡了一半就被中央軍擊潰。最終只有大約2萬1000多人渡過黃河，剩餘3萬多主力在中央軍的強大攻勢下，被迫回到陝北蘇區。寧夏戰役失敗，就意味紅軍無法得到蘇聯援助。而光靠渡過河的西路軍2萬多主力部隊是無法占領寧夏，也很難穿過青海到達新疆（後西路軍在馬步芳的打擊下全軍覆沒）。由此紅軍第一兵力大減，第二四面都是敵軍，第三試圖獲取蘇聯援助也失敗，按照當時情況是極有可能被中央軍殲滅或者被打出陝北蘇區的。當時紅軍高層已經開始計劃再次放棄陝北蘇區進行長征。
此時的談判才是有實質意義的，由於戰場上的勝利，國府方面此時非常強硬。
11月10日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見到潘漢年的時候，一改之前客氣的態度，對潘提出的中共方面的要求一概不理，還說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陳立夫直接提出蔣介石的條件：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取消；紅軍目前可以保留3000人，師長以上領袖一律出洋，半年後才可錄用；中共的黨和政府幹部可按照適當比例分配到南京政府機關服務。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
如果紅軍按照這些辦了，也就等於比無條件投降好一些。。陳立夫表示以上條件不可以商量，大有中共要麼同意，要麼就武力消滅的勢頭。。潘漢年這位特工大師也不是泛泛之輩，他直接質問陳立夫：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吧？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
陳立夫表示這些條件確實有些苛刻，但目前紅軍處境潘漢年自己知道，他可以和蔣協商，或許將紅軍保留數量增加到1萬人。
後在11月21日，由於王以哲的配合紅軍作戰（王以哲故意不進軍，導致中央軍一部突出），中央軍胡宗南第一軍一部孤軍進入山城堡，遭遇了紅軍數倍主力伏擊，損失了第78師第232旅。
胡宗南趕忙率領第一軍後撤，由此紅軍穩住了陣腳。這時，國府才在談判桌上讓了一步，在11月19日到22日潘漢年和陳立夫的第二次談判中，陳立夫表示同意紅軍數量擴大到3萬人，並且同意留用紅軍軍官繼續指揮部隊，其實也就是不再強調收編紅軍，讓紅軍保留現有部隊。
可以看到，條件有很大的變化，寬鬆了不少。由此可以說，這基本是之後西安事變解決的條款了。
而此時中共已經得知張楊將要扣蔣，形勢會有巨大的扭轉，所以並不看重這個談判，雙方再一次沒有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