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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內幕:鄧小平為何動用十幾個集團軍 關鍵是怕...

後來跟報社的人討論這事兒,我說哪兒用這麼多部隊進來,13個還是16個集團軍,一個天安門需要這麼多人嗎?他們說怕...

最近,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在《紐約時報》公開講敘她在天安門學生運動和「六四」血腥鎮壓中的親身經歷。1989年,她還親歷了拉薩軍事戒嚴這樣具有借鑑意義的事件,也在「六四」之前看到了解放軍內部對北京戒嚴的反對。紐約時報中文網在此節選了部分與江林的訪談。為表述清楚起見,部分內容經過編輯。

89年6月:天安門一片火

問:儘管你在軍隊裡有軍銜、在《解放軍報》有職務,在鎮壓的那天晚上,你和張勝一家人一起穿著便服騎車去了天安門。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的經歷?

答:那時候天安門火光沖天,從午門看過去就一片火,能看到士兵鋼盔的輪廓。

應該11點左右。我們在東華門鎖車的時候,門口看門的大爺就說不要進去了,太危險了,你們快走吧。我們沒理他,還是往裡走,剛走的時候就看到很多外國記者拿著器材,抱著攝影機、照相機,從天安門跑出來。看到我們以後說,不要再往裡走了,太危險了,已經被部隊占領了,你聽現在的槍聲特別密集。我說一定要去。他們剛出了東華門,我們就被藏在這裡的一隊武警截住、包圍了。這些人提前隱蔽在這兒,我們都不知道。

我和張勝是軍人,而且是高級機關的軍人。我是《解放軍報》專門從事突發事件報導的記者,張勝是總參軍訓部戰役局局長,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們包圍了我們,我想肯定進不去了。我說我們現在就出去,「不行,你們出不去了」,上來舉著電警棍就打,我第一次見到電警棍,那時候是第一次裝備這些人,是一萬伏的高壓電警棍。你想它的力量多大,一棍子,打在我後背,電流加上力度。我從這兒就趴在門口兒了,我的記者證放在口袋裡,飛出去沒了。但是如果我們四個人有任何一個人說明自己的身份,都不會挨打,因為我們身份太顯赫了。我們四個人那時候根本沒有商量,沒有一個人說自己的身份。就這麼忍著,直到被打昏在地。

問:然後你進了醫院,後來呢?

答:我在協和醫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種傷員不停地往協和醫院送。我算輕的,被安排在協和醫院體療室,做恢復運動的地方,很大。運動的墊子上都躺著傷員,一條繩子拉著打點滴瓶,人一個挨一個,密密麻麻的。他們問我是哪兒的,我說是記者,哪個報社的,我當時沒說我是《解放軍報》的,我覺得那天的解放軍就是恥辱的代名詞,我脫口而出《人民日報》的,他們說《人民日報》好啊,《人民日報》替老百姓說話,那幾天《人民日報》是講真話的,全是大家愛看的新聞。因為我是「《人民日報》的」,就沒讓我睡那個墊子,安排睡在體療的床上。等到早晨,協和醫院的槍聲特別密集,密集到我覺得軍隊就要開到醫院裡面來了。又送來好多被子彈打傷的,傷員被不停地轉移到別的醫院。

我被轉移到中日友好醫院,我妹夫接我到黃寺的家裡,才知道黃寺的宿舍院兒整個空了,除了家屬和孩子以外,軍人全部不在宿舍,都在辦公室,一待七天不能回家,從來沒有這種先例。三總部裡面唯一在工作的就是楊白冰領導的總政治部,那時候楊白冰是總政的主任,他的哥哥楊尚昆是軍委的常務副主席,所以你想這個屠殺會跟他們兩人沒關係嗎?

後來跟報社的人討論這事兒,我說哪兒用這麼多部隊進來,13個還是16個集團軍,一個天安門需要這麼多人嗎?他們說怕兵變這七個上將在戰爭年代都曾經是這些部隊的直接首長。

問:聽說一個是怕兵變,一個是所有的部隊都參與,誰也逃不開責任的。

答:對,但主要是兵變。

1988年3月,七屆人大會議召開,楊尚昆當選國家主席。圖為楊尚昆參加解放軍空軍代表團討論後,為江林帶去的郵票紀念首日封簽名。人民日報記者攝。

1980年,江林代任總後勤部專職新聞幹部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參觀軍事後勤展覽。江林說,「六四」期間,中共官媒都不讓發聲,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報導都來自戒嚴部隊新聞處,其辦公地點就位於中南海李鵬總理辦公室。

2019年:真話之罪

問:你覺得現在軍隊,還有軍隊出來的人,對待「六四」有你這種態度的多嗎?

答:在外地的人,沒有參加「六四」的人,基本都不了解情況,他們都相信戒嚴部隊新聞處的東西。那些年也「轟轟烈烈」地搞了很多東西,比如十個共和國衛士。一年以後這十個衛士也不提了。可能鄧小平意識到這個問題了,當時在高級機關里,很多人是我這個看法,根本不贊成。

現在我這樣想法的人已經退休了,新的人完全不知道「六四」了,而且他們對「六四」完全就是戒嚴部隊思想,軍隊就應該去鎮壓。2012年左右,有一次碰到張勝,他說,很多人指責他,說那個時候你們是錯誤的,如果沒有「六四」就沒有今天中國的繁榮,這是他們的結論,所以他們認為「六四」是對的,開槍開坦克壓死人都沒有錯,這是他們的觀點。這是現在占據主流的觀點。

1990年,因「六四」期間受傷的真相遭到舉報,江林被總政點名離開軍報。自此,她開始創作《沉澱》。

問:我知道你已經想很久要把這些事情說出來?

答:五年以前我就曾經想過把這本書(《沉澱》,我對「六四」的記錄和兩次失去自由的經歷)出版,有這樣的準備。我覺得作為一個記者,說出知道的真相,這是一個再自然不過和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中國這種環境,講真話反而成了一種罪過。我認為中國再怎麼經濟改革,再怎麼經濟發達,你不講真話,你不讓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個文明社會,仍然還是一個愚昧的社會。文明社會的標誌,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你這麼個國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東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講真話,那是什麼人。沒有說話的自由,永遠進入不了文明社會的行列。

責任編輯: 秦瑞  來源:紐約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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