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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軌:三十年前的長安街上血光與吶喊

—三十年前的長安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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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年前在北京從頭到尾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那場最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當我在網上看到丁子霖在六四失去的兒子的照片時,很多當年發生的事馬上回意起來。我一輩子也不會忘掉那張年輕肅靜的臉。今天把這段我在六四的親身經歷寫出來,用來紀念在那場血腥暴雨中死去的人們。我們的祖國和人民實在是太不幸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最有希望的時刻被槍彈結束在三十年前的那一夜。

一九八九年的四,五月。學生罷課上街,甚至絕食。和平地要求政府對話。加快民主過程,反對貪污腐化。到後來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回應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政府先是以無賴手段推延,進而以戒嚴做答。最後決定派出武裝軍隊進入北京鎮壓。北京的市民,政府員工全都出來支持學生的民主要求。五月底開始為了保護堅持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北京百姓湧上街頭,在長安街上以及各個主要城市入口處攔阻軍車。勸說軍人不要對學生動武。記得在人民大學門口,好多人圍了幾層傾聽學生廣播站的廣播。我在人群里遇到中科院的一個德高望重的老學者。談話中我說了一句「民不畏死」,老先生馬上接道「奈何以死懼之?」。瘦弱的他攥起一支拳頭揮了揮。我們相對一笑。

六月三日那天很熱。到了傍晚,天氣涼快一些。我和妻子騎了一輛自行車。想到天安門廣場去關看一下學生,看一看事態。電台廣播上要求人們不要上街。但是人們並沒加以理會。多日戒嚴,軍隊被阻在各個路口上。形勢看起來處於膠著狀態。我們從海淀過來,一路上到處是表示著對政府的不滿人群。等我二人快到天黑時到了木樨地,那裡人已經非常之多。大家都把自行車停在三里河大街的街中心地帶。我和妻子就步行走向木樨地三里河與西長安街交界處。發現老百姓已經把幾輛公共汽車推翻在路中間。很多軍車停在不遠的地方。待我們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發現街中間人並不多。大部分人都站的比較遠一些。我們兩個走近這些橫在路上的公共汽車,似乎聽到有人叫不要向前走了。待我們抬頭一看。很多軍人頭戴鋼盔,排成幾排,也就在二十米之外正一臉殺氣迎著我們走過來。同時就有催淚彈直接發射到人群里。在催淚彈極為刺鼻的煙霧中,人們四散跑開。我和妻子左躲右跑,最後來到在臨街的柵欄後面不遠,一座住宅樓的前面,大家大多都蹲坐在地上。這時已經是槍聲大作了。人們高聲喊著「不許傷害學生!」,「解放軍不打老百姓!」,「打倒法西斯」。回應人們的口號,我們可以聽見部隊在用更猛烈的槍聲壓制。槍聲一弱下來,人們就又喊起口號。這樣一來一往很長時間,驚心動魄。這時在我前面蹲著的一個穿白襯衫的年輕人忽然仰面躺在地上。我起初沒有在意,以為他想躺下來歇一下。忽然另外一個年輕人喊起來「打死人了!「。等我們把這個年輕人抬起來。發現他雙目緊閉,白色襯衫在右胸口處有一個血點,是胸口中了一槍。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年輕的面容。這就是丁子霖老師的兒子。

等到軍人和軍車強行通過這段長安街以後。我和妻子回到大街上去找我們的自行車。三里河大街上到處是血跡。大家罵聲不停。憤怒已極。有幾位百姓手裡拿著有半尺長的開花彈激動地描述著。等我找到我的自行車的時候,發現自行車的車把手,車身上全部都是血。我的自行車前輪被試圖躲避子彈的人們壓彎,人們說他們根本沒有地方躲。軍人用機槍對著大街上的人群橫掃。人們用口號回應。木樨地三里河大街這裡犧牲的人最多。是我親眼看到的。也是中國近代史最黑暗的一刻的開始。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用血肉之軀來阻止一台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機器對青年學生的鎮壓。北京市民對這個政權最後的希望就這樣破滅了。

看到軍人如此殘暴的行徑。我和妻子決定到天安門廣場去,讓學生們趕緊撤退。我把自行車的前輪板平,雙手粘得都是血,無處擦洗。等我們最後輾轉來到六部口的時候已經後半夜兩點鐘了。了解到軍人已經進了天安門廣場。並從西長安街這裡封鎖住了天安門廣場。六七輛軍車就停在這裡。年輕的軍人坐在車上一言不發。知道軍人是開了一條血路到的廣場,在這裡的人們焦急地圍住軍車。有些哭著,有的大聲勸著車上的軍人不要對學生動手。這時,一輛軍用吉普車。一路開著槍從西邊狂奔過來,卻被停下的軍車擋住,慢了下來。這輛吉普車馬上被憤怒的人群包圍住了。有人喊把車給它推翻了!我正站在這輛吉普車的邊上,馬上車裡的軍人又開了槍。槍就響在我的耳邊。聲音非常大。人群馬上散開。這輛吉普車趁這個機會開足馬力向天安門方向開去。吉普車離開後,我看到有兩個人腿被打中,在地上爬著想站起來。這時我與妻子走散,等我找到她。她正在試圖跟兩個驚慌失措的西方學生解釋什麼。見到我,妻子差點哭出來,以為我也被打死了。

六部口這裡這時相對安靜。可以不時聽見遠處的槍聲和人們的吶喊聲此起彼伏。就在我們懷著焦急憤怒的心情,五點鐘離開六部口不久。有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出到這裡,竟有坦克從後面碾壓,很多名學生死傷。後來回到學校,發現我的一個學生的胳膊被子彈在肩膀處打斷。一個借住過我的宿舍多次的中科院研究生在木樨地被打死。一個同學的讀研究生的弟弟也被打死。北京的六月四日晚,電台已沒有正常廣播。午夜開始,中央廣播電台乾脆放起了《國際歌》。我兩眼含著淚,大聲跟著唱了很久。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從那以後,我決定不再過我自己的生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四日應該是國殤日。

一百年前的五四,同樣是由全民參加,青年學生發動的愛國運動。當時的民國總統能引咎辭職。政府能夠順從民意,拒絕在二十一條上簽字。七十年後的六四,共產黨政府卻用機槍坦克來對抗學生的和平民主訴求。六四運動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政治更加退步,共產黨政府用現代網絡技術來監督每個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維穩」經費早已是國家最高的花費項目。一九八九年在中國是個不存在的一年。六四一詞是在中國網絡上找不到的詞彙。六四後的一代人已對這一段三十年前驚天動地的歷史毫無了解。中共政權成功地把這段歷史在中國抹掉了。悲我中華,悲我十四億中國人只剩下了吃飯喘氣的自由。這也就是中國政府多年來的人權標準。六四以後的中國社會沒有信仰,沒有思想(也不許有),只剩下了以錢來度量一切。

但是物極必反,終會有一天,一個豐碑會為在六四的槍彈下犧牲的年青人們樹立起來。這段被塗抹掉的歷史會被真實地寫到中國的教課書上。十四億中國人民能夠呼吸自由的空氣,能夠說想說的話,能夠干想幹的事。自由是多麼可貴,多麼美好。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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