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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對他開了個大大的玩笑:陳伯達與「文化大革命」

「文革」開始時,陳伯達作為「文革小組」組長,緊跟毛澤東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當屬「江青集團」;但陳伯達後來幡然悔悟,毅然與「文革」極左派分手,與林彪聯手打擊「文革」極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陳伯達歸屬為「林彪集團」,何況毛澤東早就將陳伯達打成「林陳反黨集團」的要員。然而,陳伯達並未參與「林彪集團」的所謂「陰謀」,據此,將陳伯達歸於「林彪集團」也甚為牽強。最後,中共只好把陳伯達這位反江青「文革」極左派的人物硬塞進「江青集團」,如此做為實在是個天大的笑話。

左起:陳伯達,康生,江青,周恩來

陳伯達這個名字與中共的發展史和“文革”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現今40多歲以上者都不會感到陌生。陳伯達在“文革”初期曾被周恩來譽為“我們黨的最好的理論家”,周稱讚陳是“最善於發揮、善於闡明毛澤東思想,使我們得到很多好處”的中共理論權威。[1]陳伯達曾是毛澤東長年的“筆杆子”,“文革”之初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共“九大”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位居第四,其個人政治生涯達到頂峰。然而,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竟然被毛澤東翻手打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隨著林彪的倒台,陳伯達又成為“林陳反黨集團”的要犯。1972年的[中發]25號文件的說法是:“陳伯達長期為劉少奇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出謀劃策……幫助劉少奇篡黨奪權”;陳還夥同林彪“結成以林彪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背著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文革,長期進行地下秘密活動,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陳伯達是反黨亂軍,挑動武鬥的罪魁禍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台,是國內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帝、修、反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然而,中共粉碎“四人幫”後,陳伯達卻在特別法庭上被當作“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被控犯有“積极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和誣告陷害罪”,因此被判刑18年。陳伯達的罪名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治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與時俱進”,以致於達到荒謬可笑的地步。是耶非耶?陳伯達的人生經歷了如此巨大的曲折跌宕,歷史對陳伯達應該作出什麼樣的評價呢?

改革開放迄今已歷30餘年,國內外有關“文革”的研究也積累頗多,但有關陳伯達在“文革”中角色的研究,似乎仍然沒有什麼進展,已有的文字無非是重複官定結論,老調重談。然而,在對陳伯達案的審判上,官定結論幾乎可以說是荒謬之極,漏洞百出,完全經不起任何推敲。由此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歷史學家為什麼不對此案作深入的研究,發掘出歷史的本來面目呢?了解陳伯達在“文革”中的真實角色,不僅可以幫助重新判斷此案,而且有助於深入對“文革”的研究。

一、陳伯達與“文革”運動發起之關係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中共高層官員,陳伯達無可逃避地卷進這一政治鬥爭的漩渦。這場鬥爭之慘烈,時間持續之長,範圍波及之廣,以及影響之深遠,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用“浩劫”一詞來形容毫不為過。陳伯達晚年的悲劇也根源於此,值得人們分析思考。

對於毛澤東為何要發動“文革”以及這場運動的前景為何,規模將有多大,陳伯達在“文革”剛開始時並不甚了解。此時的陳伯達還沉浸於他的“電子中心論”之中,希望借發展電子工業提振中國的工業化。“文革”的爆發打斷了陳伯達的思考,他被動地卷進了“文革”運動。在這方面,有幾件事應予澄清。

其一,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密謀階段,陳伯達被排除在外。當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上發表時,陳並不知到其來由為何。當時負責《紅旗》雜誌的陳伯達還“囑咐過《紅旗》不要轉載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2]於是,《紅旗》雜誌按照陳的意見始終未轉載姚的文章。

其二,當江青策劃“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時,陳並不知情。直到該紀要出籠之後,陳伯達才參與作了一些修改。據參加該紀要起草的劉志堅回憶:“陳伯達到後,江青就主持討論修改問題,並問陳伯達:‘老夫子,叫你寫一下,你寫出來沒有?’陳伯達拿出他寫好的幾張紙,談了修改意見。”[3]這些意見並非陳的發明,不過是體現了毛澤東的意圖。陳伯達回憶說:“我按毛主席的意見,做了些文字修改。這個文件毛主席自己改了幾次,文件反映了毛主席當時的一些思想”。[4]

其三,陳伯達雖參與了“五•一六通知”的文件準備,但這是奉命行事。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要求陳伯達起草這個文件,陳找了王力,參加人還有康生、吳冷西、姚溱。後來,“通知”實際上是由上海的起草小組負責,由江青主持,陳伯達參與。草稿“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張春橋,再交我們討論……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觀點,後來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體字,都是毛主席親筆加的。有些雖然不是黑體字,但問題提得很尖銳的,也是他加的。”[5]陳伯達自己也說:“這個稿子後來在杭州會議期間大部分被毛主席改寫了。”[6]

其四,1966年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決定重新組成“文化革命小組”,陳伯達雖擔任組長,但該機構的實際權力在江青手中。當時,周恩來幾次與陳伯達談話,要求陳伯達出任“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只是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理論家、筆杆子,將毛澤東的話語系統化、理論化乃陳伯達的本行,但陳本人卻缺乏組織和行政能力,不適於做這種工作。陳伯達多次推辭,最後周恩來不得不說:“你還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此後不久,毛澤東回到北京,陳伯達“又向他提出,我是個‘書生’,擔任不了這個職務。毛主席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這樣,我就只好擔任了。”[7]於是,陳伯達不得不服從中共的組織紀律,硬著頭皮接下了這個費力不討好的工作。這個小組名義上在政治局常委管轄之下,實際上只對毛澤東一人負責。從這個小組的組成即可看出毛澤東的真實用意:“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是江青、張春橋,顧問是康生;“文革小組”的組長既要有一定的地位,又不能喧賓奪主、剛愎自用,攪了毛澤東安排江青施展拳腳的舞台、腳本,所以,陳伯達名為組長,但起主導作用的卻是副組長江青。也難怪陳伯達後來自嘲,自己不過就是個“小小老百姓”、“劉盆子”而已。

從“文革”發起過程的實情來看,陳伯達原本並不屬於毛澤東和江青特別屬意的那個上海文人小圈子,只是受命參與了一些有關文件的後期製作。陳伯達既非“文革”的主導者,也未發揮關鍵的無可替代的作用。作為中共中央的理論權威和“筆杆子”,陳伯達實際上是勉為其難地卷進這場運動之中,被毛澤東所利用,由此欲罷不能、越陷越深。

二、“文革”前期陳伯達的一些主要活動

究竟陳伯達在“文革”前期中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後來對他政治定罪所使用的理由是否都正當,這是官史學者往往竭力迴避的問題,而本文則試圖通過回顧“文革”前期一系列事件中陳伯達的所作所為,來分析究竟應當如何客觀地認識陳伯達的“罪責”。

1.“文革”初期的《人民日報》奪權事件

“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權”,是“文革”早期最重要的一項任務,而掌握輿論工具更是“奪權”的重中之重。1980年底“四人幫”和林彪集團的“兩案”審判中,陳伯達的一項重要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指的就是“文革”初期陳伯達於1966年5月31日率領工作組進入《人民日報》奪權和6月1日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炎黃春秋》2006年第6期發表的余煥椿的“陳伯達是怎樣在人民日報奪權的”一文,依然重複官方老調,將陳伯達當時的作為視為陳的個人行動,聲稱“一夜之間《人民日報》便落入陳伯達之手,成為中央文革呼風喚雨、製造混亂和草菅人命的工具”。這一說法顯然是背離歷史事實、有失公正的。

事實上,“奪權”的精神來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剛剛通過的“五•一六通知”,而派人到《人民日報》奪權則源於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三個政治局常委的決定。5月30日,劉、周、鄧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說明向《人民日報》派遣工作組的必要性。信中說:“兩個月來,《人民日報》的威信大大下降,對黨和國家造成不利的影響。由於報社編委會不能改變現在的局面,許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組去。我們今日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的直接領導下,掌握報紙每天的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在京工作組人員擬於5月31日即進報社工作。”毛當天批示:“同意這樣做。”[8]

5月31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的工作組全體會議上,鄧小平講了話,批評《人民日報》跟不上中央的步調,許多重大問題都是《解放軍報》先報道云云。然後,鄧宣布向《人民日報》派工作組,由陳伯達負責,並對該報的工作作了具體指示。[9]顯然,陳伯達到《人民日報》的所為,不過就是執行劉、周、鄧三人的決策而已。後來官方評介這段歷史時,居然置歷史事實和因果關係於不顧,將所謂的“奪權”罪責栽到陳伯達一個人頭上。

至於《人民日報》被奪權後發表的那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事前雖來不及報送遠在杭州的毛澤東過目,但都送給在京的幾位政治局常委審閱,他們均未提出任何異議。這表明,劉、周、鄧等人對此社論都持贊同態度。實際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早被中共領導人們多次使用,並非陳伯達的獨創。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在評論此事時指出:“周恩來還在公眾場合兩次以肯定的語氣提到這篇社論。”[10]如果說安排《人民日報》的奪權和發表這篇社論屬於“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那麼,毛、劉、周、鄧等幾人決定奪權,劉、周、鄧批准發表此社論,難道不更應被追究此罪?當然了,中共的喉舌們和當年負責“兩案”的特別法庭審案者,也不過是奉命患“選擇性失憶症”罷了。

2.“文革”初期撤銷“工作組”

“文革”初期,由於大專院校的學生率先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一時間全國上下一片混亂。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按中共慣用的辦法,派出工作組,試圖把“文革”運動納入自己能夠控制的軌道。然而,派駐工作組進入大專院校收效並不明顯,工作組成員們自己也難以掌握複雜多變的運動走向,往往無所適從,結果導致了工作組與學生之間的嚴重衝突。如何對運動加以引導,中央內部出現了較大的分歧。6月11日胡克實傳達劉少奇的指示時說:“在北京以2個月左右時間來搞奪權,這是新的反右派鬥爭,在局勢明朗的情況下,黨團組織可以及早改組,即整黨整團。要抓工作隊,政策還是要注意,對問題較少的幹部要幫助,無非是檢討,盡量不至掉進3類,內外有別要注意。”[11]但陳伯達卻在7月13日、19日和22日的中央會議上3次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組。[12]現在沒有證據證實陳伯達的這一主張是否出自毛澤東的授意。陳伯達垮台後,他的這個主張被解釋成試圖挑起“文革”初期的動亂。事實上,派出工作組和撤銷工作組都是中共中央的集體決定,並非陳伯達一人所能左右。陳後來回憶說,“那時,如果不撤消工作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難說。當時工作組已經把許多學生和教師定為‘右派’、‘反革命’。不撤消工作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運動’的狀況,不允許群眾批評領導,一批評就說人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給定為‘右派’、‘反革命’。”[13]

3.對各地“造反派”奪權的態度

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6日慶賀自己73歲生日時說了一句震驚四座的話:要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實際上是毛要在黨內開展全面奪權的信號。事後,王力、關鋒等幾位“秀才”仔細琢磨了毛的意圖,起草了1967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此文號召“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以王洪文為代表的上海“造反派”隨即掀起了“上海一月風暴”,奪了上海市委的權。然而,陳伯達卻“擅自在北京慶祝中央給上海賀電的大會上講了不同的提法”,“陳伯達說上海自下而上的奪權,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群眾組織只能監督,不能奪權”;“毛主席馬上知道了,馬上開了個會批評陳伯達,支持上海。毛主席明確地批評了陳伯達。”[14]然後,王力和關鋒起草了1月1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公開號召奪權,但陳伯達卻未參與該文的寫作,而是自己起草了另一篇《紅旗》雜誌社論“響應毛主席號召,到群眾裡面去”。在王力看來,陳伯達此文“不痛不癢”。由此可見,陳伯達在“造反”奪權問題上與毛澤東等人在認識上還是有相當的距離。陳伯達也明確反對“造反派”衝擊《解放軍報》和新華社。1月20日,陳伯達指示說:“《解放軍報》只能由本單位革命派自己鬧革命,外單位都不得沖,違犯者就會犯錯誤。”同一天,他還指示:“新華社是黨中央重點保護單位,不能沖,誰沖後果由他負責。已進駐的社外人員,請他們先退出去,以後再說。”[15]當然,儘管陳伯達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但他還是必需執行毛澤東的指示。

4.陶鑄倒台誰之過?

當今的黨史界將“文革”初期黨內第四號人物陶鑄的倒台歸咎於陳伯達和江青的發難。更有甚者,還有人將這一鬥爭歸結於陳伯達與陶鑄之間的所謂“個人恩怨”。那時,毛澤東調陶鑄到中央工作,希望陶鑄成為鬥爭“劉鄧集團”的重要人物,但陶鑄的表現令毛澤東失望。據王力回憶:“這時主席定了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歷史學家不知道這個會。這個會在懷仁堂,總理主持,叫‘生活會’。這‘生活會’是政治局擴大會,是12月下旬開的……這個會明明白白地說批評陶鑄,叫陶鑄作檢討的會。這個會上的發言是一邊倒,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一致批評陶鑄。主要發言是陳伯達。”[16]王力在“文革”後的回憶中,將參與批評陶鑄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姓名隱去,唯獨點了陳伯達的名字,可能是因為陳伯達早已垮台。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一致”批評陶鑄,其中當然也包括周恩來。顯而易見,批判陶鑄的指示來自毛澤東,陶鑄的垮台乃毛澤東一手造成。

1967年1月4日,陳伯達在睡夢中被江青叫去,江要求陳將陶鑄的“問題”向社會公布。王力提到,“打倒陶鑄不是突然的,而這個公開宣布是突然的。”1月8日,毛澤東在開會時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很不老實。”毛甚至說:“希望你們能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17]然而,日後毛表面上又表示對陳伯達和江青打倒陶鑄的不滿。毛的這種兩面派作法並不能真正掩飾他對陶鑄先用後棄的意圖。1967年9月,毛澤東親自修改了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給陶鑄作了政治定性。陳伯達在打倒陶鑄一事上,看來更可能是被毛氏夫婦所利用。現在官史學者將陶鑄的倒台歸結為陳伯達的過錯,實有失公允。

5.陳是“二月逆流”中反對老帥們的主將?

所謂“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初在中央政治局於懷仁堂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一些老帥和國務院副總理與“中央文革”成員們的爭論。陳伯達在懷仁堂的那次會議上並未發言,事後也未向毛澤東告狀。以致於江青事後曾說過,政治局中只有謝富治的立場是堅定的,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在路線鬥爭中動搖。此次事件發生後立即被指責為“二月逆流”,當時毛澤東是全力支持“中央文革”的。為了維護“中央文革”的地位,毛澤東自己主導了對幾位老帥們的批鬥。毛還發出狠話:“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18]於是,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們“靠邊站”了,江青等人更加有恃無恐。

然而,到了1971年林彪死後,毛為了拉攏軍隊的老幹部,又改變了對此事的說法。該年11月14日,毛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時談及“二月逆流”,他說:“‘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有氣,發點牢騷。”[19]毛澤東這句話似是而非,既有謊言,又避重就輕。首先,當時與軍隊的幾位老帥和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髮生爭執的,並不是林彪,而是江青、張春橋這些毛澤東倚重的極左派;其次,陳伯達雖然參加了那次會議,但他並不是幾位老帥們發泄不滿的主要對象,葉劍英等人因當時江青未出席懷仁堂的會,乃藉著批評陳伯達來表達對“文革”運動的不滿;再次,毛澤東所說的“五•一六集團”是更晚一些時候才出現的事,幾位老帥怎麼可能在半年前就對尚未發生的事展開鬥爭呢?因此,王力認為,“一字不提老帥們和副總理們是對付江青的,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實在是個不小的失誤。”[20]

6.反對衝擊軍隊

“文革”初期,林彪主張軍隊“不介入”地方的運動,但毛澤東數次接見各地“紅衛兵”,對軍隊構成了強烈的衝擊。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明確指示:“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21]陳伯達則反對“造反派”衝擊軍隊。1966年11月軍事院校的“造反派”圍攻國防部,陳伯達在8日發表了一份書面講話。其中提到:“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今天的事不管你們有這樣或者那樣,一千條或一萬條道理,但是比起衝進我們無產階級神聖的國防部來,你們的各種道理都站不住腳了。……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22]不久,他又對第二軍醫大學的“造反派”講話:“你們要准許犯錯誤的人改正錯誤,要給改正的機會。……你們也不一定打倒邱會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讓邱會作在工作中改正錯誤。……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會作的,……斗劉志堅我也不贊成。”[23]

為了防止軍隊陷入無休止的混亂,1967年1月25日,“林彪同徐向前、陳伯達、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共同商議後,擬出7條規定,當天送給毛澤東。”[24]這個命令送到“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時,江青等人強烈不滿,而陳伯達則站在林彪、徐向前一邊。時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回憶:“陳伯達把文件塞到我口袋裡,對我說:‘已經通過了,你快點走吧’。”[25]這實際上可以被看作是陳伯達不希望江青等人再藉機生事,以免夜長夢多。1971年陳伯達遭到批判時,江青1月3日在華北會議上講話說,1967年那個阻止“造反派”衝擊軍隊的文件,“是陳伯達這個王八蛋反對文化大革命,和幾個老總壓著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剎車,逼著林副主席搞了幾條。”[26]由此可見,在“中央文革”內部,因為陳伯達反對“造反派”的極端行為,曾試圖讓“文革”剎車,他與江青、張春橋等有某種程度的對立。也可以說,江青的這個講話道出了陳伯達倒台的遠因。

7.反對“血統論”

“文革”初期,北京一些中學流行起“血統論”思潮,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股思潮實際上是毛澤東與中共推行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上產生的反響。這一思潮的泛濫對整個社會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似乎“紅五類”的子女們天生優秀,可以繼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而“黑五類”則天生下賤,註定要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陳伯達對此堅決反對。在1966年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在題為“兩個月來運動的總結”的講話中,將這股思潮稱為“反動的血統論”。他強調指出,血統論“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不久,由陳伯達主管的“兩報一刊”在1967年元旦社論進一步指出,“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它是徹頭徹尾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27]在中共高度強調“階級出身”的年代,陳伯達能嚴厲批判血統論,遏制這股思潮的泛濫,確屬難能可貴。

8.對華北地區混亂局面的干預

“文革”初起時,許多地區的派性鬥爭不斷,武鬥不止,一些地區的“造反”組織甚至私設公堂,關押、毆打所謂出身不好之人,造成許多地區動蕩不安。陳伯達曾多次指示解散非法關押人的場所,取締這些私設的公堂,釋放被關押人員。1966年11月,由陳伯達直接起草,北京市專門發出通告,要求立即制止這種行為。1967年8月6日謝富治在給林彪的信中說:“中央決定陳伯達負責解決華北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由謝富治、鄭維山協助,建議華北地區擔任三支兩軍任務的海、空軍領導同志參加。”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批示“同意”。8月9日,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和康生宣布了中央的分工決定:周恩來管中南和西北,陳伯達管華北,康生管東北,江青管華東和西南。周恩來在會上說:“作這樣的分工,是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動形勢發展,實現毛主席爭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時候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1967年底,經中央安排,陳伯達等人到河北一些地方視察,以促使河北地區結束兩派武鬥和無政府狀態,建立政權機構“革命委員會”。陳伯達行前曾向毛澤東請示並得到批准,周恩來亦曾給予指示,並對其行程做了安排。[28]陳伯達此行在制止武鬥和穩定局勢方面頗有成效。原北京軍區負責人李雪峰迴憶:“陳伯達來河北,基本解決了河北安定團結的問題,使河北省順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員會。”[29]不過,在當時極為複雜混亂的局面下,陳伯達在解決棘手問題時也有一些偏差,主要是站在北京軍區立場,壓制了一些反對北京軍區和河北省軍區的“造反”組織。1970年,陳又第二次赴華北視察,目的是解決華北地區的經濟協作問題,調查解決當時鋼鐵等大型企業原料緊張、生產效率不高等問題。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參加了這次視察。[30]

然而,毛澤東發動對陳伯達的批判時,竟然罔顧事實,指責陳是華北地區的“太上皇”。陳伯達的兩次華北之行,事前都曾向毛澤東和中央請示,事後也都作了彙報,可毛卻抵賴說,“中央沒有委託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對於毛的反覆無常,中央高層其它成員均假作不知。毛澤東之所以不承認中央曾經安排陳伯達分管華北地區的決定,一方面是為了給陳伯達羅織罪名,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對北京軍區大改組尋找理由。

9.負責陸定一專案組構成“誣告陷害罪”?

“中央專案組”是“文革”初期成立的審查迫害高級幹部的機構,直接對毛澤東負責。據王力回憶:“專案組機構的成立開始於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立一個處理彭、陸、楊這幾個人的機構,……一個是彭真的組,由周總理親自負責,一個組是康生負責,一個組是陳伯達負責。”[31]吳法憲晚年的回憶錄也有記述:“每個專案組的領導都分為兩層,最上一層是中央文革碰頭會負責,但是實際上掌握著中央專案組工作的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四個人,……主管陸定一專案的是陳伯達,我和謝富治是陸定一專案組的成員。”[32]陳伯達在自己的回憶中沒敢提到周恩來負責審查迫害高級幹部的“中央專案組”,他小心地寫道:“我的記憶,專案的事,都是江青總管,有時,她在形式上也開過一些會,但她說了算。我管的陸定一的案子,就是江青分配的。”[33]中共在1980年的“兩案”審判中給陳伯達定的“誣告陷害罪”,主要就是指陳伯達負責陸定一專案組一事。那麼,周恩來負責彭真專案組,難道就不屬於“誣告陷害罪”?若周恩來無罪,則陳伯達的“誣告陷害罪”據何而立?

其實,打倒“彭羅陸楊”是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等人所安排的一項“戰略部署”。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的中發[66]278號文件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停止和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四同志職務問題的決定已經下達。會議決定,中央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審查彭、陸、羅、楊四同志的反黨活動和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陸定一同志的妻子嚴慰冰,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在文化革命的問題上,陸定一的立場和觀點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陸定一壟斷中央宣傳部的工作,打擊左派,包庇右派,替資本主義復辟製造輿論。”很顯然,陸定一被打倒以及受迫害,主要責任在毛澤東,陳伯達並非“誣告陷害”陸定一的元凶。陳伯達被打倒數年之後,197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的中發[1975]25號文件將陸定一定為“內奸嫌疑、叛徒、階級異己分子”,並宣布並把陸定一“永遠開除出黨”。這也證明,陸定一冤案乃毛澤東一手造成,將這個冤案算到陳伯達頭上,實乃嫁禍於人。當然,陳伯達在陸定一一案中也有其應負的責任,但陳不應承擔最主要的責任。

左起: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

三、與文革“極左派”從合作到分手

江青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打手”,“文革”中其權勢如日中天。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起初到處發表講話,不遺餘力地為毛澤東的“文革”吹喇叭抬轎子,也點名批判一些老幹部,致使一些老幹部被無情批鬥,甚至被捕關押。這無非是按照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行事,陳伯達自己並未主動提出任何新的主張。同時,陳伯達也曾在力所能及時保護和關照過一些老幹部,如周揚、胡喬木、胡昭衡等。“文革”結束後,這些老幹部曾以不同的方式向陳表示善意。周揚還於1982年4月23日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正在服刑中的陳伯達,兩人敘談長達4小時。[34]陳伯達在運動中對江青執意打倒的一些老幹部伸出過援手,這是陳伯達後來不見容於江青的一個重要原因。

陳伯達雖然貴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在小組內卻是個傀儡,副組長江青常常頤指氣使,盛氣凌人地壓在陳伯達的頭上。陳伯達回憶說:“文革小組如開會,江青總是繼續瞎想瞎說,並且說了就算,跟她不能討論什麼事。這種會開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組名義,把小組當作她獨立的領地,繼續‘獨裁’,胡作非為。”[35]陳伯達曾想起草一個中央文件,將“中央文革小組”規定為在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下的工作機構。其本意是想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行為有所約束,即對江青有所約束,使得“中央文革小組”不能擅自作主而必需向中央請示。此舉惹惱了江青,江青從此對陳伯達懷恨在心。陳伯達說過:“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組單獨開會的這點本事,可以對付一下江青。”由於他不再單獨召開“文革小組”的會議,而是參加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江青為此曾多次大罵陳伯達,陳伯達甚至萌生了辭去“文革小組”組長的想法。[36]林彪知道了陳伯達這一想法後,對陳伯達說,“你不佔住這個位子,她(指江青)就會上來,禍害的人會更多。”[37]陳伯達於是打消了辭職不幹的念頭。

隨著“文革”運動造成的混亂日益加劇,陳伯達與江青等人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分歧。1966年11月上海發生了“安亭事件”,陳伯達向滯留安亭的工人發去電報,強調搞好生產是大道理,要求工人迅速返回工作崗位。陳的電報受到了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的批評和否定。1967年初,上海發生了“造反派”奪上海市委權力的“一月風暴”。陳伯達在有關會議上明確表示了反對意見,認為自下而上,只能監督,不能奪權,結果再次受到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的批評和否定。[38]

1968年1月29日,陳伯達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寫了一封很重要的信。陳伯達在信中說:“我覺得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大力發展電子工業,大力發展現代化的電子技術、電子器材的工業。發展現代化的電子工業設備,不僅是電台設備的需要,而且是一切工業、交通部門的需要。大量的事實說明,現代化電子工業的發展,將促進我們的工業大躍進,將是在我國進行人類歷史上新的工業革命的出發點。採用現代化電子技術能夠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產品質量,而且能夠大大節約原材料,這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的增產節約的要求,同時是實現主席歷來提出的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一項具體措施。對國防工業來說,無論海、陸、空軍都必須大力發展現代化的電子裝備。國防工業,在這方面可能而且必須作為先導,對整個工業、對整個國民經濟起帶頭作用。”“這個問題是否可由科學部門、國防科委、計劃部門和工業部門召集一個專門會議,考虙一個方案,統一部署,做出計劃。可由國防科委及國防工業部門,先開會,後提問題和方案。請主席批示。並轉給聶榮臻、李富春兩同志參考。”王年一指出:“陳在1963年就提出過大力發展電子工業的意見,說明他具有遠見卓識。在1968年‘天下大亂’之時又提出,而且鄭重地寫信向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提出,說明他勇敢和睿智。他提出的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發展戰略問題。他的意見,當時沒有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不予重視,下面是不好辦的。”[39]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陳伯達力圖促使毛澤東將工作重點轉向發展生產和科學技術,與他1969年初起草“九大”報告稿時提出“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的看法,彼此呼應。這種觀點也表明,陳伯達在思想和政治路線上與“文革”極左派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陳伯達倒台後,因這封信的內容而遭到嚴厲批判。中共中央1971年1月26日發出的“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聲稱,陳伯達的主張是“公然同毛主席的‘以鋼為綱’的方針相對抗”。

陳伯達是黨內最重要的理論家,“九大”報告的起草由他牽頭。陳回憶說:“‘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是我列在前面,就自己著手。”當時,陳伯達刻意撇開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林彪的首肯下自己單獨起草。陳伯達起草的報告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因此與江青、張春橋等人發生了激烈爭論。陳伯達批評張、姚另行起草的報告草稿是主張“運動就是一切”;而張、姚則批判陳是“唯生產力論,是搞修正主義”。面對這一原則性的爭論,毛澤東站在張、姚一邊,否定了陳的稿子。[40]毛甚至說,帝國主義的本性不會改變,陳伯達的本性也不會改變,批評陳總是把經濟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毛的“繼續革命論”放在首位。

特別要指出的是,陳伯達在中央會議上批評張春橋、姚文元的報告稿時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在當時政治背景下,這句話份量很重,不單單是批判張、姚,而是黨內高層內部對長期佔主導地位的依靠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治國的毛澤東錯誤路線的第一次嚴肅批判。正如高文謙所述,此話“戳到了毛澤東的痛處。毛大為惱怒,狠很批了陳伯達一頓,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報告,你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此後中央專門開會,對陳伯達作了言詞激烈的指責和批評。[41]

實際上,正是這次衝突,使毛、陳關係從此難以彌合。現今中共官方仍然聲稱,林彪、陳伯達等人與江青等人之間的矛盾,是兩個“反革命集團”之間的矛盾。事實上,林彪、陳伯達等人與毛澤東及其親信“四人幫”之間的對立,其實質是以發展生產為主要任務,還是主張政治運動就是一切。這是兩種政治理念、兩種治國方略之間的對立,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是大非。如果說發展生產的主張可以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那麼毛澤東死後中共的改弦更張豈不是失去了正當性?如果說打倒“四人幫”之後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施政方針是正確的,那麼毛澤東率領“四人幫”堅持“繼續革命”的主張就是錯誤的,而批評這種錯誤的陳伯達就不應該被扣上“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帽子。現在看來,雖然當時陳伯達遭到批判,但他的主張對後來者不無激醒作用。

四、1970年廬山會議上的蒙難者

中共“九大”後,林彪、周恩來的勢力有了很大增強,原“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雖然大都升為政治局委員,但他們的行情卻日顯低落。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日益虛名化,這個江青藉以稱王稱霸的“衙門”未能以中共中央的常設機構保留下來。“文革”初期的“造反”奪權基本停止了,政局趨於平穩,工農業生產逐步恢復,於是處置中央日常事務的主要權力到了周恩來的手中,由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這樣的背景下,陳伯達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主動削弱“中央文革”的地位,限制了“中央文革”的作用。這是陳伯達與江青為首的“文革”極左派最後決裂的標誌。陳伯達回憶說:“‘九大’結束後,她(江青)還要用‘中央文革’的名義重新發表她在上海的那個‘座談會紀要’,‘要大家學習’。文件送到我處,我寫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組文件都必須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見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個字勾掉了。”[42]有一段時間江青等人在北京的“市場”日顯萎縮,他們不得不時常呆在上海。

江青等人面對這種被冷落的局面表現出強烈不滿,於是江青拉著張春橋、姚文元,不時抵制周恩來領導的中央工作,採取各種手段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從1969年底到1970年5月,江青曾4次出面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發泄對“九大”後中央工作的不滿,其中有兩次集中攻擊周恩來,不僅曆數周恩來歷史上的“罪行”,而且聯繫周在“文革”中的種種嚴重錯誤,甚至誹謗周的人格和品質。[43]江青的活動受到軍委辦事組的抵制,林彪指示黃永勝、吳法憲直接向毛澤東報告江青的言行,並請邱會作向周恩來通報情況。[44]當周恩來受到江青攻擊時,林彪曾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不怕得罪毛與江。江青攻擊周恩來未獲成功,便改由張春橋出馬,把矛頭轉向了林彪。張春橋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故意將林彪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和“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一語刪去。此舉引發了軍委辦事組對“文革”極左派的強烈不滿。[45]

這就是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前雙方的位勢。在林彪與江青的摩擦當中,陳伯達選擇站在了林彪一邊。以往大陸官方和學者通常把陳伯達對林彪主張的支持說成是陳“投靠”林彪,這種說法歪曲並篡改了歷史。當時,陳伯達放棄毛澤東、江青這最安全可靠的“政治保護傘”,而“站隊”到林彪陣營,政治風險是顯而易見的。但陳伯達寧肯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也要如此做,說明他的選擇不是簡單的個人地位、利益上的考量,而是因為他的政治理念和林彪相通,有相當的共識。同時,在政治關係方面,陳伯達與林彪可能都認為,這次廬山會議是個機會,中央應該對江青、張春橋等人有所約束和批評。當然,由於江的毛夫人之特殊地位,批評的矛頭不能對準江青,只能指向“文革”極左派的第二號人物張春橋。

1970年夏,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於8月21日抵達廬山,陳伯達當天下午就拜訪林彪,談了一個多小時,商討了如何批評張春橋。[46]全會開會前,林彪特意去見了毛澤東,向毛表示要在會上講講話。當毛澤東知道林彪就憲法修改草案一事的爭執欲批評張春橋時,毛表示:這不是張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搞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張的名字。於是,林彪在會議開幕式上發表了長篇講話,這篇看似吹捧毛澤東“天才”的講話,暗藏的玄機卻是對張春橋的嚴厲批評。為了配合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陳伯達連夜布置秘書查找馬恩列斯關於“天才”的語錄,臨時拼湊了幾條恩格斯和列寧的語錄,並請中辦主任汪東興安排列印分發。在華北組的討論中,陳伯達發言說:“十一中全會公報上就是這樣寫的:‘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是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公報,但是竟有人說這些話是一個諷刺。……吳法憲同志說過一句很好的話,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已經覺悟了的全國人民,很快就識破這種虛偽、陰謀詭計。”[47]陳伯達的發言和後來華北組的2號簡報猶如一顆重磅炸彈,震撼了與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矛頭指向張春橋。當全體與會者得知林彪講話中所指的“壞人”就是張春橋時,頓時群情激憤,各組憤怒聲討張春橋之聲不絕,張春橋等人頓時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陷入了隨時可能的滅頂之災。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當時的中國政治舞台上,盲從毛澤東的習慣勢力是多麼的強大,要想扭轉佔據主導地位的錯誤路線是多麼的困難。直接對抗毛澤東既定的大政方針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採取一種迂迴曲折的方式,在對毛澤東表示充分擁護和對毛的既定方針予以抽象肯定的前提下,設法否定其具體政策和貫徹該政策的核心人物。這也是彭德懷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寫意見書時的策略,彭只敢對農業生產的具體問題提意見,但表面上仍然表示擁護“三面紅旗”。同樣,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陳伯達的講話都表示擁護毛澤東,也未否定“文革”,但他們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話語,集中批評頑固推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路線的主要代表張春橋,實質上是對毛路線的釜底抽薪。

毛澤東當然很清楚,批評張春橋其實就是批評張所代表的毛式路線,絕非林彪、陳伯達與張春橋之間的個人意氣之爭。所以,毛在批示“批陳”問題時寫道:“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佔了上風了。”毛所說的“反九大”,其實就是指黨內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希望以發展生產為主要任務的主張。後來,毛澤東在1971年8月的南巡講話中明確表示,“他們名為反張春橋,實際是反我。”[48]毛澤東在堅持“文革”這個問題上是一步都不退讓的。張春橋是毛澤東和江青發動“文革”的骨幹人物,對張的批判就意味著對毛所發起的“文革”的不滿和清算。陳伯達曾經是“文革”派陣營里的大將,如果說他在“文革”初期跟隨毛澤東和江青積极參与“文革”運動是其一生的污點,那麼此時的陳伯達無疑已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反省,試圖與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劃清界限,站到了反擊“文革”極左派張春橋的最前沿。這一舉動應當得到歷史的公正評價和肯定。

廬山會議上面對洶湧澎湃的“反張”聲浪,張春橋已無路可退。江青帶著張春橋、姚文元闖到毛澤東住處“告御狀”。張、姚二人各自抱住毛的大腿放聲大哭,把毛的褲子都弄髒了。張、姚表示,現在各組都在“揪人”,連華東組也要揪人,而且要追查後台。[49]毛澤東明白,在“反張”“揪張”的背後,隱藏的是中央委員們對“文革”的不滿和對“文革”極左派的仇恨。於是,毛澤東在8月25日的中央常委擴大會上大發淫威,下令中央全會休會,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制止繼續“揪張”,同時責令陳伯達請假檢討。經過5天的思考,毛澤東寫下了他的又一張“大字報”--《我的一點意見》。毛抓住陳伯達編輯的幾條恩格斯、列寧關於“天才”的語錄,將陳伯達的言行上綱上線,指陳伯達“欺騙了不少同志”,並且言過其實地說,“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毛甚至指責陳伯達“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參加廬山會議上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里,參與“倒張”的人極多,包括汪東興這個毛身邊的紅人,但毛不能發動一場對大多數中央委員的全面鬥爭,也不能與林彪翻臉,否則“九大”以來他苦心經營形成的“團結”就蕩然無存了,於是他選擇了陳伯達作為打擊對象,以儆效尤。然而,毛又不便把問題挑開,直截了當地指斥陳伯達反對“文革”,於是毛便用強詞奪理的手法,抓住所謂陳伯達“鼓吹天才”之論大事批判。其實,“文革”之初,毛就完全認可了把毛吹捧成“四個偉大”的宣傳口徑,他從來不反感對自己的各種吹捧。但這一次,為了批判陳伯達,毛突然裝出一副他似乎從來就厭惡吹捧的姿態,並藉此大肆發揮。世界上是否存在“天才”,原本是個可以討論的話題,毛卻故意將其政治化,似乎誰鼓吹了“天才論”,便是犯下彌天大罪,成了“反黨”、“反革命”。日後,毛澤東甚至將“天才論”歸結為“反革命政變的理論綱領”。

當然,僅僅因為陳伯達支持和鼓吹了“天才論”,就立刻把他徹底打倒,毛也明白這畢竟難以服人。陳伯達侍奉毛澤東凡33年,是毛多年來依賴的理論家、“筆杆子”,一生中為毛起草、撰寫了大量文章、文件,這些過往經歷是難以抹煞的。於是,毛一方面在廬山會議之後當面對陳伯達假惺惺地說,“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甚至在陳伯達離開之際還握著陳的手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50];另一方面,又密召置散已久的葉劍英趕到廬山,擔任“陳伯達專案組”的特別顧問,專程去福建、廣東收集陳伯達的“歷史問題”,為徹底打倒陳伯達做準備。[51]與此同時,毛以批判陳伯達為名,開始了削弱林彪手下的軍委辦事組、對北京軍區領導班子“大換血”等一系列行動。首先,毛澤東指示召開“華北會議”和軍委擴大會,嚴令北京軍區深揭狠批陳伯達的所謂“罪行”。毛利用38軍寫的揭發陳伯達的材料,指責陳伯達是華北地區的“太上皇”,再以此為借口,對北京軍區開刀。江青親自與會,將北京軍區負責人的言行上綱上線。她信口開河地說:“北京軍區也是企圖挾天子令諸侯,搞政變奪權,謀害毛主席。”[52]此語道出了毛澤東對北京軍區領導班子“大換血”的真實目的,即用自己信任的人來控制住北京軍區,從而保證自己的安全。1970年底,通過召開“華北會議”,原本與陳伯達毫無關聯的北京軍區政委兼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雪峰和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兩人被無端撤職,李雪峰和鄭維山莫名其妙地與陳伯達一起被打成了所謂的“陳李鄭反黨集團”。北京軍區負責人被換成毛澤東信得過的李德生和紀登奎。陳伯達則在廬山會議後不久即遭軟禁,1971年林彪死亡後被關進秦城監獄,其罪名也從黨內矛盾上升為了敵我矛盾。

陳伯達與林彪

五、陳伯達的“莫須有”罪名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其第一部分題為“陳伯達的反動歷史”,主要內容包括“家庭出身和入黨前的個人歷史”、“和國民黨軍閥張貞的關係”、“被捕叛變”、“失掉黨的關係問題”、“托派問題”、“在天津工作時的錯誤和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陳翻案的問題”、“寫反共文章”、“裡通外國嫌疑”;第二部分題為“投靠和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主要內容有“追隨王明,鼓吹‘國防文學’和‘國防哲學’”、“一貫投靠和追隨劉少奇,是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秀才和頭面人物”;第三部分為“對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謀篡權”,主要內容有“大派工作組,又把自己裝扮成反工作組的英雄”、“陳伯達是蕭華、楊、余、傅、王、關、戚、‘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台”、“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進行的幾次突出的反黨陰謀活動”、“陳伯達借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機會,炮製了一個繼承劉賊唯生產力論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分裂黨的黑綱領”、“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採取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製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進行分裂的陰謀活動”;第四部分為“投靠王明、劉少奇,招降納叛,搞獨立王國”。[53]正如王年一所指出的:“這個材料,若干問題符合事實,許多問題不符合事實,在某些問題上混淆是非。鋪陳了許多不實之詞和陳伯達在歷史上交代過的問題。”“揭發批判陳伯達的‘大方向’掩蓋了不實事求是。”“批陳頗多牽強附會,……人為地製造了糾紛。”[54]

隨後,中共中央在1973年召開的“十大”上給陳伯達正式定性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開除陳伯達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這些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欲加之罪,迄今為止,中共也未拿出任何像樣的證據證實這些罪名。

事實上,陳伯達一案是毛澤東一手製造的冤案。而這個冤案又連帶著產生了一系列冤案:李雪峰日後被定為“林陳反黨集團”首要份子,被開除黨籍,押送安徽六安勞改;鄭維山也被撤銷職務,送到安徽某農場勞動改造;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則被誣為林彪死黨,含冤自殺;連廬山會議上的“華北組二號簡報”都被定性為“反革命簡報”,大批幹部被迫做檢查,並受到“造反派”的圍攻批判。

1979年11月,王良恩被“平反”,恢復了名譽。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93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為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通知”宣布,平反所謂的“華北山頭主義”。1980年9月22日,鄭維山的問題得到了解決。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銷了當年專案組給李雪峰的定性,恢復了李雪峰的黨籍,同時為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2號簡報”平了反。顯然,毛澤東欽定的所謂“陳李鄭反黨集團”純屬子虛烏有。

1980年,中共在審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時,對陳伯達案的處理頗費了一些周折。“文革”開始時,陳伯達作為“文革小組”組長,緊跟毛澤東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當屬“江青集團”;但陳伯達後來幡然悔悟,毅然與“文革”極左派分手,與林彪聯手打擊“文革”極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陳伯達歸屬為“林彪集團”,何況毛澤東早就將陳伯達打成“林陳反黨集團”的要員。然而,陳伯達並未參與“林彪集團”的所謂“陰謀”,據此,將陳伯達歸於“林彪集團”也甚為牽強。最後,中共只好把陳伯達這位反江青“文革”極左派的人物硬塞進“江青集團”,如此做為實在是個天大的笑話。由於毛澤東安在陳伯達頭上的“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這些罪名實在荒誕無稽,中共在1980年的“兩案”審判中,不宜再用這些罪名,於是便給陳伯達羅織了新的罪名:積极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究竟這些罪名是否成立,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陳伯達“積极參加”了哪個“反革命集團”?陳在“文革”前期參加了“中央文革碰頭會”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前者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辦事機構,而後者是中共中央的權力核心,中共似乎不能把這兩個機構定性為“反革命集團”。何況,陳參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是周恩來推薦和毛澤東任命的,除非把毛、周視為那個所謂的“集團”的頭目,否則,陳“積极參加”這兩個機構的工作是無罪的。陳還有一個身份,即中共“九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罪何在,恐怕審理陳案的特別法庭也不知道。毫無疑問,當時給陳伯達定罪時,中共中央的手法與毛澤東並無不同,仍然是誣陷。

其次,陳伯達是否以及如何“陰謀顛覆政府”?陳伯達唯一公開表示反對的,只是江青、張春橋等“四人幫”,那是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現在既然“四人幫”被視為“反革命集團”,那麼批判他們怎麼能被判定為“陰謀顛覆政府”?如此給陳伯達定罪,豈不是置“特別法庭”於“反革命集團”的同謀地位?何況,陳伯達在“文革”中既非最高決策者,也不是某項政策的獨家執行者,他的所作所為大多是秉承毛澤東的旨意,經中共中央批准的,如果他的這些經毛澤東授意、中央批准的行動屬於“陰謀顛覆政府”,作如此判定難道不是影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試圖“陰謀顛覆政府”?顯然,這條罪名是極為荒唐的。

第三,何為陳伯達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陳伯達作為中共宣傳機構的負責人,按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旨意掌控全國輿論的宣傳工作,包括撰寫有關文件、社論、評論員文章,指導廣播電台、報刊、雜誌等宣傳事宜。如果這些工作確屬“反革命宣傳煽動”,那豈不是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的直接指控?

陳伯達的最後一項罪名是所謂的“誣告陷害罪”,主要是指他擔任陸定一專案組負責人一事。這個專案組是毛澤東在1966年製造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之後成立的,功能是為中央搜集陸定一的“罪證”。當然,由於陳伯達參與了此專案工作,因此他負有不可逃避的工作責任。然而,專案組是陸定一垮台後才建立的,陸案是獲罪在前、取證在後,陳伯達負責的是後半段搜集罪證階段的工作。就此而言,他負責的專案組或許有“陷害”之舉。但是,在陳伯達開始管理專案組之前,給陸定一定罪的人,難道不是陸案當中最主要的犯罪嫌疑人?這些嫌疑人當中,當然毛澤東是首要成員,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參加並批准給陸定一定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們,也負有比陳伯達更直接重大的“誣告陷害”之罪?正如吳法憲後來回憶道:“‘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55]從現實來看,既然毛澤東、周恩來等對“誣告陷害”陸定一負主要責任的人物都“沒有責任”,陳伯達又何罪之有呢?

以上辨析表明,1980年中共中央對陳伯達的審判和判決,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完全站不住腳。指出這一點的意義不僅在於說明,陳伯達的判罪確屬中共中央在1980年製造的冤案,而且還表明,這種製造冤案的制度和機制仍然被視為正當。

六、陳伯達:一代黨內知識分子悲劇的縮影

陳伯達是中共黨內一位有才氣的知識者,在文學、史學等方面都頗有造詣。他曾是3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發起者,40年代《評〈中國之命運〉》的作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共同綱領》的草擬者,50年代《毛澤東選集》的編纂者,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的撰寫者,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主要起草者,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社會科學界的首席代表,等等。作為黨內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陳有過一段輝煌的歲月。他對毛澤東與中共的理論貢獻非一般人所能比擬。就個性而言,陳伯達有其善良、厚道之處,但也存在著懦弱、屈從的弱點。這是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共性。無論陳伯達身居顯位之時,還是身陷囹圄之後,他已習慣於時刻唯黨是從,唯毛是從,這是典型的御用文人的思維和行為特徵。

作為黨內的高層理論幹部,陳伯達的思想相對來說較為開放。50年代初,他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主張,這一看法曾被毛澤東所認同,確定為中共的一項方針,但並未長期貫徹。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陳伯達未寫過文章,而且在毛澤東面前否定了新華社關於北京大學“右派猖狂進攻”的報道[56],似乎陳內心並不贊同“反右”這種做法。在起草中共“八大”的決議時,陳伯達提出將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可惜不久即被毛澤東否定。陳負責起草過劉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面報告,對中共在“大躍進”期間所犯錯誤做了深刻的總結。1963年,陳伯達提出,應當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發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但這個設想在1965年的中央常委會上被短視的鄧小平否定。1968年1月29日,陳伯達再次給毛澤東等寫信,提出應當大力發展電子技術和電子工業,卻未得到毛的重視,陳倒台後這一主張還遭到嚴厲批判。

陳伯達曾試圖調和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1964年底,毛與劉就“四清”問題發生了嚴重爭執,毛對劉已極為不滿,甚至下了倒劉的決心,並讓陳起草有關文件。據王力回憶:“陳伯達對我說,主席要整少奇,怎麼辦?他說少奇同志是很純的共產主義者,現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對黨對國家不利。”王力建議陳伯達出面請彭真和陶鑄向劉少奇作工作,請劉向毛作個檢討。劉馬上向毛作了檢討,毛也暫時壓下火氣,並向陳伯達表示不整劉少奇了。[57]一年之後,劉少奇仍然在劫難逃。對此事,毛多年後在廬山會議上還耿耿於懷,指責陳伯達在毛、劉之間搞投機。

毛澤東以“文革”劃線,凡支持和擁護“文革”運動者都得到信任和重用,凡消極對待或反對者都受到無情的貶抑、批判甚至迫害、打倒。當陳伯達為毛賣力地支持“文革”時,他受到了毛的重用;當陳對“文革”消極之時,就面臨毛澤東的冷遇;而當陳伯達不願繼續與江青等人為伍,對“文革”極左派反戈一擊時,就被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打倒了。陳伯達一生侍奉毛澤東的功勞、苦勞都遠大於張春橋、姚文元這些“文革”新貴,但一旦他觸及毛澤東的“文革”底線,就遭到毛毫不留情地的打擊和迫害。毛澤東在政治和人事上一向無情無義、刻薄寡恩,從陳伯達的命運中可見一斑。雖然晚年遭到不公正待遇,但陳伯達仍然表示:“毛主席老了,思維不正常了,才會這樣。他過去不是這樣的。……他給過我很大的幫助。還是要念及他的過去。”[58]如果歷史地看待陳伯達的“文革”命運,即便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陳沒有倒台,一旦“文革”結束,新上台的政治家對“文革”清算時,陳伯達依然逃不脫為毛澤東政治殉葬的命運。這正是中共黨內知識分子的悲劇,陳伯達就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注釋】

[1]“周恩來接見北京各院校7千餘名師生員工的講話”,1966年10月18日,見宋永毅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

[2]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修訂版,第259頁。

[3]劉志堅,“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見《風雨征程》,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轉引自余汝信的“到底是林委託還是毛委託”,見《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2008年出版。

[4]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259頁。

[5]《王力反思錄》下卷,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84-587頁。

[6]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260頁。

[7]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1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61頁。

[9]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273頁。

[10]王年一,“‘文革’漫談”,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號。

[11]《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2003年版

[1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37頁。

[13]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283頁。

[14]《王力反思錄》下卷,第797-798頁。

[15]《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2003年版。

[16]《王力反思錄》下卷,第673-674頁。

[17]《王力反思錄》下卷,第677-678頁。

[1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81頁。

[19]《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2003年版。

[20]《王力反思錄》上卷,第246頁。

[2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197頁。

[22]《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2003年版。

[23]《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2003年版。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2003年版,第1475-1476頁。

[25]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0月,第828頁。

[26]參見董保存的《廬山會議餘波》。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198頁,毛澤東曾對江青在華北會議上的講話作如下批示:“可作內部材料保存。”

[27]《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2003年版。

[28]王保春、王文耀,“陳伯達的第一次華北之行”,《黨史博覽》,2006年第5期。

[29]舒雲,“九屆二中全會後的李雪峰”,《黨史博覽》,2005年第2期。

[30]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37頁。

[31]《王力反思錄》下卷,第726頁。

[32]《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698頁。

[33]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第94頁。

[34]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431-434頁。

[35]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第87頁。

[36]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06頁。

[37]轉引自程光的“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見《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下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3月版,第617頁。

[38]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07頁。

[39]王年一,“‘文革’漫談”,《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號。

[40]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第113-114頁。

[4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61頁;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第270-271頁。

[42]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第114-115頁。

[43]《周恩來年譜》下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7年5月出版,第367頁。

[44]《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755頁。

[4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86頁。

[46]葉永烈,《陳伯達傳》,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79頁;參見徐景賢的《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出版,第201頁。

[47]《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2003年版。

[48]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第99頁。

[49]《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00頁。

[50]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75-376頁。

[5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302頁。

[52]陳先瑞,“批陳批林期間的北京軍區”,《百年潮》,2000年第5期。

[53]《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永毅主編,2003年版。

[54]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45-350頁。

[55]《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978頁。

[56]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149頁。

[57]《王力反思錄》下卷,第574-575頁。

[58]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403頁。

《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4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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