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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黨回憶香港六七暴動 恐怖炸彈近萬 金庸險遭虐殺

——回憶林彬兄弟慘案

香港六七暴動,由中共一手策劃,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因在其主持的節目中批評左派的暴動行徑,於上班途中被偽裝成修路工人的凶徒截停汽車並放火燒死。林彬死後,暗殺名單上的第二人物「豺狼鏞」,也就是金庸收到了死亡恐嚇信,他選擇出逃新加坡。

車內的林氏兄弟雙雙被暴徒活活地燒死。(網路圖片)

【按:香港六七暴動,由中共一手策劃,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因在其主持的節目中批評左派的暴動行徑,於上班途中被偽裝成修路工人的凶徒截停汽車並放火燒死。林彬死後,暗殺名單上的第二人物“豺狼鏞”,也就是金庸收到了死亡恐嚇信,他選擇出逃新加坡。】

當年中共香港地下黨發動六七暴動,組織群眾使用真假炸彈向港英政府抗爭,進而慘殺林彬,製造了香港史上一件牽涉人命的懸案,地下黨責無旁貸。

林彬是商業電台節目“欲罷不能”的播音員,他在節目中評論暴動新聞,譴責親共份子的暴行,八月二十四日與堂弟在上班途中,有三人走出來擋路,一人舉紅旗示意停車,一人潑上汽油,一人燃火焚燒,在車內的林氏兄弟雙雙被暴徒活活地燒死。翌日大公報刊登了“地下鋤奸突擊隊”的公告,承認殺人的責任。

組織戰鬥隊鋤奸隊進行暴力鬥爭

四十多年來,我從未曾忘記過這一案件。一些事件的出現常常觸動我的神經,比如那年鄭經翰被襲、前“六七暴動斗委會”主任楊光接受特區政府大紫金獎章時,林彬的容顏都會浮現在我眼前中。

林彬案發後,我所屬的地下黨組織一次也沒有對事件進行過討論,像沒事發生過似的。我心內很不安,為什麼鬥爭竟然要搞到殺人的境地?我直覺地認為這一定是自己人所乾的。我曾問領導人歐陽成潮:“為什麼取命?”他回答:“這是階級鬥爭的需要!”無形中承認以階級鬥爭之名可以殺人。但是當時的我,在中共意識形態窠臼中成長,沒有能力獨立思考出別的見解,因而不存有異議。

林彬死後,地下鋤奸突擊隊公告,承認殺人的責任。(網路圖片)

地下斗委會確曾在暴動中組織過屬下的戰鬥隊或鋤奸隊進行暴力鬥爭,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容推託,學友社民樂組有三位組員的經歷就是明證。其中一位叫楊甘川的告訴我,他與阿施和傑仔三人本是一間私立學校的同學,認識香島中學畢業生髮仔,在發仔的介紹下又認識了中資新華銀行林某,並在林的領導下組織學習小組。六七暴動期間這個小組討論組織戰鬥隊的計劃,商量如何擺放真假炸彈行動,響應斗委會的號召,實行暴力鬥爭。當炸彈製作完成,計劃亦已擬定,正要行動之際,林某突然通知取消計劃。但他們三人已經作好一切準備,正是如箭在弦,不願停止行動,決心在某夜自行把炸彈擺到街上,卻遇上警察,三人趕快逃走。結果,楊及阿施逃脫,傑仔被捕入獄,遭毒打併飲頭髮水。警方搜查傑仔之家,沒有搜獲證據,因所有器材均在楊甘川家裡。傑仔一年後出獄,沒有向警方供出其他兩人,很講義氣。後來他們三人經由發仔介紹先後來到學友社參加由我做負責人的民樂組,因此我很熟識他們,認為他們原本都是好青年。楊甘川已於二○一○年五月因肝癌病逝,以上訊息是他得知重病之後專門來電告訴我的親身經歷,並讓我記錄在案,也是他自覺死神將至的臨別覺醒。他的經歷足以證明當年地下斗委會確曾利用中資機構的無知青年,組織戰鬥隊損害香港繁榮安定的事實。

1967年香港工人控訴大會。(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兇犯是某總商會斗委會戰鬥隊

至於林彬一案,從幾位黨員和多位在暴動中加入“青年先鋒隊”的隊員以及一些親共者的口中輾轉相傳,知道是“××總商會斗委會”屬下的“戰鬥隊”乾的,該戰鬥隊其中一名成員後來移民了澳洲。為要贏取鬥爭,戰勝港英,地下黨不惜犧牲那些有膽色有活力的熱血青年充當敢死隊開赴前線,滿街滿巷的真假炸彈“真炸彈一千一百六十七個,引爆炸彈八千零七十四個”,確是他們密謀的暴行,把與港英的殊死鬥爭升級為暴力行動的罪證。這絕不是所謂某暴徒的個別行為。

那些總商會的年輕戰鬥隊員們,那些好青年們,個個接受良好教育,甚至是富家子弟,不是黑社會份子,為什麼就能如此狠得下心去殺害林彬呢?主要原因是地下黨傳達鬥爭形勢和政策,傳達對敵人的仇恨,鬥爭你死我活的殘酷性,更宣揚為了取得勝利必須採用斷然手段,使用暴力在所不惜的指導思想。在這些不斷升級的極端暴力思想鼓吹下,足以對那些年輕戰鬥隊員們洗腦而走向極端。因此,光天化日之下,以“革命”之名,在“階級鬥爭”總綱之下,草菅人命,輕率殺人!

 

六七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

“六七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包括親共陣營人士,港英紀律部隊以及普通市民。幾十年來,我從沒有原諒過自己當年對各類人士死亡的不同反應和感受。自己當時坐在徐田波,黎松,曾明,何楓等工人追悼會上,可以淚如雨下,義憤填膺,悲憤莫名。但是對於警員,英軍之死卻是完全無動於衷,因為他們都是“白皮豬”“黃皮狗”,是所謂階級敵人。對市民之死也毫無感覺,甚至對慘遭活活燒死的林彬也沒有同情,沒有憤慨,也沒有得勝的喜悅──這一回顧引起我巨大的心靈震撼。是什麼使我對於同樣的生命毀滅產生如此兩種截然不同的感情反應?原來這就是中共“階級鬥爭思想”的荼毒所致,即所謂的階級感情是也。人道沒有了,人性也沒有了。紅衛兵是這樣,“六七暴動”的左派是這樣,當然我也不能倖免了。

上天賜予人類的重要禮物就是生命,生命無分種族階級,無分貴賤,都是最珍貴的。珍惜每一個生命是每個人神聖的權利和義務,無論哪一個政權,以何種理由,采何種手段去強加於別人生命之中,製造死亡,都是令人髮指的。從此,我為自己曾經把死亡階級化而歉疚自責。我要向死亡懺悔,要為林彬兄弟之死而哀悼,要向他們的家人致歉,請求寬恕。

六七暴動中,香港警察與示威者對峙街頭。()

今日中共還在可恥掩蓋真相

“林彬慘案”是否會重演?我不會說不會,因為中共本質沒變。香港如果放棄對民主的追求,讓中共為所欲為,將來再次流血是完全可能的。

去年,兩位香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監林,黃定光關於林彬的言論又再觸動了我的神經。事緣商業電台把廣播時段賣給民建聯播放政治廣告,節目主持人潘小濤仗義執言,重提六七暴動中林彬被暴徒燒死一事,直斥商台愧對死去的林彬。黃定光及陳監林卻可恥地掩飾真相歪曲歷史進行辯護,認為暴動中死者不止林彬一人,不能歸咎於左派(即親共派)身上,又認為林彬之死,死於社會動亂,相信置林彬於死地的人並非左派。並企圖逃避當時斗委會殺人的責任。可見中共開始扭曲淡化林彬慘案真相,為地下黨殺人放火翻案的意圖已經昭然若揭,香港市民要加緊監督了。

林彬先生是香港堅守言論自由的先驅,他是首位也是唯一公開反對中共的暴力行動,堅持發出公義聲音的傳媒鬥士,他為敢言精神作出了壯烈的犧牲,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的一位自由烈士。目前就我所知,只有長壽廣播劇“十八樓C座”是為了紀念他而設立的,一直播放至今,因為他就是住在十八樓C座。而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香港故事”的四千件展品和照片中,只有一張展板簡略介紹“六七暴動”,非常低調處理,更罔論關於林彬的事迹了。

據報,經過文化人歷時十年的奔走爭取,香港政府終於承諾為跑馬地香港墳場的一個無名碑立牌:“烈士墓碑”,還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的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先生一個歷史名份,安撫他的孤寂英靈。而記者屈穎妍也在跑馬地天主教墳場找到一座孤墳,寫著“林少波”,就是林彬的墓,沒有相片,沒有未亡人名字。林彬一定死不瞑目!

香港市民實應為林彬先生樹碑立傳,永遠懷念他,也應為所有在暴動中的受害者立一個紀念碑,以為鑒戒。

(初稿一九九八年九月,二○一一年四月完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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