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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偷渡叛國」逃港民間檔案

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檔案文件顯示,僅在1962年,就有十多萬人湧入寶安縣(深圳市前身),六萬多人偷渡出境,其中五萬多人被收容遣返。2006年底,廣東省檔案館再次向社會開放檔案8萬餘件,原中共華南局的機密材料顯示,在1961年後的3年間,有近16萬人由內地偷渡到港。這些解密的官方檔案,逐漸還原出從1951年到1980年代中期,「逃港潮」的歷史圖景。三十多年間,共有一百多萬人成功逃港。其中不乏後來的商界大亨曾憲梓,武俠小說名家倪匡,歌星羅文等人。

2010年夏季,筆者隨同幾位古村落探險訪古愛好者,在正拆除的廣州琶洲村廢墟探查。整座村莊,門戶大開,空無一人。偶然進入一座青磚老屋院落,在黑糊糊的堂屋地板上,拾獲這份裝在白色塑料袋、隨意丟棄的原始檔案——包括幾份不同抬頭的申訴書、書信和遺囑。落滿灰塵。

2010年6月,拆遷廢墟琶洲村,村牌坊。攝影|劉水

這些殘缺資料最早的幾份,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它們或散亂或裝訂整齊。因年代久遠,散發著濃重霉味;部分紙張或被蟲蛀毀,或裝訂的鐵釘鏽蝕。除遺囑外,這些資料均手寫於1970年代上半期,字體工整。它所記錄的悲慘故事,跟1949年建政的前三十多年的貧窮飢餓與政治運動交織在一起,迄今掩藏在歷史的深處。

其中一份申訴書草稿。攝影|劉水

所有申訴書內容大同小異,都在講述著一個悲涼的故事:飽含親情的姐姐,為“逃港叛國”判處15年徒刑、已陷於冤獄4年的弟弟,而抱不公不平的怨憤之心,持之以恆向國務院周恩來、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等黨政軍部門及領導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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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上訪,不是在今天北京等政府大門前才有的景象,即使在文革期間社會全面崩潰的背景下,也沒阻擋住這位粗通文字的勇敢姐姐,賣掉祖屋,帶著普通話翻譯,千里迢迢,北上山西討說法。伏法認罪但有冤,隱忍受辱且不棄。這就是政治高壓下草民普遍表達不滿的傳統方式,“新中國”概不例外。

青磚古屋的趟龍門、矮腳門、磚雕和花崗岩門雕,全部拆毀,無人收集。攝影|劉水

申訴人即姐姐徐錦軒,出生於1923年,農民,世居廣州市郊區新滘公社琶洲村(現廣州市海珠區琶洲村原址,高樓林立,被稱為廣州的金融中心曼哈頓。),父母早逝。徐氏是琶洲村的大姓之一。徐錦軒家中姐弟六人,她排行老三。大哥在抗戰時期,因生活所迫,流落澳門,漸與家人斷絕往來、失聯;大姐徐錦瓊,排行老二,十多歲時餓死;徐錦軒下有三個弟弟,她終身未嫁。

“罪犯”弟弟徐錫江,1940年出生於琶洲村,徐錦軒的三弟,排行老六。1965年畢業於廣州的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國家分配至山西省陽泉市食品公司當技術員。1969年回廣州探親期間,與同村其他五人偷渡逃港途中被抓獲。後工作單位派人,將其從廣州收容所帶回山西。1970年1月9日,陽泉市軍管會以“投敵叛國”罪,因其是國家幹部,從重判處有期徒刑15年。時年30歲,單身。其餘五名農民同案犯,短暫收容教育後即獲釋。

申訴書草稿。攝影|劉水

因獲得的這份檔案殘缺不全,再加上未能尋找到當事人,故不能確定徐錫江坐牢多少年才獲釋。但慶幸的是,檔案里有徐錦軒請人寫於2003年的一封遺囑,上面提到三弟徐錫江。因此,得悉他活著回到了家人身邊。2003年他63歲,姐姐徐錦軒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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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949年作為分界線,此前,東南沿海一帶,向有因戰亂、自然災害或朝代更替“下南洋”的傳統;此後,經濟凋敝和頻密政治運動,直接導致生活極端貧窮和政治歧視迫害,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正常生態。新中國“人民當家做主”,人們卻因饑荒和政治迫害,決絕地選擇了用腳投票,投奔怒海。這在蘇東等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常態。

“逃港”從來在中國大陸是個忌諱而隱秘的話題,跟其它人禍並無二致。徐錫江“逃港叛國”作為個案,從政府嫻熟的處置手段,相信還有千千萬萬,他們都從歷史的夾縫裡失蹤了。但是,政治製造的一個接一個人禍,卻轉嫁給無辜百姓以牢獄災難來承擔,這才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三年大饑荒年代的逃港者。圖片來自網路

筆者最早看到“逃港”這兩個詞,是在1990年代初期。偶見一篇評述金庸在港創辦《明報》、因報道逃港潮而一紙風行的文章;1990年代末期,筆者所就職的深圳一家報社總編,出生於深圳龍崗區農村,中學畢業招工,大學畢業提干,逐漸進入官員序列。

他不無自嘲地笑談,少年時期在家鄉務農期間,曾因飢餓跟夥伴在半夜偷偷掘出生產隊病死的母豬,弄熟吃掉;其農村父母兄弟均先後逃港活命。他作為低層官員,雖然忠誠於黨,堅不做逃港者,但早年卻要靠逃港父母兄弟,郵寄食品才能填飽一家人肚子。

近年來,大陸各級政府檔案館陸續“解密”部分歷史檔案。官方資料顯示,自中共建政那天起,延續三十多年的“逃港潮”,難民來自除西藏和新疆之外的大陸所有省區。

1949年以後, 大陸共有兩次逃港高潮:第一次發端於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期達到頂峰,這即是官方宣稱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實為人禍(參見楊繼繩先生著作《墓碑——中國三年大饑荒紀實》)。大批饑民從廣東邊境偷渡去港。早年,港英政府來者不拒,難民為剛剛起飛的香港經濟注入了急需的廉價勞動力。

第二次高潮為70年代,橫跨文革與改開初期。早期,眾多無法返城的下鄉知青大規模逃港;延續到末期,陸港兩地生活水平仍存在巨大反差。1979到1980年兩年間,20餘萬人闖入香港。此次逃港潮後期,港英政府不堪重負,開始主動抓捕,遣返逃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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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檔案文件顯示,僅在1962年,就有十多萬人湧入寶安縣(深圳市前身),六萬多人偷渡出境,其中五萬多人被收容遣返。2006年底,廣東省檔案館再次向社會開放檔案8萬餘件,原中共華南局的機密材料顯示,在1961年後的3年間,有近16萬人由 大陸偷渡到港。這些解密的官方檔案,逐漸還原出從1951年到1980年代中期,“逃港潮”的歷史圖景。

三十多年間,共有一百多萬人成功逃港。其中不乏後來的商界大亨曾憲梓,武俠小說名家倪匡,歌星羅文等人。

煽動逃港者的群眾批鬥會。圖片來自網路

最為知名的一幅逃港潮圖片,呈現深圳羅湖口岸附近、深圳河上漂浮的密密麻麻的淹斃者屍體。西起深圳蛇口灣中間梧桐山東至大鵬灣,百多公里長的深港邊境線,都是偷渡地點。因為沿岸的船隻、門板等渡河工具都被政府嚴密看管,所以輪胎、氣球甚至吹脹的安全套都成為偷渡工具。逃港成功者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被在中方邊境線攔截,或已偷渡進入香港但被港英政府遣返。

三十多年間的逃港者、遣返者和死難者的準確數據,廣東省各級政府之間、廣東省政府與港英政府之間,要麼自相矛盾,要麼乾脆沒有數據,都成為隱秘歷史的一部分。偷渡死難者沒有準確數字,更別說他們的姓名,跟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饑荒、文革、八九死難者一樣,在這個統計數據習慣性作假的國家,本不足信。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都沒鐫刻一個“英雄”的名字,不難理解了吧。

有人曾撰文將逃港潮與柏林牆相比較。邊境線兩側同樣是兩種制度和意識形態,一方是自由,另一方是鐵幕,制度優劣明顯。柏林牆被射殺的152名有名有姓的翻越者,與無數無名無姓的逃港死難者相比,不能不說前者非常“幸運”,每個姓名背後都對應著一個通往自由之路的悲慘故事。更在於東德死難者以死亡作為代價,終於換來統一、民主的德國。

水路大規模逃港者。

中港之間至今被崗樓、鐵絲網和探照燈隔離。逃港死難者被遺忘,難以記取,一段慘無人道的歷史隨之被抹去、洗白。

政府對歷次“逃港潮”的應對舉措,也暗合了這一時期高層內部路線鬥爭。對於高層的務實派領導人來說,“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們敏感脆弱的神經,促使他們竭盡全力扭轉毛澤東滅絕人性的“極左”政策,並最終逼出設立五個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政經國策。

琶洲村拆遷保留的徐氏宗祠。木牌上的港澳同胞,幾乎都是當年逃港者,轉身成為港澳華僑。攝影|劉水

研讀官方解密的逃港資料可得出結論,1980年深圳等五個經濟特區的醞釀、建立,直接來自百多萬偷渡逃港者正面衝擊的結果,而不是其它原因。平心而論,是這些制度的受害者給予執政黨喘息的機會。中國歷史向來就是如此弔詭。

幾年前,廣東省委與深圳市委宣傳部合作投拍電視劇《深圳灣》,高調宣稱此劇直面偷渡逃港,畫面里呈現出民兵在邊境線槍殺逃港者;數萬解放軍駐紮粵港邊境線,攔截、抓捕洶湧而至的難民。

今年8月份,廣州第三屆羊城書香節上,深圳文聯副主席撰寫的《大逃港》公開出版。二者均迴避制度弊端,無所反思,關鍵是沒人站出來承擔人禍罪責。今年恰逢深圳等特區建立30周年,在官方華麗高調的紀念動作背後,這些血腥的底色,被夸夸其談和耀眼煙花掩藏。

陳秉安先生所著《大逃港》,民間文本,封底為逃港路線圖。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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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申訴書、信件和遺囑,均來自這份民間檔案原件,文字、標點和語法,均尊重原文,只在個別處加括弧註明、分段,以便理解與閱讀。

附件一

其中一份申訴書草稿。攝影|劉水

申訴

申訴事由:徐錫江於1969年底因犯“偷渡叛國”罪,於1970年元月9日被山西省陽泉市公安機關軍管會判處15年徒刑,故提出申訴。

申訴人與犯人的關係:申訴人徐錦軒(廣東省廣州市郊區新滘公社琶洲大隊社員——原文加註),家庭成分貧農,與犯人徐錫江是姐弟關係。

徐錫江出生於一個貧農家庭,是我的親弟弟,因我們的父母親在錫江出生不久即死去,因此錫江從小就由我撫養大的。錫江在學期間表現很好的,於1965年從華南工學院畢業後,由學校分配到山西省陽泉市食品公司工作(當技術員——原文加註),今年33歲。1969年底,因我病重回家探望我。他在探親假期中,與同行多年的女朋友鬧翻了,一時思想糊塗,被同村的徐儀啟拉攏下,六人逃港不遂,被公安人員捉回廣州學習,後由陽泉市食品公司負責人來廣州帶錫江回原單位。

(母親)當年五歲,受苦十餘年後才嫁給我父親,生活亦是一樣苦,當時我母親因悲傷我姐姐錦瓊死去,我母親以至成長病,不久我母親亦死亡,留下幼弟三個,最大的10歲,最小的是錫江還未滿一歲。母親死後家中生活難過到極了,欲把錫江送給人家養,但我不忍骨肉分離,故不肯把錫江送給人家。當時我的家的生活全靠租地主的八分田來耕之外,我還要去本村的大耕戶徐秀處做短工,每天工資2.5斤米。除一家幾口人生活外,還要煮一些米糊或什糧將錫江養大。

到1949年,幸得毛主席共產黨把我們窮苦人家解放了,我們才有今天的好日子,而且錫江能讀書,由小學到中學大學,1965年錫江在華南工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山西陽泉市食品公司工作,這都是黨和人民對他的培育,不料他一時思想糊塗,干出偷渡逃港的事,實在另(令——劉水注)人痛心。我是他的姐姐,教育不嚴,我也很有責任。

但是錫江出身於貧農家庭,本質一貫是好的,以前亦未犯過錯誤。在學期間和工作期間表現亦是好的,況且年紀青青,更無歷史問題。而這次偷渡逃港亦是初犯。

錫江雖犯罪,但與毛主席共產黨根本沒有仇沒有恨的。現因初犯偷渡逃港被判十五年徒刑,我認為是過重的,是不符合黨的政策,而且同案偷渡的六人除錫江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外,其餘的五人經教育後釋放。在廣州地區,一般犯偷渡錯誤的成員,都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就算是首犯分子徐儀啟,曾三次偷渡,又偷生產隊的艇(做偷渡用——原文加註),屢教不改,性質嚴重,對他的處理,也只是由公安人員送回我大隊交群眾監督勞動三年,監外執行。他的判處與錫江比對,為什麼相差的這樣大?對此我很不理解。

毛主席教導我們“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我們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慎重地對待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問題,嚴格地區分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對一個人不能看他的一時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切不可一棍子將人打死地處理。

錫江今年33歲,若是刑滿出來亦是45歲了,還有什麼用呢?錫江的犯罪是一時思想糊塗,而且帶有資產階級的思想而至犯罪。我請求首長對錫江偷渡逃港的處理,應按毛主席的教導“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去辦理,重新給錫江複審和認真按毛主席關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對錫江的處理我認為是人們內部矛盾,應該以教育從嚴、處理從寬的政策去處理,給他有改過錯誤的機會,允許他有機會將功補過。

我為錫江的事,亦先後寄出有關單位的信件及申訴書等共有一百多封(其中大部分是陽泉市軍管會的,此外還有寄給國務院及周總理五封,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八封,中共中央辦公廳群眾來訪辦兩封,還有山西省革委會的、山西省保衛組的、山西省委書記謝振華同志的、山西省陳永貴的、廣東省革委會的、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廣州市趙付主任的、北京日報來信組的等——原文)。我寄給每個單位的第一封信,大部分都有我琶洲大隊的意見或新滘公社黨委的意見的。

現在我已接到九個單位的回信(說收到我的信後,已把我的來信轉了去陽泉市軍管會了,如有錫江的事,叫我直接與陽泉市軍管會聯繫——原文加註),但是陽泉市軍管會四年多來實在未有一封回信。我寄給他的信已不算少了,不知是什麼意思。錫江已判刑四年多了,目前對知識分子的落實政策過程中,但不知對錫江的問題是怎樣呢?我心裡實在難過,再等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又來打擾首長們,(請)在百忙中復我一封信,根據實際情況錫江能否有條件複審,重新作判處,請解答我這個問題。

我是個農村婦女,文化少,學習得不好,最遺憾的是我不會普通話,否則我就親自前來貴院對首長們擺一擺(講一講——劉水注)錫江的具體情況,決心要把錫江的問題弄個清楚。如果還不解決,以後我亦準備找一個會講普通話的人,帶我去北京人民法院和有關單位,一定要把錫江的問題搞清楚,更希望首長們按照毛主席的政策辦事,使錫江得到合理的處理,早日協助我解決錫江的問題,本人不勝感謝!

此致

敬禮!

廣州市郊新滘公社琶洲大隊徐錦軒上

1973年8月30日

這封申訴信寄出一個多月,未見迴音。同年10月,徐錦軒賣掉祖屋,帶著普通話翻譯,親赴山西陽泉市公安局軍管會上訪。這段經歷記錄於她在陽泉期間寫給當地法院領導的另一封申訴書里。因與上述申訴書內容大同小異,不再呈現原文。

附件二

其中一份遺囑草稿。攝影|劉水

遺囑

本人徐錦軒,現年八十歲,正是風燭殘年,在世時日無多了,現將我的心愿講清楚,以防死後不能說話,特立此遺囑。

幾十年來,我上對得起父母,下對得起兄弟,勤勤懇懇,克勤克儉,在家為大為細(細是小的意思——劉水加註),至於父母剩下的遺產我一些(一點——劉水加註)都沒有要,辛苦一生,自問我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大細,現將我的財產分配如下:

1.給錫安貳萬元正。

2.以前已將買回的西榮里13號屋給錫輝。

3.原“祝安”歸九叔的三分之一房產權,我已購買給錫德。

4.其餘我的財產,包括房屋、錢、物和存款等一切給錫江所有。因錫江幾十年來與我相依為命,在山西時常寄錢給我,當我如母親一樣關心我,照顧我,帶我去看病,每周都會來看我,所以我把所有財產都給錫江。

5.每年清明,由錫江替我付壹佰元,當作拜山掃墓之用。

特立以上五點遺囑。

立遺囑人:徐錦軒(指模印)

二00三年五月廿日

徐錦軒在申訴書里提到有三個弟弟,這在其它申訴書里也得到佐證,但在這封遺囑里提到錫字輩有四人。一種可能是錫安是她流落澳門仍在世的大哥,其餘三個是她弟弟;另一種可能是除錫江之外的三人中,有一個是徐氏宗族的同輩兄弟。

檔案里還有一封徐錫江工作單位——山西省陽泉市食品公司的手寫公函。徐錫江在1969年底被逮捕後不久,單位寄給其家人。打頭是毛澤東語錄,完整照錄如下:

附件三

文革期間,公函和私信,開頭、結尾都要寫毛主席語錄,否則就是反革命,一旦被發現會受到各種懲罰。報頭右上角,每天須更新毛主席語錄。攝影|劉水

信件

最高指示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徐錦軒同志:

你弟徐錫江,從廣州回陽泉以後,態度仍不老實,現已依法逮捕。徐犯錫江,罪行嚴重,我們要劃清界限。你還知道他些什麼問題,要站人民立場上給予揭發,同時可對其進行思想教育工作,促使他端正態度,爭取從寬處理。

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陽泉市食品公司革委會

1970年2月15日

原載《中國人權雙周刊》,2010年9月23日

補記

筆者常去廣州國際生物島(原稱官洲島)環島騎行。2014年,在失地留守島上祠堂的陳姓友人家,偶遇來訪的兩位遠房女親屬。她們自我介紹來自琶洲。筆者忙問,知道徐錫江嗎?其中叫徐春苑的中年女子答說,他是我親叔父啊。驚喜萬分。於是簡述拾獲資料過程,並請她轉告叔父,如果願意,筆者去拜訪他。她爽快地說,我現在就給叔父打電話問問。徐錫江淡淡地回應,他什麼都不記得了!

徐春苑講述,叔父坐滿牢出獄,不久,就從山西調回廣州,在一家國營工廠干到廠長職務,年滿退休,現居住在廣州市中心北京路一帶,身體健康,神志清楚。徐錫江不願再回望痛苦往事。

2019年6月13日修定

劉水,前南方都市報、大公報大周刊等媒體記者,現為獨立作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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