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革命」的由來：從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劉少奇對「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麼態度？他確實抵制過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嗎？一些為劉少奇辯護的書試圖引導讀者往這個方向去認識。例如，《劉少奇之路》一書寫道：「在農村四清運動中，劉少奇雖然由於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採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從全國各個方面的全局上來看──例如，對文化藝術、對哲學社會科學、對黨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門等等──他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不象毛澤東那樣嚴重。就階級鬥爭存在的層次來看，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強調過，在一些存在嚴重問題的基層，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對這個『上面』的認識上，他們的理解卻很不一樣。毛澤東認為根子可以而且應該挖到中央領導層，即中央內部的赫魯雪夫……劉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卻可能只到省、市這樣一些層次。[34]」這一說法顯然是罔顧歷史事實的。
拂去歷史資料上的塵封，追溯「文化大革命」這一提法的起源、演變以及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領導幹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發現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並非毛澤東的個人獨創，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文藝和意識形態領域內推行「文化革命」經驗的影響。早在1954年，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陽翰笙就提出要學習波蘭共產黨用「巨大的群眾運動」作為「城鄉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強大槓桿」。[35]劉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報告」和其他一些講話中也一再倡導「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為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逐步掃除文盲，……我們要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武裝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對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批判。」[36]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又說：「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發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37]劉少奇講話後，《人民日報》很快就發表了題為「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提出了一系列貫徹劉少奇講話的方針政策。該社論寫道：「在文化革命大進軍的行列里，誰是領導者？是要黨來領導，還是要專家來領導？我們說，必須由黨來領導。政治是統帥，因為政治是解決人和人的關係的，是規定整個事業的目標和政策的。任何業務不能脫離政治，脫離黨的領導。」[38]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彭真和劉仁的信中寫道：「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師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39]」劉少奇完全贊成毛澤東對文化藝術領域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藝界30餘人舉行座談會，周揚在會上傳達了毛的上述批示。當周揚說到停演鬼戲時，劉少奇插話說：「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賈似道這樣的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李慧娘》是有反黨動機的，不只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緊接著他又指出田漢編寫的京劇《謝瑤環》有問題：「我在昆明看了那個戲，恐怕也是影射反對我們的。武三思的兒子瞎胡鬧，替武則天修別墅，也是影射的。」[40]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認為，鬼戲屬於「在群眾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而劉少奇的看法顯然比當時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說法更「左」更極端，他把幾齣戲文上綱上線到「影射」和「反黨動機」的嚇人高度，並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點名批判兩位著名的黨員作家（《李慧娘》的劇作者孟超和《謝瑤環》的劇作者田漢）。此外劉少奇還點了畫家陳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動態》上，××同志批了陳半丁畫的一些畫，他是用很隱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詩，用那些畫，來反對共產黨的。現在用戲劇、詩歌、圖畫、小說來反黨的相當不少。那些右派言論他不敢公開講了，他寫鬼來講。我們的宣傳部，文化領導機關，各方面，要拿這個六條來判斷香花毒草。而六條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跟共產黨領導兩條。[42]」
1964年4月9日，劉少奇與外國文化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中國文學藝術在最近十多年來有些成績，但缺點還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點，現在還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動的，可是藝術水平高，那麼起的壞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有藝術水平的了，所以中國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悶，影響很壞。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反對封建的資本主義文學，拿到現在來看就有害處。[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誣陷小說《劉志丹》「利用小說反黨」，當時劉少奇明確表示贊同康生的說法，劉還提出要把這部小說作為「反面材料」，「印給黨內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鬥爭的一種重要形式濫觴於「四清運動」。據中共官方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鬥爭形式的人是當年身兼副總理之職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1964年12月27日，「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全體會議，朱德、陳伯達、董必武、陸定一發言。……陸定一主要講文化革命問題。他說：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在專政，並點了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45]隨後陸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長，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文化部的整風，他們主持起草了「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1965年10月30日）」。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擴展延伸，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該報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寫道：「毛主席的兩次批示，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督促和領導，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全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激烈的、深刻而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46]雖然陸定一和周揚在「文革」中先後被打倒，但他們確實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義，時間上先於毛澤東，而且陸定一和周揚主持起草的這份文件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說法非常接近毛後來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論。在中共黨史上，陸定一和周揚在產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跡。
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線領導工作，他們於1966年1月23日向全國批轉了中宣部主持領導下起草的這份文化部黨委的「匯報提綱」。在「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語：
「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
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很好。事實證明，只要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文藝方向去做，整個面貌就會改變。文藝戰線是一條重要的戰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希望各級黨委認真把這條戰線的工作管起來。當前主要是組織文化藝術工作者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深入工農兵群眾，克服文化隊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缺點；同時認真抓創作和領導好整個文化工作。這樣堅持下去，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一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見，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人並非「文革」的反對者，他們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一樣，都擁護「文革」，也為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手法作了部分「貢獻」。不過，在劉、彭、陸等人的心目中，「文革」應該屬於思想文化諸領域內的政治清洗，要由他們和各級共產黨組織來領導，目的是鞏固黨的統治，他們自然不認為「文化革命」會清洗到自己頭上。上文提到，「四清」時劉少奇對通過殘酷鬥爭式的政治運動來「反修防修」極為熱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一起大談特談「中央可能出赫魯雪夫」；劉甚至主張，如果出了「赫魯雪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在那次會上劉還一再強調，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面」，「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問題，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劉少奇之路》一書稱劉少奇把「反修」政治運動的打擊對象限定在「省、市這樣一些層次」，這個說法是違背史實的。如果說，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打擊中國黨內的「赫魯雪夫」這一目標上有什麼分歧的話，那就是，劉少奇認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級領導人都可以被當做「赫魯雪夫」批判打倒，而毛則認為，劉少奇也算是「赫魯雪夫」；除此之外，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其他問題上其實是高度一致的。從這個角度去認識劉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現，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