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彭博評論》發表專欄作者戈帕蘭（Nisha Gopalan）和該刊編輯布魯克（Matthew Brooker）的文章說，香港兩百萬市民6月16日反引渡法案大示威，和2014年要求民主選舉的「占中」大示威，最後一勝一敗，這次抗議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2014年示威者占據的是香港最重要的商業區，商界的生意損失削弱了他們對示威者的同情和支持。而這次反引渡法大示威得到香港社會各界從民間社團、工商組織、宗教團體到法律專業人士的廣泛支持，形成了空前巨大的反對力量。
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跨國大機構在示威抗議期間允許員工靈活上班，有時間參與抗議活動。而2014年「占中」期間，香港總商會和幾個外國商會，公開反對公民抗命占領中環商業區，認為影響香港經濟。有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在出席香港電台節目時承認，低估了香港工商界對引渡法案的反對態度。
值得考慮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北京當局的角色。2014年占中活動要求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全面普選，反對由建制派控制的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北京當局很快通過人大常委會介入。這次許多人會認為，如果沒有北京中央政府的默許和鼓勵，特區政府不會提出這一法案。但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堅稱，引渡法案由特區政府，而非北京中央政府提出，看不到如2014年那樣北京插手的印記。
在林鄭月娥被迫無限期延遲引渡法立法程序後，官方《新華社》播發北京駐港中聯辦的聲明說，中央政府「支持、理解、尊重」行政長官的決定。北京可能會對林鄭月娥一肩扛下政治責任心存感激，因為引渡法案問題對香港金融和商業環境的危害，遠遠超過把香港拉進中國大陸懷抱所帶來的政治利益。
許多人認為，和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相比，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北京對香港轉而採取強硬幹預政策，原因就在於此。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香港對中國來說，仍然是通向全球資本市場的門戶。如果說現在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隨著美國在貿易戰中對中國經濟和人民幣的壓力增強，香港的上述作用更加重要了。因為中國借貸者嚴重依賴香港的美元債券市場。在國內資金捉襟見肘的情況下，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開始出售美元債券。
國際銀行家以香港作為和中國公司交易結算的信託基地，因為香港有獨立的司法制度，相對清廉的政府，以及包括資訊自由流通在內的公民自由權利。任何有損於這些優勢，迫使企業家和金融家搬遷離開的做法，哪怕只是開始的涓涓細流，都將對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生存能力構成長期威脅。
這次大示威為抗議者和北京當局留下了一條訊息——維持現狀比實施變革容易。2014年和2019年之間的共同點是：在這兩種情況下，現狀都取得了勝利。2003年的七一大示威，結局也是如此。當時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就《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條款立法，結果導致立法流產。這說明抗議者維護既有自由的鬥爭，比鼓動變革的鬥爭更有機會成功。
北京的教訓是，香港的成功之處恰恰在於有一個和中國大陸不同的制度。干預香港，就要冒有可能殺死金鵝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