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紅色高棉興亡史的討論在國際上早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如何討論和由哪些人來討論仍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拿美國來說，儘管"區域研究"是學術界的熱門，但這個在冷戰時期興起並以和那個時代的國際政治結合得很緊密的學術領域在冷戰後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非政治性的課題占據了主導地位，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革命和激進社會政治運動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東南亞本來是一個在這個時期充滿了天翻地覆的政治變化的區域，但相對來說，以這種政治變化為對象的研究和它的重要性在後冷戰和後革命時代不成比例，比比皆是的是充滿了"後現代"和"後殖民"趣味的課題，一個對當代東南亞的社會有著最直接影響的社會政治運動反而成了少人問津的老古董。
在這個大背景下，雖然紅色高棉在短短几年間對柬埔寨社會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法國對柬埔寨大半個世紀的統治(值得指出的是，紅色高棉給自己的國家帶來的只有毀滅，而法國殖民統治除了在經濟上殖民掠奪的一面，畢竟對柬埔寨的文化和宗教沒有帶來重大的破壞，而且還給這個傳統社會增添了歐洲文化的成分，例如金邊作為一個融合了傳統柬埔寨文化和歐洲文化的現代城市就是一個事例)，但在新一代的東南亞學者中，願意接觸這個課題人並不多，對紅色高棉所作的基本研究還是由在冷戰時期成名的學者來完成的。
而在中國學術界，對紅色高棉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更談不上有什麼進展和成就。這個政治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紅色高棉是一個以在柬埔寨實現共產主義為使命的政治運動，它所造成的民族災難自然會使人們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評價產生影響；第二，紅色高棉不但是在思想上是毛主義的產兒，而且在實際發展中和文革前後中共的對外政策有直接的聯繫。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個別網站和媒體偶爾"越軌"外，長期以來對紅色高棉的介紹始終局限在官方所允許的所謂"極左"的框架內，在歷史事實和理論探討兩個方面人們對當年柬埔寨究竟發生了什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當年的中共應該對紅色高棉負有歷史責任始終沒有清楚而全面的了解。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對紅色高棉的探討，在中國也是對中共自己歷史的探討和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海外的中文出版界，最近對紅色高棉的歷史、尤其是它和中共聯繫的意義上出現了一些新材料和討論，反映在鐵戈的《逐浪湄河--紅色高棉實錄》(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年，以下簡稱《逐浪湄河》)和周德高口述，朱學淵撰寫的《我與中共和柬共》(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兩本書中。這兩本書都加深了我們對紅色高棉的歷史和它與中共的關係的了解，但比較而言，無論在材料和觀點方面，《我與中共和柬共》都更值得向讀者推薦。
這兩本書都是自傳，前者的傳主是常修文，後者是周德高，他們都是中共從50到70年代在柬埔寨(也曾經在和柬埔寨比鄰的南越)的地下情報人員，公開身份是經營有道的商人。作為中共的情報人員，他們原來都和柬埔寨共產黨沒有聯繫，只是到了後期，迫於形勢的重大變化才不得不對柬共公開自己的身份。常修文在1970年朗諾政變推翻西哈努克之前主要從事對南越的情報工作，政變後轉為對柬埔寨，他最驚險的經歷是自60年代中期就在柬埔寨設立和北京直接聯繫的地下電台，一直到紅色高棉上台。周德高從事情報工作的主要特點是他和柬埔寨方方面面人士都有密切關係，從西哈努克政權下的貴族官僚到朗諾政權下的軍人政客和紅色高棉的各級領導人，利用這種廣泛的社會關係他直接參與或經歷了60和70年代柬埔寨的一些尤其是和中共有關的重大事件。
這種以切身經歷為基礎的歷史作品給讀者帶來的問題首先是在多大程度上他們的敘述可以拿來作為可信的歷史材料。一般來說，對於這些作品中的細節，尤其是那些繪聲繪色的情景描寫，特別是長篇對話，讀者可以不必過份認真；但對重大事件的交代和分析則應該是有認識和使用價值的。兩本自傳的主人公中，周德高不但身在海外多年，而且經歷了思想轉變，對"革命"早已深惡痛絕，斬斷了和"組織"的紐帶，所以寫作中沒有顧慮，提供了豐富的內幕細節和材料；而鐵戈(筆名)，不但身在國內，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上仍然是一個"革命者"(儘管他對紅色高棉的革命完全否定)，所以很多地方對中共和柬共的關係或是點到為止，或是語焉不詳。因此，一個可以說暢所欲言，另一個則往往欲言又止。此外，由於年齡和投身中共"革命"的時間不同，常修文30年代末就和中共在柬埔寨的組織發生了聯繫，對中共建國前在印度支那擴展影響發展組織的情況介紹得要多一些，而周德高於50年代初和中共發生聯繫，其敘述集中在從50到70年代。
"僑黨"與"華運"--中共在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兩條腿
和世界上大多數共產黨相比，中共有一個得天獨厚之處，這就是龐大的海外華人群體--尤其是在和中國鄰近的東南亞國家--為它提供了擴展國際影響的天然條件。這個以"同文同種"為基礎的信息和組織網絡在中共奪取政權和發展國際關係方面的重要作用至今還沒有系統的研究。
東南亞華人長期處於殖民地統治下，既不能被白人統治集團所接納，更不能和當地土著所融合，一直視中國為祖國，認同中華文化。殖民地的生活經歷常常使他們把自己在當地的低人一等的處境和中國被列強欺凌的背景相聯繫，而很多人從事的低下的社會職業又讓他們對現實嚴重不滿，一些人即使通過努力在經濟上遠比當原住民富餘，但在社會地位上仍然遠在當地的西方人之下。在這些歷史因素的作用下，中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在這些華人中一直有廣泛的影響，尤其在五四運動之後，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意識形態成了他們在殖民地舉目無親局面下的精神支柱，其執著程度往往比很多在國內參與左翼運動和共產黨革命的人有過之無不及。
東南亞華人很早就和中共發生了歷史聯繫。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很多中共成員流落東南亞，建立了中共在東南亞的組織，稱為"僑黨"，很多人後來轉入印度支那共產黨和馬來亞共產黨，同時擁有中共和這些黨的黨員身份，不但基本聽中共的指揮，而且把中國視為大後方和培訓基地；抗戰時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更是有計劃地向東南亞派遣人員，作長遠打算，例如著名的"民主人士"胡愈之就是接受周恩來的派遣前往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主筆的。
在這個"僑黨"的外圍，則是所謂"華運"(華人革命運動)，即在中共領導下的統一戰線。這又是一個中共特色。
所謂"統一戰線"的實質就是中共可以在法律、政治和道義和身份上在各個地方和場合從事難以用中共或者任何公開黨派的名義所從事的任何活動，哪怕是在自己掌權的條件下，也總有一些話，一些事，讓別人來說或做比自己要好。這個"華運"在英美的東南亞殖民地有理想的活動條件。在這裡，公開的共產黨是非法的，公開挑戰殖民統治的合法性也是要受到鎮壓的，但除此以外，英法統治者對民間社會政策非常寬鬆，尤其是教
育、新聞出版和少數族裔社團組織方面的獨立和自由，例如共產黨組織雖然不能公開露面，但學習共產黨領導人的著作和革命文藝作品，演出紅色文藝節目，尤其是以工會學生會和各種俱樂部的名義建立黨的"外圍組織"甚至遊行示威，這些都是合法的。華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學校，殖民政府很少甚至從不過問這些學校的教學內容，馬克思主義和中共革命可以公開傳授和討論。
如果把極權政體和殖民統治相比，在對意識形態、言論自由和社團組織的控制方面，前者可以說是有百密而無一疏，後者則往往相反:有百疏而無一密。
這種非常寬鬆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在獨立後並沒有改變，新的民族主義政府對民間社會基本上沿襲了英法殖民主義統治時的政策，而且由於沒有了殖民地時期職業化的官僚和相對嚴格的規章制度，很多方面松松垮垮，加上貪污腐敗，因此整個體制充滿了漏洞，這兩本書對此有詳細描繪。
一個典型事例是常修文50年代初回中國接受訓練，八年後被派遣回到金邊。由於他是從法屬印度支那在河內的海關出的境，柬埔寨方面沒有他出境的記錄，八年後他回柬埔寨時越柬都已獨立，但兩國政府沒有在過去殖民統治下出入境記錄上充分合作，因此常修文可以聲稱他從未離開過柬埔寨，只不過沒有及時更新身份證。這樣他不但順利恢復柬埔寨永久居民身份，甚至通過找關係把這八年欠下的身份稅款也勾銷了一部分，政府方面根本不知道他離開柬埔寨在中國待了八年。這些合法權利和非法漏洞無疑給中共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發展組織和活動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隱蔽而組織嚴密的"僑黨"和公開而相對鬆散靈活的"華運"相結合，是中共在東南亞的主要活動方式。常修文和周德高參加革命和後來長期為中共從事地下活動的經歷都說明了這一點。常修文出生於金邊貧困華僑家庭，三十年代下半期在金邊私立新華小學校時就接觸並被招募進中共地下組織。這個學校的校長本來就是曾經參加廣東潮汕地區農民運動的左翼知識分子，1939年這個學校又從延安派來了一對夫妻，他們都是新加坡華僑，曾經參加馬來亞共產黨，後來去了延安，再被派到柬埔寨。在他們的組織下，這個小學很快就成為中共傳播革命文學、歌曲、舞蹈和政治理論的陣地，年幼無知的學生成為他們的招募對象，當時只有十二歲的常修文就被這對夫妻選中，利用他的兒童身份擔任地下黨的交通。當時中共的宣傳在國內就是以"抗日"為表，"擁共"為里，在海外也是如此，從常修文的回憶中，讀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延安抗日，重慶賣國的謊言。
1944年，常修文轉學到南越西貢附近的堤岸，在一所僑社公立的義安中學讀書。義安是一所在學習和紀律上都非常嚴格正規的學校，學生除了學習規定的課程，不能從事政治活動，這些都讓在中共和左翼思潮影響下自由散漫慣了的學生不適應，於是他們鬧起"學潮"，很多轉到了檳知的南僑中學。這是又一所受到中共影響的學校，其中有一個老師早在2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曾是廣東某地下縣委書記，後來轉入南越，在這所學校教社會發展史和政治經濟學這些典型的左翼課程。常修文也接受他在新華小學時的中共老師的"建議"，轉入了這所學校，在這裡閱讀了大量的左翼書籍(如艾思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哲學》和其他理論書籍和蘇聯的革命文學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鐵流》、《士敏土》)等等，即使是西方文學，也是充滿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反抗精神的，如傑克倫敦和馬克吐溫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同一時期也是東南亞其他地區左翼華文文學中的必讀，例如馬共總書記陳平和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林清祥都在少年時期就深受它們的影響。1946年內戰時期，這所學校的共產黨地下組織還發動西堤的華裔學生和工人舉行了"反內戰、要和平、求民主"的遊行，把南越也當作了國共政治鬥爭的戰場。
周德高也是貧困家庭出身，50年代初參加革命，當時他二十一歲，正苦於沒有工作，一些"朋友"答應幫助他在柬埔寨馬德望市安排工作，同時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發起的"群星體育會"，公開活動是籃球隊、夜校和文藝輔導班，但實際上讓他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紀念白求恩》和《為人民服務》這些中共書籍。從這個外圍團體開始，他逐步接近黨組織，1956年被推薦到《棉華日報》工作。這是一家直接聽命於中共大使館的宣傳媒體，周說他"出身貧苦，為人熱誠，對黨忠誠，願為共產黨赴湯蹈火，因此中國大使館對我極端信任。"他後來升任報社經理，在他努力下《棉華日報》發行量達到一萬一千多份。他後又向僑領借錢籌辦了一個事務所，做各種生意，以此為地下工作的掩護。"和很多地下工作的家庭一樣，周德高全家也都投身革命，"妻子和幼小的兒女都成了革命隊伍的一員，太太是《棉華日報》的司帳員，後來又是進出解放區的情報員；女兒機靈沉著，八歲就為我送信到大使館，一家人都獻身革命事業。"
常修文和周德高的生活經歷和參加革命的過程為讀者勾畫出了一幅中共充分利用東南亞民間社會的各種自由和政府管理上的漏洞，組成一個"僑黨"和"華運"相結合的政治、宣傳、組織和情報網絡的畫面，為我們了解海外中共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提供了生動的材料。
從朗諾政變到蘇品被殺--美中對柬埔寨民族悲劇的責任
周德高書中從情報工作的角度披露了一些他親身經歷的和中共有關的事件，特別重要的是兩件事，一是中共事先獲知郎諾-施里瑪達集團在美國支持下推翻西哈努克的情報，並為促成柬埔寨革命早日成功作好了相應的戰略安排，這和印度之那局勢的巨變和紅色高棉的上台有直接關係；第二是周德高把紅色高棉領導人之一蘇品對波爾布特集團不滿並和越南關係密切的情報向北京報告，這個情報很可能從北京泄露給波爾布特集團，導致蘇品被殺，而蘇品的被殺又開始了紅色高棉一發而不可收的大規模內部清洗，最終導致越南出兵、紅色高棉政權垮台。
60年代西哈努克政權面臨的是一個危險而複雜的區域形勢:美國和中共都捲入越南戰爭，把柬埔寨置於一個兩難境地。應該指出雖然美中都捲入越南戰爭，但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權後就和蘇聯作出分工:蘇聯負責在東歐的革命(當時東歐國家雖然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但還沒有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而中共則負責亞洲尤其是東南亞革命。50年代初中共在北越的政權建設、土地改革、知識分子改造以及抗法戰爭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派出大量人員直接參與以上重要事件。因此，在對越南戰爭的歷史評價上，如果美國的入侵應該在道義上受到譴責的話，那麼這個譴責同樣或更適合於中共對越南內政的干涉。熟悉中外關係史的人甚至還可以把中共試圖對北越施加影響和歷史上複雜的中國和印度支那關係史聯繫起來。毫無疑問，在冷戰史上，中共對北越的支援在先，美國對越南的干預在後。
面臨美中兩個大國的對抗、和柬埔寨比鄰的南北越兩個對立的政權，以及曠日持久不斷升級的越南戰爭，西哈努克試圖維持一條危險的"中立"路線:在國內鎮壓共產黨、把紅色高棉趕進叢林和越南；而在國際上維持和中共的友好關係，對來自中國和北越的人員和物資通過柬埔寨進入南越(中國援越物資在柬埔寨的磅遜港上岸後再運入南越)和在柬越邊境的越共基地的事實或是聲稱不存在、不知情或是說以柬埔寨的實力無法制止。
在美國眼中，名為中立實際支持北越的柬埔寨成為自己在越南戰場脫身的障礙，於是以攻為守，支持柬埔寨統治集團內部以郎諾--施里瑪達為首的親美派發動政變。朗諾當時是首相，施里瑪達是國防部長。儘管這些親美派早就對西哈努克的一些"社會主義"和"國有化"政策不滿，但君主制在柬埔寨根深蒂固，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這個集團斷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政變。
柬埔寨後來的民族悲劇，中美雙方從一開始就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利用西哈努克的親華和反美情緒把柬埔寨變成自己介入越南戰爭的方便途徑，從而事實上破壞了柬埔寨的中立，置這個東南亞小國於國際政治的危險旋渦之中。在美國方面，如果說西哈努克暗中支持北越是違反了國際中立，那麼美國應該可以有相對應的方法實行制約和報復，而策動政變將他推翻不但是對國際準則的踐踏，而且推翻君主制實際上導致柬埔寨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斷裂，開啟了社會急劇惡性變化之門，最終導致了紅色高棉的上台。
根據周德高的回憶，1969年底中聯部緊急將他召到北京，告訴他根據中方掌握的情報，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局勢即將發生巨變，美國支持的柬埔寨右翼勢力要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他在柬埔寨的活動方式和任務也要相應變化，他要儘量留在敵占區從事情報工作，並給了他一大筆錢。過後周才知道，這次行動是康生直接指揮的。本來他和柬埔寨共產黨沒有直接聯繫，北京給他的任務是建立和柬埔寨共產黨的直接聯繫，並要他回柬埔寨後通過他所熟悉的柬方高級官員把這個情報告訴西哈努克，建議他取消出訪。周德高回柬埔寨後向西哈努克的辦公廳主任周成(周德高后來知道此人實際是柬共成員，而柬共巴不得西哈努克被推翻，這樣北越和中共都可以放手支持他們)，另一個是金邊市長迪潘(此人還是西哈努克的兒女親家)透露了這個情報。兩個渠道都把這個信息傳給了西哈努克，但西哈努克自認為對朗諾集團非常了解，沒有採取任何防範措施，而是按期出國訪問，於是被推翻。
對於中共要通過自己向西哈努克政府通報，周德高開始很不解，用他的說法是以周恩來和西哈努克的關係，為什麼周不親自向西哈努克通報如此重大的情報?這也可能是一些讀者看到這裡會產生的疑問，從而質疑這個敘述的可靠性。周德高后來解釋說，可能當時西哈努克對北越對紅色高棉的支持也不滿，啟用親美派朗諾和施里瑪達等人表示在中美之間的平衡，而中共"不願和美國在西哈努可面前扮演爭風吃醋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當時紅色高棉的武裝鬥爭已有起色，如果西哈努克被推翻，柬埔寨正好可以放手革命，或許壞事變好事，促成印度之那革命的早日成功。
其實，以周恩來的謹慎和經驗，採用這個方式向西哈努克通報是有可能的。因為任何情報，尤其是重大情報，不但難免有真假難分的一面，而且以周的身份或中共官方的身份向西哈努克打他的首相和國防部長的小報告，無論在情報工作和外交關係上都是犯忌的，說不定會被看成是離間計，干涉內政，借西哈努克的手除掉反華派，甚至可能會把西哈努克推向美國。所以，讓一個情報人員出面間接向柬政府通報更穩妥。如果情報是假的，對中共無關痛癢；如果情報是真的，西哈努克挫敗了政變，那等於是清除了親美派；如果西哈努克不信，那麼他被推翻暫時會給對南越的援助帶來困難，但對於柬埔寨革命並非一件壞事，整個印度支那革命也可以連成一片。因此表面上看來難以理解的事，在處理情報和國際關係的特定處境下也可以解釋。此外，也不排除中共還有其他渠道向柬埔寨方面通報的可能。
無論如何，從周德高的回憶中看，中共在掌握了柬埔寨即將發生政變的情報時沒有冒外交風險向西哈努克直接通報，而是做好了西哈努克被推翻的實際準備，這個戰略安排對柬埔寨和整個印度支那後來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從中共推動世界革命的角度來看，這個安排是成功的:美國策動柬埔寨政變並沒有強化整個印度支那反共親美勢力獨立支撐局面的能力，還是不得不在五年內完全撤兵，讓越老柬三國連成一片，整個印度支那革命迅速成功，這可以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獲得在俄國和中國革命勝利後的又一世界歷史性勝利。
但中共方面沒有想到的是，為這個勝利最終付出代價的與其說是美國，不如說是自己:不但越南反美統一戰爭一結束就完全投向蘇聯，以中共為敵，而且中共對紅色高棉的全力支持從此給自己背上了政治和道義上都無法推卸的責任。
周德高披露的另一個重要事件是蘇品被殺對紅色高棉的影響。蘇品這個名字對中國人來說相對陌生，但這多半是因為他被清洗的緣故。蘇品是柬共老戰士，參加過抗法鬥爭，70年代初時擔任柬共第二副總書記，和波爾布特、農謝以及英薩利組成柬共四人常委會。他長期負責柬共在湄公河以東的東部大區工作，是實力派，紅色高棉進城後擔任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周德高和蘇品早在1971年就在柬共根據地為了中共在柬埔寨從事"華運"的人員問題有過直接接觸，認為他是紅色高棉領導人中相對來說比較現實，為人溫和，容易接近的一個，在幹部戰士中威望也很高。
柬共進城後，蘇品在領導核心中對波爾布特一系列基本政策不滿，曾經通過和向越共關係密切的朋友向越共反映，要求越南方面干預波爾布特的"胡作非為"。周德高從他的情報網中了解到有關蘇品和越共的接觸。越共和柬共就像中共和蘇共，本來就是面和心不和，為了歷史上的領土問題、兩黨之間的關係問題和印度支那革命的領導權問題有很深的矛盾，"革命"成功後紅色高棉不但在國內政策上更為激進，在"建設共產主義"上要一舉超過北越，而且對在柬埔寨實行種族政策，對境內的越南人百般迫害。所以，越共和柬共之間的矛盾的爆發只是早晚的問題。這種矛盾在柬共與越共各自有國際後台(中共和蘇共)的背景下變得更加不可調和。在這種複雜關係下蘇品和越共的接觸一旦被波爾布特集團獲知，後果不言而喻。
1977年初夏周德高奉召回國，外交部和中調部都要他匯報柬埔寨革命勝利後的情況，周本來就對紅色高棉進城後的一系列極左政策不滿，於是把蘇品對波爾布特政策的不滿和他與越共的聯繫作為柬共內部對波爾布特基本路線有不同意見的情況告訴北京，希望北京能夠對波爾布特的極端政策有所干預。
誰知他的這種努力的效果適得其反。當時中共國際政策還沒有全面轉向，還在支持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建立"共產主義"，更重要的是此時中越兩黨也已經處於矛盾就要公開爆發的時刻，於是中共外交和情報官員一方面對周德高對紅色高棉的批評不滿，另一方面卻從他的匯報中懷疑蘇品成了越共在柬共內部的代理人，擔心所謂"親越派"控制柬共。
周德高說在他匯報之後，中共很快邀請蘇品訪華進行試探，蘇品回國後不久就被殺，因此很可能是中共把他提供的蘇品和越共有往來的情報通報給波爾布特。蘇品手下的東部大區的幹部戰士被稱為"越南人的頭腦，柬埔寨人的身"，受到徹底清洗，數十萬人死亡。被派去殺人的是有"屠夫"之稱的西南大區領導人塔莫。
對蘇品的鎮壓把一部分東部大區的紅色高棉部隊逼上梁山，由師長韓桑林率領投奔越南，建立了"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跟隨越南大軍打回柬埔寨。就是這個被逼出來的政權後來被中共稱為"傀儡"和"賣國"政權。和蘇品持有相似看法的或受到懷疑的很多黨政領導人也被殺，如曾經負責金邊地下工作的溫威，後來擔任民主柬埔寨副總理。
從後果來說，對蘇品集團的屠殺不但導致紅色高棉內部公開分裂，而且大規模的鎮壓從此一發不可收，這個政權從此由盛轉衰。如果北京確實向波爾布特集團通報了蘇品的情報，那麼等於直接捲入了紅色高棉內部的清洗。
紅色高棉確實是毛主義信徒
1999年，我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之邀，寫了一篇題為"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的文章。文章雖然基於英文第二手材料，但卻是中文學術界比較早的系統介紹和分析紅色高棉的論文，後來在網際網路上受到廣泛傳播和引用。文章在分析紅色高棉的性質時說它的目標是要"超過列寧和毛澤東"，"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正是這條道路導致了一場建立在民族大屠殺基礎上的社會重構。
今天看來，當年前的那個分析還是有歷史根據的，所不足的是還應該明確指出:紅色高棉的本質是反文明，所有那些革命口號和野蠻措施集中到一點，不過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強制甚至暴力去實現共產主義運動創始人所提出的消滅三大差別(階級差別、城鄉差別和腦體差別)以及與此相聯繫的制度、成就、規範和觀念。
在國際共運中，以這些觀念為基礎的政策在紅色高棉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最突出地表現在毛澤東的文革中，紅色高棉則又把這些"偉大實踐"推向極端，最不可思議的是廢除家庭，實行配給婚姻，即在"集體生活"基礎上由黨指定性伴侶。《逐浪湄河》和《我與中共和柬共》在這方面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和介紹，有助於我們從具體歷史發展的角度提高對紅色高棉的理論認識。
在紅色高棉建立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政策中，無論從規模還是後果來看，撤空城市可以說是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撤空城市就是廢除以城市為空間的各種文明制度，意在徹底消滅所謂"舊社會"。
作為毛澤東的信徒，紅色高棉對城市的廢除不過是文革時上山下鄉和各種"下放"政策的極端化，而根據這兩位作者，這個政策早就在全面奪取政權之前就在"解放區"實行了，還遭到一些華人集中的城鎮居民的抵制。波爾布特說"驅趕所有人離開城市，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創舉"。對於經過了文革的人來說，他的這句話和當時中共把各種"新生事物"(例如"工人參加管理"和工農兵"上、管、改大學"等等)自我標榜成"偉大創舉"和"革命的首創精神"等等如出一轍。
紅色高棉的主要來源是青年甚至少年農民，通過洗腦，紅色高棉成功地在他們心中建立了"鄉村-城市"的善惡二元對立，培養起對城市人的仇恨和厭惡，以至於當他們後來和城市人接觸多了以後會問對方是不是吃人不吐骨頭，是不是什麼活都不干吃飯還要人餵等等離奇的問題。
但意識形態之外，廢除城市的政策也有現實層面的考慮。它是紅色高棉經濟大躍進的一部分，因為在紅色高棉看來，城市人只是消費者，不是生產者，而對他們的強迫勞動可以增加生產(這和古巴共產黨領袖卡斯楚的看法也完全一致，在卡斯楚看來城市人都是好逸惡勞，都應該下放到甘蔗地里去)。一個紅色高棉幹部這樣對被驅趕下鄉的城市居民說"把城市人口遷到山區去，發展山區經濟，是我們的一大發明，法國人做不到，西哈努克也做不到，只有我們才有辦法做到。你們想想，如果整個山區發展起來，我們柬埔寨的米糧、生果以及山區作物，要多少有多少!到那個時候，你們就放開肚子吃飯吧!"
這些話其實也是中共大躍進口號的翻版。
紅色高棉敵視城市一個更深層的現實因素是它長期活動在邊遠鄉村，不但沒有管理城市的經驗而且對城市生活非常隔膜，整個幹部隊伍的中上層(除最高領導集團核心是留法學生)都是農民和體力勞動者，文化水準和平均年齡極低，因此不要說有效管理一個城市，就是維持日常運作都讓他們望而生畏。這兩本書都提到在紅色高棉隊伍中對城市的敵視(意識形態立場)和畏懼(毫無知識和經驗)是結合在一起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乾脆廢除而不是學習如何管理或控制城市不但成了方便的、而且或許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紅色高棉的這個歷史處境在國際共運中並非個例，但在程度上是最極端的。接收、改造和管理城市曾經是中共1949年的主要任務，毛澤東"進城趕考"的心態中未必沒有和紅色高棉類似的對城市的恐懼，但中共不但早就有"坐江山"的心理準備，而且在自己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斷絕過和城市的聯繫。
和對城市的厭惡和敵意相聯繫的是反智主義，在這方面紅色高棉有它自己版本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智哲學和痞子話語。常修文書中形象地描繪了一個"老幹部"在對城市人的思想和勞動改造動員大會上講話的情景：
當這個老幹部帶著一把鋤頭走上改造大會的講台時，下邊的聽眾開始都有些不解。老幹部說"在新社會裡，誰是英雄，誰是好漢，誰有沒有真正的本領，不再根據你有什麼學歷，什麼文憑，什麼頭銜。什麼博士、碩士，見他媽的鬼去吧!以後是根據這個"，他拍著鋤頭說，"今後再不需要什麼中學、大學，他們培養出來的是一大群飯桶，耕起田來，比得上我們農民嗎?我們不需要城市，城市裡的人都是些妓女、強盜、剝削者。城市的馬路能種穀子嗎?我們今後，是英雄，是好漢，就看你從鋤頭底下，生產出多少糧食來評比。"紅色高棉要讓城市人都脫胎換骨，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和信念，建立起對鋤頭和肌肉的崇拜。常修文說，經過這麼一番"教育"，下邊聽的人對那把鋤頭不由得"肅然起敬"。
這種語言和場景，對於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來說實在是太熟悉了。
除了這些和中共以及文革特別相關的內容，這兩本書還有很多地方值得推薦，尤其是對"解放"以前的柬埔寨(以及南越)社會情況的描繪。這兩個國家都是魚米之鄉，在舊政權下即使久經戰亂，老百姓仍然基本不愁吃穿，政府機構雖然有昏聵之處，但對小民百姓並不苛刻，雖說不上是太平盛世，但日子很好過。
最讓人吃驚的是常修文說"金邊市即使在『解放』的前一天，自來水依然正常供應，市場和商店裡的商品，依然很充足，貨幣依然可以流通。"這哪裡象是一個久經戰亂暗無天日等待被"解放"的"舊社會"?
在對殖民統治的描繪上，讀者也不難看到很多被"革命"話語刻意遮蔽的歷史。除了對民間社會各種自由和權利的容忍，殖民政府在管理上的效率和廉潔確有值得稱道之處。例如常修文說，森林業是柬埔寨的生財之道，法國在柬埔寨的森林管理制度非常嚴格，尤其是珍貴木材，每棵大樹都有專門編號和記錄，如要砍伐必須經過很多手續，砍下後還要經過驗證，無人能通過送禮走後門來砍伐。但獨立後這個制度很快就在貪污受賄下名存實亡。這些細節，對於消解"革命"話語、了解真正的歷史常常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對於紅色高棉的歷史了解得越多，人們就越會發現這個給自己民族帶來空前絕後災難的政權，不但其思想和政策和"毛澤東思想"有繼承關係，而且其實際發展又直接在中共的東南亞政策影響下。周德高和常修文的親身經歷再次說明了這一點。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研究紅色高棉的歷史，也就是研究中國當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