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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戈:黨文化的4大作惡信條

從人類文明史可知:一切文明的根性都源於宗教,否認神性就是文化自宮。法國大革命的「信仰理性」闖下了大禍,方知道「哲學是神學的婢女」自有他的道理。作為哲學的唯物主義,無需深究無神論對錯與否,一旦成為政治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立場必引發政治秩序紊亂,並導致專制獨裁登場。法國大革命如此,中國革命何嘗不是?

高氏兄弟作品《毛澤東槍殺耶穌》,儈子手是由七個手持步槍射擊的毛澤東的雕像組成

李洪林先生曾痛心地說過:“毛澤東親手培養的‘黨文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空前絕後的精神創傷。無論夏桀和殷紂,無論周厲王和秦始皇,也無論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和明清兩代的文字獄,都比不上‘黨文化’對整個民族傷害之深,這是精神世界的內傷,它抽掉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脊梁骨,消滅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獨立人格。”

“黨文化”也培育了作惡多端的中共集團,從土改、肅反到文革浩劫,樁樁件件都是明證。從文革對張之洞、康有為的扒墳鞭屍,便知這伙連死人都不放過的惡棍,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另一方面,黨文化也侵蝕中共,如今已成潰爛之軀。制度性貪腐無處不在,文憑造假屢見不鮮,投毒謀殺內鬥不斷,指鹿為馬謊話連篇。他們正把國家民族引向沒有正義、沒有是非、弄虛作假、道德淪喪的萬丈深淵。

正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潰爛的集團,在享受工業化、市場化經濟利益的同時,以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歪理,成為21世紀公開反對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司法獨立的個別政權。他們以階級的名義反人道主義,以共產黨初心反私有財產,以黨的領導反司法獨立,以輿論一律反新聞自由。但凡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以來的正麵價值,都成為中共的敵人。

反普世價值、反憲政民主、反司法獨立,並不意味著中共有著優於現代文明的價值和制度。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實是自欺欺人。蘇聯解體宣告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同時也宣告了他們道路、理論、制度的失敗。至於文化,除了“黨文化”還有什麼文化可談?義和團還是紅衛兵?

有人把“黨文化”比作會黨文化,是指在控制他人為目這點上相通,但作惡無底線,禍害之慘烈,會黨文化豈能與之比肩?什麼是“黨文化”?就其範圍、罪惡而言可謂罄竹難書,其中危害最烈莫過於以下四條。而所謂毛澤東思想,其主要內容都包含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講,“黨文化”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他們之間是可以劃等號的。

痞子精神

階級鬥爭

唯物主義

暴力崇拜

本文不是解讀中共教科書的說辭,而是說明它們在中共政治中的實際功用。

一、痞子精神

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以流氓成為帝王者不乏其人,如劉邦、朱元璋。雖是流氓出身,大業成就之時,不光彩的歷史總會設法抹去,再端起架子裝出帝王的樣子來。再無恥的流氓,一旦得了天下,無論王道霸道,只會與流氓切割,絕沒有視痞子為同道,請痞子進廟堂的道理。

中共則不然。創建之時未必是劉邦之輩,但之後的農民運動則和痞子沆瀣一氣,非常之時用非常之法,並非不可理喻。建政之後仍視痞子為同道,奉痞子精神為信條倒是嘖嘖怪事。這個奇怪的現象和湖南農民運動分不開,和這個運動綱領性文獻——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分不開。這篇報告假革命之名為痞子造勢,以革命先鋒為痞子正名,正因如此,建政後痞子精神登堂入室也就順理成章。

文革中紅衛兵為代表的群眾運動再現了這一幕:以《考察報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為開場,再按報告所說“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游鄉。”只是土豪劣紳換成了教授專家、走資派。時至今日,從基層到廟堂,他們的幽靈無處不在。《芙蓉鎮》里的王秋赦,已成這類人的符號,無信、無恥、無賴、無畏是他們的底色。尤其是無信與無恥,已經成為這個“革命”的重要遺產,深入到這個群體的骨髓之中。

所謂“痞子”,指的是惡棍、流氓、無賴這類人渣。之所以無信、無恥,就在於他們是沒有價值系統,不講社會倫理的邊緣人。他們以私利為目的,追逐錢權近乎變態,不講道義蔑視秩序,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黨內鬥爭如此,魚肉百姓亦然。這個不講政治倫理以痞子精神為信奉的政黨,沒有他們不敢編造的謊言,沒有他們不敢撕毀的契約,沒有他們不敢幹的壞事!這在中共建政後已成常態。

二、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指對抗階級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但無論如何,這只是西方政治經濟學一派觀點,而非荼毒天下的依據。中共在建政後,階級鬥爭除了是殺人無數口實,更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講邏輯、顛覆價值的工具。這一點危害最烈,卻不被人們所重視。

人在經濟結構中地位的不同並不意味著觀念、方法的不同,更不等於價值的對立。尤其在倫理道德系統,即使經濟利益的對立甚至衝突,也只是利益訴求的不同,絕不會有倫理層面的不同。如果在這一層面有所不同,甚至對立,則意味著結構崩潰、社會解體。任何一個族群都有經濟地位的分層,也就是所謂的階級,但並不因此就有“你要講衛生,我偏要吃蒼蠅”的對立。這意味著在基本價值判斷上,任何族群都有接近甚至一致的一面。比如善惡、真假、美醜,而不會因為階級的不同而不同。

以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論是非,是共產主義運動最荒唐的邏輯,其功效在於對價值蠻橫的顛倒。但凡打入另冊被整治、被迫害、被掠奪的人們,無不被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如地主、富農、資本家。以貧富劃分敵我,使富有成為罪名,再以階級鬥爭置人於死地。黨外如此,黨內亦然,無不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無不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種神邏輯無需羅織罪名的麻煩,也無需“莫須有”的精神負擔,只要帶上“階級敵人”的帽子,置人於死地的罪名即可成立。

李森科之所以批判遺傳學,並非他比孟德爾—摩爾根高明,而是給對方戴了頂資產階級的帽子。基於同樣的邏輯,就有了中共那些數不清的批判運動:批俞平伯、批胡適、批人道主義,批人性論,直到文革批無標題音樂、批牛頓的第一推動力,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種批判除了顛倒是非,有什麼道理可言?這個庸俗、荒唐的神邏輯,使斯大林、毛澤東幾乎成為萬能的神明。

階級鬥爭在草創初期是殺人越貨的口實,比替天行道時髦。建政後則是控制他人、顛倒是非的殺器。

、唯物主義

唯物主義在政治舞台上最瘋狂的表演莫過於法國大革命,當時各派政治勢力都提出了信仰問題上的主張,最著名的莫過於公社的“信仰理性”和市政自治派的“無神論”。在這兩派的堅持下,國民公會下令“以信仰理性代替天主教”,並把教堂改為理性教堂。恩格斯稱之為“用盡一切力量把宗教永遠破壞了”,其罪魁禍首正是唯物主義領軍的理性信仰。而這正是法國大革命最負面的東西,革命的神話演變成一場噩夢。

從人類文明史可知:一切文明的根性都源於宗教,否認神性就是文化自宮。法國大革命的“信仰理性”闖下了大禍,方知道“哲學是神學的婢女”自有他的道理。作為哲學的唯物主義,無需深究無神論對錯與否,一旦成為政治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立場必引發政治秩序紊亂,並導致專制獨裁登場。法國大革命如此,中國革命何嘗不是?

任何一個有序社會,法律都是維繫社會的紐帶,公平正義則是法律的根基。公平正義所具有的超驗性、神聖性,在東西方都保留在自身文明的根性中。它既是一個共同體的基本價值,也是一個理性邏輯系統(法律)的公理。

美國《獨立宣言》以“全人類在被(上帝)創造出來時就是平等的”的宗教信條,導出這個國家政治規則的全部。這個信條既可以理解為美國政治的公理,也可以理解為政治邏輯的起點。唯物主義無神論拒絕宗教,因此無法理解公平正義的神聖性。公理系統的缺失,邏輯起點的隨意,其法律註定成為不講是非,顛倒黑白的工具,連皇權專制都不如。

蔑視宗教否定神性,既缺乏終極關懷也沒有道德底線。沒有終極關懷使人成為急功近利的短視者,漠視長遠只有當下;沒有道德底線使人成為無惡不作的衣冠禽獸,社會變成從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叢林:貪腐遍地,亂象叢生。從山寨貨到假學歷,從食品安全到生態災難,從邪惡的政黨到潰爛的社會,無不拜賜於無神論者,作為總根子的唯物主義難辭其咎。

四、暴力崇拜

“《因政府而死》一書中估算了一個數字:在本世紀(20世紀),單是種族殺戮的死難者就達1.7億人。在人類歷史中,如此多的人死於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這種現象的存在歸因於一種現代的、冷酷自私的邏輯。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險和錯誤的思想——應該對本世紀這一可怕的統計數字承擔連帶責任。”(《開放的社會極其敵人》導論)

最應該對上億死難者承擔連帶責任的,當然是馬克思的暴力革命。這個危險和錯誤的思想,在中國不但大行其道,還成為崇拜者的聖諭。毛澤東是暴力革命狂熱的鼓吹者和踐行者,在黨內外有著一批虔誠的信徒。正是毛澤東和他的信徒們,在20世紀的中國,以革命的名義殺害了無數中國人。

作為內政,政權的更迭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模式,大致可以分為古代和現代。前者充滿了霸道、詭計、暴力,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模式,後者則是謀劃、論爭、投票,是成敗於票箱的選舉模式。戰爭模式血流成河,是中古時期野蠻愚昧的政治理念的產物。文藝復興推動了人的解放,工業革命、科學革命、政治革命使人類步入現代文明。政權更迭不再是中古時期的血腥野蠻,而是以民意為基礎的議會政治,即公民主導的和平運動。在民治時代,毛澤東所謂“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實則是對國家、國民的劫持。

毛澤東另一句名言“馬克思加秦始皇”,說的是馬克思暴力革命和秦始皇暴政。八大二次會議上他明白無誤說到:“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他之所以露出一幅暴君加流氓的嘴臉,就在於他清楚沒有民意基礎,維持政權除了暴力,還需要無賴。

中國傳統的基本價值是仁愛,即便是董仲舒的“獨尊儒術”,也是褒仁政貶暴政,對秦政的抨擊多於肯定。肯定者大多與郡縣制有關,抨擊者則以“仁義不施”直指暴力。王夫之所謂:“秦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

從土改到肅反的殺人如麻,之後歷次運動的冤獄遍地;直到文革的紅色恐怖,抄家、扒墳、批鬥,無所不用其極!暴力革命就是明火執仗、肆無忌憚的恐怖主義。除八十年代短暫的開明時期,暴力政治依然如故,只是不再明目張胆而已。暴力維穩、暴力拆遷,跨境抓捕、神秘失蹤、惡行種種,不一而足!以恐怖治國,法治無從談起。而這一切在暴力崇拜者眼又算什麼?看家本領,小菜一碟。能讓信徒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毛氏大手筆,只能是全人類的滅頂之災!

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直言道:“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半個世紀之後,暴力崇拜的忠實信徒發出更瘋狂的聲音:“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來全力發展核武器,爭取能夠在十年之內,儲備足夠消滅掉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核武器。”在網路嚴格管控的中國,這種令人髮指的反人類叫囂,至今冠冕堂皇地刊載在百度的網頁上!

如果真有什麼“中國特色”,自然非“黨文化”莫屬。毛澤東推崇秦政治、秦苛法,恰好是中共自己的歷史地位:皇權專制之餘孽,苛法惡政之大成。太平天國的“基督教加巫術”,與毛澤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異曲同工,地地道道的“中國特色”,只不過這正是中國文化的糟粕,是最野蠻、最落後的東西。

“黨文化”是中國社會轉型最大的障礙,如果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不告別“黨文化”,任何希望和前途都無從談起,坍塌和崩潰只是個時間問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新世紀特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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