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兄弟作品《毛澤東槍殺耶穌》，儈子手是由七個手持步槍射擊的毛澤東的雕像組成
李洪林先生曾痛心地說過：「毛澤東親手培養的『黨文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空前絕後的精神創傷。無論夏桀和殷紂，無論周厲王和秦始皇，也無論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和明清兩代的文字獄，都比不上『黨文化』對整個民族傷害之深，這是精神世界的內傷，它抽掉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脊梁骨，消滅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獨立人格。」
「黨文化」也培育了作惡多端的中共集團，從土改、肅反到文革浩劫，樁樁件件都是明證。從文革對張之洞、康有為的扒墳鞭屍，便知這伙連死人都不放過的惡棍，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另一方面，黨文化也侵蝕中共，如今已成潰爛之軀。制度性貪腐無處不在，文憑造假屢見不鮮，投毒謀殺內鬥不斷，指鹿為馬謊話連篇。他們正把國家民族引向沒有正義、沒有是非、弄虛作假、道德淪喪的萬丈深淵。
正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潰爛的集團，在享受工業化、市場化經濟利益的同時，以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歪理，成為21世紀公開反對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司法獨立的個別政權。他們以階級的名義反人道主義，以共產黨初心反私有財產，以黨的領導反司法獨立，以輿論一律反新聞自由。但凡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以來的正面價值，都成為中共的敵人。
反普世價值、反憲政民主、反司法獨立，並不意味著中共有著優於現代文明的價值和制度。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實是自欺欺人。蘇聯解體宣告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同時也宣告了他們道路、理論、制度的失敗。至於文化，除了「黨文化」還有什麼文化可談？義和團還是紅衛兵？
有人把「黨文化」比作會黨文化，是指在控制他人為目這點上相通，但作惡無底線，禍害之慘烈，會黨文化豈能與之比肩？什麼是「黨文化」？就其範圍、罪惡而言可謂罄竹難書，其中危害最烈莫過於以下四條。而所謂毛澤東思想，其主要內容都包含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講，「黨文化」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他們之間是可以劃等號的。
痞子精神
階級鬥爭
唯物主義
暴力崇拜
本文不是解讀中共教科書的說辭，而是說明它們在中共政治中的實際功用。
一、痞子精神
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以流氓成為帝王者不乏其人，如劉邦、朱元璋。雖是流氓出身，大業成就之時，不光彩的歷史總會設法抹去，再端起架子裝出帝王的樣子來。再無恥的流氓，一旦得了天下，無論王道霸道，只會與流氓切割，絕沒有視痞子為同道，請痞子進廟堂的道理。
中共則不然。創建之時未必是劉邦之輩，但之後的農民運動則和痞子沆瀣一氣，非常之時用非常之法，並非不可理喻。建政之後仍視痞子為同道，奉痞子精神為信條倒是嘖嘖怪事。這個奇怪的現象和湖南農民運動分不開，和這個運動綱領性文獻——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分不開。這篇報告假革命之名為痞子造勢，以革命先鋒為痞子正名，正因如此，建政後痞子精神登堂入室也就順理成章。
文革中紅衛兵為代表的群眾運動再現了這一幕：以《考察報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為開場，再按報告所說「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游鄉。」只是土豪劣紳換成了教授專家、走資派。時至今日，從基層到廟堂，他們的幽靈無處不在。《芙蓉鎮》裡的王秋赦，已成這類人的符號，無信、無恥、無賴、無畏是他們的底色。尤其是無信與無恥，已經成為這個「革命」的重要遺產，深入到這個群體的骨髓之中。
所謂「痞子」，指的是惡棍、流氓、無賴這類人渣。之所以無信、無恥，就在於他們是沒有價值系統，不講社會倫理的邊緣人。他們以私利為目的，追逐錢權近乎變態，不講道義蔑視秩序，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黨內鬥爭如此，魚肉百姓亦然。這個不講政治倫理以痞子精神為信奉的政黨，沒有他們不敢編造的謊言，沒有他們不敢撕毀的契約，沒有他們不敢幹的壞事！這在中共建政後已成常態。
二、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指對抗階級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但無論如何，這只是西方政治經濟學一派觀點，而非荼毒天下的依據。中共在建政後，階級鬥爭除了是殺人無數口實，更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講邏輯、顛覆價值的工具。這一點危害最烈，卻不被人們所重視。
人在經濟結構中地位的不同並不意味著觀念、方法的不同，更不等於價值的對立。尤其在倫理道德系統，即使經濟利益的對立甚至衝突，也只是利益訴求的不同，絕不會有倫理層面的不同。如果在這一層面有所不同，甚至對立，則意味著結構崩潰、社會解體。任何一個族群都有經濟地位的分層，也就是所謂的階級，但並不因此就有「你要講衛生，我偏要吃蒼蠅」的對立。這意味著在基本價值判斷上，任何族群都有接近甚至一致的一面。比如善惡、真假、美醜，而不會因為階級的不同而不同。
以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論是非，是共產主義運動最荒唐的邏輯，其功效在於對價值蠻橫的顛倒。但凡打入另冊被整治、被迫害、被掠奪的人們，無不被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如地主、富農、資本家。以貧富劃分敵我，使富有成為罪名，再以階級鬥爭置人於死地。黨外如此，黨內亦然，無不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無不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種神邏輯無需羅織罪名的麻煩，也無需「莫須有」的精神負擔，只要帶上「階級敵人」的帽子，置人於死地的罪名即可成立。
李森科之所以批判遺傳學，並非他比孟德爾—摩爾根高明，而是給對方戴了頂資產階級的帽子。基於同樣的邏輯，就有了中共那些數不清的批判運動：批俞平伯、批胡適、批人道主義，批人性論，直到文革批無標題音樂、批牛頓的第一推動力，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種批判除了顛倒是非，有什麼道理可言？這個庸俗、荒唐的神邏輯，使史達林、毛澤東幾乎成為萬能的神明。
階級鬥爭在草創初期是殺人越貨的口實，比替天行道時髦。建政後則是控制他人、顛倒是非的殺器。
三、唯物主義
唯物主義在政治舞台上最瘋狂的表演莫過於法國大革命，當時各派政治勢力都提出了信仰問題上的主張，最著名的莫過於公社的「信仰理性」和市政自治派的「無神論」。在這兩派的堅持下，國民公會下令「以信仰理性代替天主教」，並把教堂改為理性教堂。恩格斯稱之為「用盡一切力量把宗教永遠破壞了」，其罪魁禍首正是唯物主義領軍的理性信仰。而這正是法國大革命最負面的東西，革命的神話演變成一場噩夢。
從人類文明史可知：一切文明的根性都源於宗教，否認神性就是文化自宮。法國大革命的「信仰理性」闖下了大禍，方知道「哲學是神學的婢女」自有他的道理。作為哲學的唯物主義，無需深究無神論對錯與否，一旦成為政治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立場必引發政治秩序紊亂，並導致專制獨裁登場。法國大革命如此，中國革命何嘗不是？
任何一個有序社會，法律都是維繫社會的紐帶，公平正義則是法律的根基。公平正義所具有的超驗性、神聖性，在東西方都保留在自身文明的根性中。它既是一個共同體的基本價值，也是一個理性邏輯系統（法律）的公理。
美國《獨立宣言》以「全人類在被（上帝）創造出來時就是平等的」的宗教信條，導出這個國家政治規則的全部。這個信條既可以理解為美國政治的公理，也可以理解為政治邏輯的起點。唯物主義無神論拒絕宗教，因此無法理解公平正義的神聖性。公理系統的缺失，邏輯起點的隨意，其法律註定成為不講是非，顛倒黑白的工具，連皇權專制都不如。
蔑視宗教否定神性，既缺乏終極關懷也沒有道德底線。沒有終極關懷使人成為急功近利的短視者，漠視長遠只有當下；沒有道德底線使人成為無惡不作的衣冠禽獸，社會變成從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叢林：貪腐遍地，亂象叢生。從山寨貨到假學歷，從食品安全到生態災難，從邪惡的政黨到潰爛的社會，無不拜賜於無神論者，作為總根子的唯物主義難辭其咎。
四、暴力崇拜
「《因政府而死》一書中估算了一個數字：在本世紀（20世紀），單是種族殺戮的死難者就達1.7億人。在人類歷史中，如此多的人死於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這種現象的存在歸因於一種現代的、冷酷自私的邏輯。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險和錯誤的思想——應該對本世紀這一可怕的統計數字承擔連帶責任。」（《開放的社會極其敵人》導論）
最應該對上億死難者承擔連帶責任的，當然是馬克思的暴力革命。這個危險和錯誤的思想，在中國不但大行其道，還成為崇拜者的聖諭。毛澤東是暴力革命狂熱的鼓吹者和踐行者，在黨內外有著一批虔誠的信徒。正是毛澤東和他的信徒們，在20世紀的中國，以革命的名義殺害了無數中國人。
作為內政，政權的更迭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模式，大致可以分為古代和現代。前者充滿了霸道、詭計、暴力，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模式，後者則是謀劃、論爭、投票，是成敗於票箱的選舉模式。戰爭模式血流成河，是中古時期野蠻愚昧的政治理念的產物。文藝復興推動了人的解放，工業革命、科學革命、政治革命使人類步入現代文明。政權更迭不再是中古時期的血腥野蠻，而是以民意為基礎的議會政治，即公民主導的和平運動。在民治時代，毛澤東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實則是對國家、國民的劫持。
毛澤東另一句名言「馬克思加秦始皇」，說的是馬克思暴力革命和秦始皇暴政。八大二次會議上他明白無誤說到：「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他之所以露出一幅暴君加流氓的嘴臉，就在於他清楚沒有民意基礎，維持政權除了暴力，還需要無賴。
中國傳統的基本價值是仁愛，即便是董仲舒的「獨尊儒術」，也是褒仁政貶暴政，對秦政的抨擊多於肯定。肯定者大多與郡縣制有關，抨擊者則以「仁義不施」直指暴力。王夫之所謂：「秦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
從土改到肅反的殺人如麻，之後歷次運動的冤獄遍地；直到文革的紅色恐怖，抄家、扒墳、批鬥，無所不用其極！暴力革命就是明火執仗、肆無忌憚的恐怖主義。除八十年代短暫的開明時期，暴力政治依然如故，只是不再明目張胆而已。暴力維穩、暴力拆遷，跨境抓捕、神秘失蹤、惡行種種，不一而足！以恐怖治國，法治無從談起。而這一切在暴力崇拜者眼又算什麼？看家本領，小菜一碟。能讓信徒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毛氏大手筆，只能是全人類的滅頂之災！
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直言道：「核子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半個世紀之後，暴力崇拜的忠實信徒發出更瘋狂的聲音：「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來全力發展核武器，爭取能夠在十年之內，儲備足夠消滅掉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核武器。」在網絡嚴格管控的中國，這種令人髮指的反人類叫囂，至今冠冕堂皇地刊載在百度的網頁上！
如果真有什麼「中國特色」，自然非「黨文化」莫屬。毛澤東推崇秦政治、秦苛法，恰好是中共自己的歷史地位：皇權專制之餘孽，苛法惡政之大成。太平天國的「基督教加巫術」，與毛澤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異曲同工，地地道道的「中國特色」，只不過這正是中國文化的糟粕，是最野蠻、最落後的東西。
「黨文化」是中國社會轉型最大的障礙，如果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不告別「黨文化」，任何希望和前途都無從談起，坍塌和崩潰只是個時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