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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全藏最神聖的佛殿——大昭寺被砸 紅衛兵遭報(三)

——鏡頭下的西藏文革

一位當過紅衛兵的拉中學生委屈地說:「一九六九年,除了在文革之前進校的新生班,拉中其他學生全都被趕到鄉下當知青去了(據記載,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薩中學首批132名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我們是西藏最早的知識青年。當時拉薩的老百姓都說這是報應,因為最早是我們去砸大昭寺的,這下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活該。拉中低年級的學生們也抱怨說,拉中的那些老一批的學生,把大家都連累得抬不起頭來。其實我們都是替罪羊,被人家當槍使。我們十八九歲的孩子懂什麼?從這方面講,我們是犧牲品。」

(續上)然而,1966年8月24日那天,去砸大昭寺的僅僅只是學生紅衛兵和居委會的積極分子嗎?我從採訪中得知,實際上還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被稱為“三教工作團”,包括解放軍軍人和有關部門的幹部。

“三教工作團”是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名詞,在此須得作簡單的說明。

一九六三年九月,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西藏掀起以階級教育為重,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前途教育的“三大教育”(簡稱“三教”)運動,無數負有特殊使命的軍人、幹部以及剛畢業的學生,有漢人,也有藏人,呈輻射狀被派往各地乃至農村和牧區長達數年,用中共術語來說,“通過階級教育把農牧區的階級鬥爭蓋子揭開”。這實質上是一個甄別異己或肅清異己的運動。

中國各地以社會主義教育為主的運動在文革開始前已告結束,而步調歷來慢半拍的西藏還在繼續搞“三教”。正如我的一位受訪者回憶文革前,她當時是西藏公安學校的老師,1965年11月初下鄉去扎木農村搞“三教”,在那裡呆了差不多五個月,因懷孕以及需要參加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才返回拉薩。她說:“起先我被安排在專案組當翻譯,審查‘三教’期間發現的那些對共產黨不滿的人,有問題的人,以及成份不好的領主、代理人等。我們這個專案組有三個人,一個是公安廳預審處的處長,一個是大學生,做記錄的,我是翻譯。他們都是漢族。哪個地方有案子了我們就要騎馬去調查。經常要這麼跑。……現在想起來,其實那些被審查的人都窮得很,說是什麼農奴主,但窮得很,因為“民主改革”已經結束了,已經是65年了,那些農奴主早就被革命得乾乾淨淨了。”

那麼,遍及西藏各地的工作團是否在開展“三教”的同時也大破“四舊”?其實早在文革之前,西藏不少地方已有砸寺院、斗喇嘛的現象發生,不能不說與“三教工作團”沒有關係。中共方面後來也承認,正是在“三教”運動中,“發生了不少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破壞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我採訪時,一位藏族知識分子指出,“三教”其實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開頭。

那麼,大昭寺也要搞“三教”嗎?或者說,那天在砸大昭寺時,“三教工作團”就在現場嗎?是的,也在現場。在我父親拍攝的其中一張砸大昭寺的照片上,大昭寺的前院遍地堆擠著殘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徵物。二樓露台上十幾個人都是學生紅衛兵,而樓下除了幾個手持紅纓槍的男紅衛兵,角落有四個穿軍裝或軍便服的身影。

“三教工作團”不但就在現場,而且在學生和居民進入大昭寺之前已駐紮寺中,並開始用軍車將珍貴的法器、供具和古老的經書、唐卡等運出寺外,至於運往何處誰也不知道。有人記得,“三教工作團”的團長名劉方,後任城關區書記,此人霸道且貪婪,將供奉在“覺康”釋迦牟尼佛像前的一盞用黃金打制的供燈(藏語發音“龍東司恭”)佔為己有。另外,在我父親拍攝的同時期照片中,有一張畫面上是“革命群眾”捧著標題為“熱烈祝賀立新大街的誕生”的大字報,署名是“三教二團全體革命……”,這表明,“三教工作團”至少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依然存在,依然活躍於更名為“立新大街”的帕廓街。

所以,一位當過紅衛兵的拉中學生委屈地說:“一九六九年,除了在文革之前進校的新生班,拉中其他學生全都被趕到鄉下當知青去了(據記載,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薩中學首批132名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我們是西藏最早的知識青年。當時拉薩的老百姓都說這是報應,因為最早是我們去砸大昭寺的,這下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活該。拉中低年級的學生們也抱怨說,拉中的那些老一批的學生,把大家都連累得抬不起頭來。其實我們都是替罪羊,被人家當槍使。我們十八九歲的孩子懂什麼?從這方面講,我們是犧牲品。”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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